徐实：我加入了一个知识分子聊天群，却被他们的无知吓到了

杨弘

　　受好友邀请，我加入了一个以人文社会学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微信群。作为一个理工科专家，我对人文社会学科一直抱有浓厚兴趣，也从一些群友的讨论中受益颇多。不过群里最近却出现了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话题：某些知识分子摆出一副“心忧天下”的姿态，认为自己处于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之中。所谓“危机”到底是个啥，且听我下面分解。

　　先是有位211高校的管理学教授，转发一个由来已久的谣言，说转基因作物让山西境内的老鼠都灭绝了。这个谣言的最初版本出自《国际先驱导报》，说“先玉335”这个品种的转基因玉米导致山西的老鼠濒临灭绝。这位教授由此一口咬定“转基因农作物是西方生物武器、将导致亡国灭种”。怎么说呢？一看就是没种过地的人啊。一般来说，因鼠害而损失的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5%。甭说一个省了，你要是能够让一个县的老鼠灭绝，当地粮食产量立刻提高5%。从天而降这么大的政绩，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还不得乐开了花？

　　当然，现实中也没这种好事，山西省农业厅早就公开辟谣，声明“先玉335”玉米品种是通过国家品种鉴定的杂交品种，不是转基因品种【1】。而且，乡、村干部和农民普遍认为老鼠变少是由于猫的饲养量增加，产生生物抑制作用，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和村民住房由砖瓦结构改善为水泥结构，老鼠不易打洞做窝而造成的。

　　我刚在群里辟过谣，马上冒出一位某市委党校的教授，痛陈中国食品安全已经黑暗到了极点、已经没有什么食物可以放心吃了。此公的论据是一篇号称“袁隆平院士写的泣血文章”，我打开网页链接一看，立刻判断为伪作——袁隆平院士很忙，没功夫去写这种无聊文章；而且文中的知识性错误比比皆是，袁院士绝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例如，这篇假托袁隆平院士所作的文章声称，国内现在养鸡都是靠激素，所以养出的鸡只要30天就可以宰杀。其实，肉鸡生长周期缩短是品种选育和工业流程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和激素无关。农业科学界对此早有大量论述，以下这张图片倒是可以比较直观地说明问题。如今的肉鸡，生长1个月顶以前2个月。

图片来源：http://poultryprogress.com

　　通过缩短肉鸡生长周期来降低鸡肉价格，对老百姓来说当然是好事，这样才能吃得起更多鸡肉嘛。可是把肉鸡长得快归咎于生长激素的作用，未免太荒诞了。

　　生长激素是作用于细胞表面受体的分泌性蛋白质，也是临床上非常昂贵的药物，专门用于治疗由垂体疾病导致生长停滞的病人。哪怕是价格相对较低的国产剂型，一针生长激素的价格也在1000元左右。要是把这东西用在鸡身上，一只鸡的成本少说得上万元，未免太得不偿失了吧？

　　然而，并非所有群友都对辟谣感到满意。接下来，一位211高校的哲学教授向我提出质疑：“科学家们如果以拯救天下黎民苍生为己任，何不开发出一套低廉的、少打或不打疫苗的医药医疗体系？摆脱了资本利润逻辑，安全又营养，老百姓肯定不会有想法。”

　　这个问题能让所有医药界人士哭笑不得。很遗憾的是，这位教授永远不可能看到自己的想法得以实现，因为他的想法内部存在不可调和的逻辑矛盾：低廉的医药医疗体系必然依靠建立在疫苗基础上的预防医学，少打或不打疫苗的医药医疗体系就不可能便宜——少打或不打疫苗必然增加患病概率，而治疗疾病的费用比起预防疾病的费用，高出两个数量级都不止。

　　例如，按照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现在的价格表，默沙东的9价宫颈癌疫苗（加德西9）的终端售价为$204.87美元【2】。可是治疗宫颈癌得花多少钱？就算病人运气很好，经过一期化疗加上肿瘤免疫疗法能把命捡回来，在美国的治疗费用也不会低于20万美元；放在中国，即使治疗成本只打3折，也有40万人民币了。

加德西疫苗对于预防多种癌症都有极为明显的临床收益，年轻女性应该尽可能接种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预防医学的重要性。例如，上海市从2013年开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23价肺炎疫苗。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控制医保支出总额——老年人的肺炎发病率是年轻人的10倍，老人一旦因为肺炎入院治疗，医保就会增加至少10万元的支出。用150元的疫苗可以保证老人10年之内不得肺炎，实在划算。由于很快看到了成效，上海市一直在大力推广老年人肺炎疫苗接种项目【3】。

　　谁知我刚介绍完疫苗接种的意义，群里又冒出一位“独立学者”，杀气腾腾地说什么“疫苗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接种疫苗会导致疾病爆发和绝育”。我很好奇这些耸人听闻的想法都是从哪里来的。“学者”介绍说，这都来自他自己的著作《生化超限战：转基因食品和疫苗的阴谋》。我在网上搜出来看了一下，为其脑洞大开的内容深深震撼。在此摘取一部分章节，与各位读者赏析一下：

　　不过短短3段话，竟然满满都是糟点和知识性错误。

　　制药企业的商业模式竟然是“制造对瘟疫的恐慌强制推销疫苗”？看来这位作者对流行病学和医药营销都一无所知。从流行病学上说，一般70%以上的接种率才能有效防止恶性传染病的大爆发；也就是说，少数人接种疫苗对公共卫生的意义不大，疫苗接种率超过一个很高的临界点才有意义。

　　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制造对瘟疫的恐慌强制推销疫苗”。主动接受疫苗接种，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而且按照国家规定，乙肝疫苗、卡介苗等一类疫苗由国家免费提供、并且强制接种，与制药企业的推销毫无关系。如果缺失国家一类疫苗的接种记录，相关教育机构可以拒绝该儿童的入托或者入学。

　　“疫苗引发本已绝迹的小儿麻痹症”则是完全错误的说法。预防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的疫苗主要有两种：需要皮下注射的索尔克（Salk）疫苗是灭活疫苗，而口服的萨宾（Sabin）疫苗则是减毒疫苗。由于萨宾疫苗制造成本很低，而且口服接种极为方便，因此我国长期强制性接种萨宾疫苗。萨宾疫苗十分安全，但每300万接种口服脊灰疫苗的人中约有1人会出现脊灰疫苗相关病例（VAPP），这种极低的不良反应率是临床上可以接受的，不存在什么“疫苗引发本已绝迹的小儿麻痹症”【4】。

　　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亲自参与接种脊髓灰质炎萨宾疫苗，服下疫苗糖丸的小朋友顺势一亲，留下了温馨的瞬间。某些人能把疫苗接种说成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脑洞开得够大

　　“在发展中国家人群中肆意进行疫苗试验”就更说不过去了。世界范围内的临床实验基本依照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的规程进行，ICH的成员国包括美国、欧盟、中国、日本、加拿大、巴西、韩国等，印度、古巴、南非等国是ICH的观察员。ICH对临床实验的指导原则是《赫尔辛基宣言》，由此产生ICH和各成员国、观察员国药监机构的操作细则。

　　这意味着，所有制药企业的临床实验都必须符合人道主义和自愿被试的原则，不符合上述原则的临床实验数据根本不会被药监机构接受。也就是说，如果“在发展中国家人群中肆意进行疫苗试验”，产生的数据会被药监机构自动视为无效，根本不能用于申报新药，所以发达国家的制药企业不存在这么做的动机。

　　而且，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市场普遍规模有限，欧盟和美国则是最成熟、容量最大的医疗市场。站在制药企业的立场上，优先针对欧美人群开发疫苗才符合商业逻辑。

　　我极为反感对公共卫生话题胡言乱语的做法——这会对别人造成误导，导致别人不能及时接受正常的治疗，甚至接受错误的治疗。这么做的人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感。而且，不存在占据某种政治立场就“天然正确”的道理——无论占据什么立场，以造谣来宣传自己的观点都是可耻的。

　　群里的争论让我感到忧虑，因为热衷于传播乃至制造谣言的人远不止以上几位。这些人还都是知识分子，更确切地说，是一些“老派知识分子”——这些人多在改革开放初期接受高等教育。由于当时高等教育属于稀缺资源，他们确实容易获得超越同龄人的见识，在自己和其他人眼里，都容易产生最聪明、最优秀的形象。或许，正是“驾东风”的感觉、在重要岗位的忙碌工作等等，拖累了他们自身前进的脚步。如果他们固步自封、疏于学习，跟不上时代发展，知识结构就会逐步陈旧。

　　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使得年轻人的知识量暴增，将抱着优越感不能自拔的“老派知识分子”远远抛在后面。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如果不能有效获取新知识，“知识分子”也会缺少知识。

　　而且这些“老派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幻觉：以为只要拥有所谓“常识”、再加上懂得一点哲学，不用结合具体的科学知识就能解释和解决一切问题。实际上，他们在许多现实问题面前，连起码的判断力都不具备。看到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有些人不但不感激科学工作者为自己创造了更好的物质生活，反而萌生“受迫害妄想”，认为科学工作者开发的可能是可怕的、不人道的技术。这种反智主义其实反映了我国文科人才培养体制的严重问题——相当一部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缺乏对现代科学体系的了解，进而产生误解、曲解和无端恐慌。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老派知识分子”都在著名高校和党校中担任教授，负责管理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他们连自己的知识体系都不健全、对不了解的事物妄加评议，能把什么样的知识和信息传递给学生便可想而知。这样的师傅只怕很难把学生领进门，学生的修行也就完全靠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