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黄昏

杨弘

美国统治精英的未来困境——保大清，还是保中国？
2021.4.4

美国在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遇到了当年大清面对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列强时类似的处境。
对方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新型文明形态。当然，可以按照帝国过去的惯有思维，将其简单列为“蛮夷”，以便自己回到思想上的“舒适圈”中——怕什么，这种蛮夷咱们过去见的多了。
总之，我不愿意，或者懒得去真正理解对方到底是什么。因为按照过去的常态，这也没什么大问题，我有力量，我管你是什么呢？不服一概灭掉就是。
而三十年前耗死苏联的“辉煌”，以及苏联和中国在表面上的某些相似性，更增加了美国的这种自信——和平演变，它撑不了多久的。某种程度上看，这也在客观上起到了麻痹美国的作用。
更何况，还有源源不断的中国公知，前赴后继跑到美国去，投其所好说中国很快就要崩溃了，国内就要压不住了，就要“民主”了，就差两个人了。虽然在主观是出于对中国的仇恨和对美国的献媚，但在客观上一定程度让美国的天朝上国心态产生了逻辑闭环——你看看，这些中国精英都这样说了，更加证明了我是没错的。
到2016年左右，现实明显与舒适圈中的想象开始不同的时候，美国精英才开始初步反思，但也是很浅显的应激，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中国到底是什么。不过是想，嗯，和平演变不行，那就贸易压榨吧，这总行了吧？我们美国这么强，谁能在我们的贸易压榨之下不服软的？
而中国不但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屈服，甚至顺差还增加了。更过分的是，2020年的疫情大考，只要是明眼人都能看出美国内部的虚弱和中国的强劲韧性。
当然，到2021年为止，美国还是没有真的做好试图去理解现代中国的打算。这也可以理解，鸦片战争爆发是1840年，但直到1872年才派出第一批留美幼童，到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才真正让古老的帝国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得不试图被迫去进一步深刻理解这个早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去进一步认识西方的文明形态。
而美国现在还处于攻势，最多也只是刚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它还在幻想着，可以不需要“开眼看中国”，也能做到“一切尽在掌握”，就像当年击败苏联那样。
然而中国不同于美国过去遇到的任何一个对手，“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和这种文明形态，已经超出了美国现有的理解能力，它无法理解这是什么，也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与中国这个国家和人民发生相互作用的。出于历史惯性和傲慢，它更愿意简单的将这个它不理解的东西用“民主”和“专制”的概念做一个二极管式的划分。
做出这个划分，一切就简单多了。中共是邪恶的，所有支持共产党的中国人，要么是坏蛋，要么是被洗脑了，要么是被逼迫的，不可能有其他选项。至于“中国人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是在理性思考之下产生的对共产党的认同”这种，完全不可能，我也不理解，也不想去理解。
我大美利坚的统治精英逃避这种理解，除了“山巅之城”的傲慢之外，在潜意识的深处，或许还隐藏着更可怕的恐惧感——万一，万一，最后那一种可能性，居然是真的怎么办？
当前的大清，也曾经面临这种二者选一的艰难抉择。
如果不去认真看待西方，仍然将其与过去周边的“蛮夷”看待的话，那就会忽视这个可怕的敌人，甚至无法去真正学习它，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堰塞湖早晚有一天会决堤。
但如果“开眼看世界”了，面对这样一个实际上比自己更先进的文明形态，我内部的国民，在这个“开眼”的过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心态？这种新的心态，会对我的统治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保大清，还是保中国？
中国当然不会去像当年的列强那样侵略美国，但随着中美差距的逐渐缩小，美国资本主义为富人服务，靠吸血全球来维系本国底层“美国梦”的路子会越来越窄。靠假民主来诈骗、麻醉国民的伎俩会在现实的利益紧缩之下捉襟见肘，在对手现实映衬之下显得破绽百出。
穷则思变，如果没有一个镜像作为对比，那么日子也就那么过了。但是如果有一个彼岸，哪怕是被重重丑化过的，只要现实的力量对比足够明显，明显到可以不需要任何传媒就能感知到的程度，现实传来的力场就会压倒一切CNN和BBC。正如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再也无法欺骗自己还是“天朝上国”一样。
美国统治精英现在当然还是可以傲慢一段世界，可以故意丑化中国，污蔑新疆。但中美的力量对比还在继续发生变化。而美国甚至还没来得及理清楚对手的力量源泉究竟在哪里。
如果这样下去，在未来三四十年内，美国统治精英或许就将不得不面对这个无法做出的选择——保“大清”，还是保“中国”。

杨弘

“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历史的终结“”
2021.4.25

近年来，我国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我们当前的治理能力还不够现代化。这也可以理解，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而过去70年来，中国是以一种相比于西方社会“压缩”了的方式，从一个发电量是美国几十分之一的农业国家跑步冲入现代化社会的，经济基础变动非常剧烈，上层建筑就容易跟不上。

那我国现在的治理能力怎么样呢？从去年以来的疫情看，相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是很优秀的。其他国家为什么不敢像中国一样彻底封城闷死病毒，然后痛痛快快放开恢复生活，而非要搞那种封一半露一半，然后一直这样半死不活全民都不安生的政策？因为闷死病毒至少需要14天，而人如果不吃饭，在这之前就要先于病毒而去了。大家都被封在家里，谁来给几千万人送饭送水送日常用品？这就很考验社会治理能力了。

现在看来，除了中国，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当然了，他们会以“我们国家自由民主，不能强迫把人民关在家里”作为辩解。会以“不自由，毋宁死”来狡辩。说的好像56万死去的美国人都是为了自由自愿赴死的一样——有不戴口罩的自由，但没有不去死的自由。

西方世界显然无法理解这一点，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能迅速冲到自己面前，甚至还由此产生了会威胁自己的感觉。按照西方传统的政治逻辑，这点解释不通。在他们看来，评价一个政治制度只有一个维度：民主的还是专制的。而中国没有多党竞选，那自然被划于专制之列。一个专制国家，民众要么被洗脑，要么被压制，起点又这么低，不可能以这么快的速度创造这么多的财富。退一万步，就算是碰巧了暂时发达了，也不长久，只要外部一打压，比如说经济战这样的，他肯定就完蛋了。

但两年多过去了，经济战不但没有打垮中国，倒是西方在疫情面前灰头土脸了。
这就比较尴尬了，中国的成功，在政治上没办法解释，是违反“常理”的，按照“常理”，三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或者十年前，或者五年前……就应该崩溃了才对。

其实中国成功的秘诀，都写在历次党代会的报告里面，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世界了。但西方认为那是假的，死活不看。或者还有聪明一点的，看懂了，但是不敢告诉本国人，毕竟这对西方人而言也算是“未曾设想的道路”，万一……

回到国内，十八大以来，这届领导层啃了不少“硬骨头”，中国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民心为之一振。但只要还没实现共产主义，现状与人民群众更美好的期待之间，就肯定还有相当的距离。如果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微观观察者，浸入这个社会的细微之处感受，总会发现不少不合理的地方，官僚主义、教育问题、人口问题、劳动者与资本家的问题、医疗养老问题、房价问题、城乡可持续发展等等。每一个都棘手，都有很多人不满意。

但是中国政府是去真心实意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问题的。有些问题确实短期内无法彻底解决（例如官僚主义），有些难度很大（例如精准扶贫），有些成本很高（例如抗疫），但是仍然在尝试去改变，去在体制机制上探寻更合理的方案，与时俱进。不忘初心，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至少知道自己是有可进步的空间的，并且愿意迈开步子，去寻找进步的方法。

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社会这些年来快速发展的动力之一。

如果都“历史的终结”了，那这体制也就基本上改无可改了。都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了，那还怎么改，没得改了。如果在这样的社会里再出了大问题，那一定不是体制的问题。有可能是共和党不行，解决方案是换民主党。那民主党也不行了，可以再换共和党。换来换去无穷匮也，每一次更换，都是“纠错”，都是“民主的胜利”，都是“人民说了算”。

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纠，整个社会在无关痛痒的地方打转，或者看到了问题也没法改。

毕竟都历史的终结了嘛。终结了，那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出问题了是人不行，不是体制不行。我们就这样了，官都是你们自己选出来的，选出来的官，有选票这个“仪式”护体，所以可以不在乎民意，干不好大不了旋转门，你们遭罪也是活该，不满意可以再选嘛。

“历史的终结”的底气，是来自于西方世界三百年来的统治地位，也来自于冷战胜利的狂妄自大。没想到仅仅三十年之后，就气喘吁吁了。

三百年山巅之城的历史，给西方的自信，或者说自傲，是极为坚固的。政治精英们潜意识里不认为其他人能比他们做的好，不认为昂撒匪帮的罪恶统治真的可能会终结。

这种“坚固”一方面给了西方社会雄厚的“政治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因此具有很强的反颠覆能力。民众自发自觉地真心相信本国的价值观，就算有不好的地方，那是某个政客不好，是某个政党不好，是某些人不好，但不是我们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不对。所以西方可以毫无顾忌地用“自由X洲”来对别国搞颜色，而不太用担心别国对自己搞颜色（曾经被苏联吓过一跳）。另一方面，在新出现的更先进的文明面前，这种“坚固”又反过来成为制约自己“开眼看世界”的阻力，甚至千方百计扭曲对方，幻想着“我说你坏你就要完蛋”，不听不听我就不听，慢慢变强的你肯定是幻觉，不可能真的比我先进，全是幻觉，不可能，我已经是历史的终结了，不可能有超越我的存在。

我预测，随着中西方对比的变化不断深入，西方世界会变得越来越“保守”，变得“向历史中寻求强国之道”、“向宗教中找答案”、“一定是我们做了什么违背祖宗之法的事情才变得这么糟糕”。

这种“保守化”会逐渐加深，直到某个节点，已经无法被现实支持的“天朝上国”的幻觉被彻底击碎，迎来一场“甲午战争”，才能真正地彻底反思自己。

2020年的新冠，对西方而言，顶多算是个“鸦片战争”，有点震惊，不过也就是那样了，56万人可以死，但祖宗之法不可变，改是不会改的，要我改是不可能的。

对于中国而言，也要避免重蹈西方覆辙。要知道，如果中国成功实现了“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就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或者说近代化以来，从相对高峰被打倒谷底，再重新凤凰涅槃重生回到历史高位的国家。这种伟大的历程，比只是上升的西方更具有震撼性，从某种意味上，暗示着“中国不可打倒”——强大一次不算什么，从强大摔了一跤到人见人欺，还能再爬起来重回巅峰。这很容易被后人蒙上一层神秘主义的光环，如果被解释为“昭昭天命”、“上帝的选民”、“神青睐的国度”、“人种的优越性”等等，也是很容易的。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的再远，也不能忘了来时的路。只要还有私有制，只要阶级矛盾还是无法调和的，还需要有政府，那就要推动社会治理能力不断走向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公平正义的需要。现代化不止会解决旧问题，也会不断创造前所未见的新问题。我们不是靠“神性”洗脑来获得自信的“山巅之城”，那是走不通的。中国只能依靠人民的力量、依靠科学的力量，才能解决现实问题。

物质是永远运动着的，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新的矛盾继续推动文明演进，人类社会需要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变化，没有什么社会结构是永存的，历史不会终结。

杨弘

疫情一年多了，也该回头看看“屋子里的大象”了
2021.5.15

去年年初，新冠病毒刚刚在武汉出现的时候，“吹哨人”这个概念一度甚嚣尘上。渲染出一幅“专制国家压制信息，内部反抗者为民冒死公开真相被迫害”的很符合西方想象喜闻乐见的画面。

那时候，有些舆论把“吹哨人”说的非常重要，中国正是因为体制压迫，导致“吹哨人”被打压，“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所以疫情才会蔓延。

且不论李医生是否真的算是“吹哨人”，但有个更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摆在全世界面前，但现在很多人却心照不宣地视而不见：

——国外的“吹哨人”哪里去了？

截止到目前，中国累计感染新冠病毒9万人左右，而这个数字在美国是3366万，印度2437万，法国584万，英国444万，德国358万，意大利414万，日本67万……

除印度之外，这些都是所谓的“发达国家”。
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感染9万人的中国，光被弄到国际知名的，被西方媒体故意打造成“反体制人物”的，就至少有李医生和方方。
美国感染3366万，内部为何如此安静呢？怎么就没出现一个“吹哨人”来挽救国家呢？按照张千帆教授的观点，“民主国家”嘛，透明公开，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就会一起起来监督政府，政府立刻就可以把疫情压下去，因此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蔓延。
当时网络上还有句论述：中国善于解决发达国家不会出现的问题。

这种与“传统理论”背道而驰的现实巨大差异，本应该是理论界、思想界、舆论界最好的深入挖掘、研究、思考的对象，但现在似乎确是一片沉默，很少有人去深挖。

那我就来抛砖引玉一下，提供提供研究思路和方向，看看能不能出篇博士论文。

理论和现实产生了如上的差异，西方最终疫情泛滥，那么有以下可能的原因：

1、所谓“吹哨人”对抗疫根本就没有用。
2、“吹哨人”对抗疫有用，但西方没有出现“吹哨人”，导致疫情蔓延。
3、“吹哨人”对抗疫有用，并且西方也确实出现了“吹哨人”，但由于某些原因他们“被消失”了。

如果原因是1，那还可以进一步对可能性进行细分：
1-1、西方民众愚昧，在他们耳边“吹哨”，他们也听不见。
1-2、西方民众不愚昧，他们听到了吹哨，但由于统治阶层压制言论自由，导致民众观点无法传达到上层并作出正确决策。
1-3、西方民众不愚昧，他们听到了吹哨，统治阶层也听到了，但你们死不死和我没关系，我要维护资本家利益，你尽管吹，反正老子坚决不改。

如果原因是1-3，那还可以进一步对可能性进行细分：
1-3-1：西方国家人民没有选票，所以虽然民众想抗疫，但他们无法影响到统治者，统治者就是不答应。
1-3-2：西方国家人民有选票，但选票没用，统治者根本不搭理他们。
1-3-3：西方国家人民有选票，统治者也敬畏选票，但是被选票选出来的统治者只是打工仔，根本不敢违背老板旨意，也没能力组织抗疫。

如果原因是2，那还可以进一步对可能性进行细分：
2-1、西方社会专制独裁，压制言论，无法出现“吹哨人”。
2-2、西方社会言论自由，但民众普遍愚昧，没有能力担当“吹哨人”。
2-3、西方社会言论自由，民众也不愚昧，但是社会冷漠麻木，大家都不想出这个头。

如果原因是3，那还可以进一步对可能性进行细分：
3-1、西方社会规定，谁敢发布疫情信息，无论正确还是错误，都要惩办，最高罚300万。
3-2、FBI有大卡车，谁敢吹哨就撞死谁
3-3、西方统治阶层控制了互联网，谁敢吹哨就删帖，封号。
3-4、西方社会养了一群水军，代号1450，谁敢吹哨就群起攻之，咬死他。
3-5、如果是有身份的人出来吹哨，不太方便用卡车解决，就把他解职，让他滚蛋

当然了，也许以上可能性都不对，但“理论”和现实的偏差根源在哪里呢？我国这么多专家、学者，泰斗，博导，相信肯定能研究个水落石出。

杨弘

我国对外舆论宣传欠缺的一个元素
2021.6.12

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强调，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近一两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我国逐步远离了“挨打”和“挨饿”的危机，进入了“挨骂”现象更为突出的时代。而对于外宣成效，目前网友们普遍是不满意的。过去外交上发声比较软弱，现在外交的声音强硬起来了，但是媒体层面对外舆论工作表现并不理想，声音弱传播差，距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的期待，还有相当多的问题要解决。

外宣疲软，这是一个系统问题，是综合性的，不仅仅是单一元素导致的。这个话题太大，本文只挑选其中之一来做论述。

媒体的内容是产出，受众就是市场。媒体只有生产市场需要的东西，才能更深入人心，传播更广。

如果你是一个外国网友，你能从中国的对外舆论中，找到自己感兴趣，或者想要的东西吗？

或者换个角度，为什么境内很多网友，很喜欢看“外媒”的东西？甚至有墙也要翻出去看看？

第一，西方毕竟是强势文明，他们的态度是很多国人所关心的，想看看外面怎么说。
第二，“外媒”上有很多“内媒”上没有的新闻，虽然现在看来不少是胡编乱造甚至恶意造谣，但人类的天性就是喜欢新鲜的，甚至喜欢阴谋论或者耸人听闻消息的。这种东西看多了，也会被潜移默化影响到，甚至觉得万里之外的外媒比生活在中国的自己更了解中国。
第三，“外媒”上有一些其他的价值观，提供了另外的角度来看待世界，这也是新鲜有趣的事情，虽然这些价值观本身可能是垃圾。
第四，有些人盼望强势的“外媒”可以影响中国。

那外国人看中国媒体，先不考虑渠道问题，就算是看了，他能得到什么？

日常得到“西方指责我都是乱说的，我不是我没有”的被动苍白辩解？这对他有多大意义？在BBC、CNN们的强大轰炸下，又有多少人信这种辩解呢？
看书法看熊猫？熊猫或许会看一点，但也就仅此而已了，不会上升到对中国这个国家的理解。
看中国的普通流水账新闻？除非他本身就是对中国感兴趣的，否则又能有多少关注呢？

现在西方人的头脑中，对中国的印象普遍是被国际强势媒体种下的：专制、残暴、冷酷、光怪陆离、邪恶，当然，也有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但在前面这些形容词下，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只是更增加了对西方威胁性而已，相当于坏人枪膛里的子弹。

中国到底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到底是怎么样的？她的理念是什么？
中国政府的日常治理是怎么样的，都解决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说共产党是比西方虚伪的“假自由、假民主”更高等级的文明形态？
共产主义为什么是人类的未来？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问题，真的只是政客不行，选举换一个的问题吗？如果不是，该怎么办？解决路径是什么？
为什么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无法解决弗洛伊德被跪死的问题，黑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除了0元购的绝望发泄轮回，还有没有“未曾设想过的道路”？

这个清单越往下列，越会明确意识到——不存在这样一种外宣方法，能够做到对外解释自己，但同时不对外清晰地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

而后者正是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外宣一直试图在徒劳去做的。自冷战之后，共产主义沦为妖魔化象征，凡是谈到共产主义，谈到社会主义政党，先扣上个邪恶的帽子再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选择了闭口不谈意识形态，只谈经济发展，谈利益共赢。这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是有作用的，韬光养晦，减少了外部不必要的敌意，保护了经济发展大局。

但现在，随着中国体量的庞大，西方已经到了“你太大了，无论你实行什么政治制度我都要摧毁你”的地步，这个时候还恪守“不输出意识形态”、“不干涉别国内政”，就变得意义有限了。对手都把刀亮出来了，已经没办法再"逃避”下去了。

西方长期以来，一直在通过所谓的“新闻舆论”来制造谎言，干涉中国内政，炮制了无数假新闻，从新疆到香港，从西藏到内地。

但中国媒体呢？近三十年来，中国媒体可曾首先挖掘出哪怕一个西方社会内部的负面新闻？或许有，但我不记得了。所有的新闻，都是“据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据路透社报道”、“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资本主义媒体，本身就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平日里干的就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小骂大帮忙”模式——讨论中国发生的负面事件时，处处往“体制问题”的根上刨；到了西方自己的负面新闻时，什么政治体制问题都没有了，历史都终结了。中国疫情时，各种都是体制问题导致的——药方是自由和民主。到了美国疫情死了60万人时，所反映出的政治体制问题呢？在哪儿呢？美国的“政治制度”不需要因为抗疫不力做出什么改变。啊，或许只是少数人不好，比如特朗普，我们不是把他选下去了吗？

对于西方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每天是能看到本国社会内部问题的。但从教育到媒体，统治阶级长期的洗脑已经使得他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问题了。毕竟西方的政治制度已经是人类历史的完美形态了，是终结了的，不需要改变了的。那都这么完美了，还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大家都没办法，谁都没办法，所以不需要有谁来负责，这已经是地球巅峰了，已经无可改进了。即使死了60万人，那也就是生活，生活就这样，就得认命。

所以西方为什么要拼命扭曲中国的形象？因为统治阶级害怕。他们害怕如果真的出现“另外一种道路”，并且还很有生命力，那么这会对本国民众产生怎么样的效果？

西方并不害怕民众“骂总统”，你骂了又怎么样？不还要从我们统治阶级里面选一个出来？资产阶级永久坐庄，你骂一个代理人，或者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个门阀，这从整体看根本就是不疼不痒。毕竟门阀之间本身也就有斗争，所谓“撕裂的民意”也只是斗争形式的一种而已，没有这种形式也会有其他形式。

但西方害怕的是，这桌子整个被掀了怎么办？如果被统治阶级，哪怕是黑人，发现原来不止0元购这一种抗争途径，而是可以组成具有鲜明纪律的，可以团结底层白人的，超越资产阶级故意划分的身份政治的无产阶级的政党，那会发生什么？这就不是闹着玩的了，就要全力扑灭，否则就要“动摇国本”了。

六十年代中国的国力更弱，但意识形态层面的对外影响力明显超出了国力水平。一定程度上也有这个因素——通过鲜明输出意识形态，从而为各国社会中一部分人提供了解决自身社会问题的方案，至少是看上去能行得通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价值。宣传不是单方向的，要给对方提供价值，才能长久持续下去。

当然，今天的国内外状况与六十年代也有了不小的区别，我们没必要在实际行动上去输出革命，去物质支援各国革命，这也不现实。但至少在对外宣传舆论上，要敢于讲共产主义，敢于讲社会主义，敢于讲共产党，敢于从根上批判资本主义（也可以讲为什么暂时还无法消灭资本主义），敢于思想启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敢于批判麻醉人民的假民主，敢于告诉各国人民，还有另外一条道路，不需要靠西方这种对外侵略不可持续的方式，第三世界国家也能走通的道路。

过去我们可以只谈经济发展，只谈利益共赢。以后这些仍然可以继续谈，但要加上意识形态的部分，这才是完整的中国方案。

杨弘

仿佛从2022年开始，很多公共知识分子突然惊醒意识到：发动战争好像是不对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这位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启蒙家、政治学硕导、新闻传播学博导来给他们开启民智了：
1、人权高于主权。俄罗斯人均GDP1.22万美元，乌克兰人均4835.6美元，谁对老百姓更好，不是一目了然吗？
2、落后不会挨打，讨打必然挨打，违反国际规则必然挨打。
3、你不服从俄罗斯制定的国际秩序，不打你打谁？
4、反思一下，为什么不打别人就打你呢？就不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自己就一点错都没有吗？
5、俄罗斯不是来打乌克兰老百姓的，而是来打统治者的，关乌克兰老百姓什么事？
6、抗俄给乌克兰人民带来的苦难，已经远远超出了与俄国军队共存的成本。
7、天天喊厉害了我的国，挑衅俄罗斯，挨打不是活该吗？
8、低调一点不就不挨打了吗？要统治者的面子，还是要老百姓的里子？
9、爱国主义是……你爱乌克兰，乌克兰爱你吗？与其喊着抗俄，为什么不先治理贪腐呢？
10、过去二十年，是普京在迫害乌克兰百姓，还是乌克兰的统治者和贪官们在迫害乌克兰老百姓？以至于沦落为欧洲子宫？是该反对千里之外的普京，还是近在咫尺迫害你的泽连斯基贪腐集团？
11、胡适博士说过，乌克兰人民要打倒的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俄罗斯帝国主义并不在内，因为俄国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俄罗斯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你乌克兰？岂不是因为乌克兰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吗?故即为抵抗俄罗斯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
12、面对眼下的乌克兰局势，正如马克龙所说：“那个自认为关起门来就可以恣意凌辱自己国民的时代结束了”。而对于所谓的干涉内政之说，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的回答是：“我们就是要发出一个清晰明确的信息，国际社会决不容忍那些犯下人道罪行的人逍遥法外！”

杨弘

建党90周年的时候我基本没怎么有印象了，一方面当然是不如100年这个大整数年份办的动静更大，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氛围和舆论与今天有很大差异。

2011年那会正是移动互联网初兴，公知最嚣张的时候，动辄恶狠狠诋毁体制和伟人，编造历史，抱团攻击，所向披靡。
当时，在舆论上谈到“党”这个概念，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不符合西方政治体制的，没前途，抓住机会就骂，体现自己的“独立思考”，或者顶多是敷衍一下，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崩溃了。
这次100周年，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舆论上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公开地表达对党的认同，这种认同一开始是对党这个群体和概念的认同，且正在逐渐上升为对一种理念、世界观、价值观的认同。这种价值观在未来甚至是可以与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加引号）分庭抗礼的。
一旦抽象出一种得到认同的价值观，它的生命力就会大大增强。比如说吧，西方不在乎“骂总统”，因为总统只不过是个“皮”，他们的“自由民主”才是真正的“三纲五常”，是“教化百姓、维持统治”的儒学圣训。只要大儒之学被普遍认可，那么地主统治阶级的地位就是牢固的，哪怕皇帝换了，地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地位也不会变。只要资本主义国家那套“你们可以用选票来换掉我啊”的骗术还被信任，百姓就不会起来反抗，即使死几十万人也是如此。
同理，如果共产党的理念和价值观真正被人民真心认同，哪怕以后遇到棘手的社会问题，也知道应该往什么正确方向去改革，而不是被忽悠到“大郎，该吃药了”。

十年来的舆论转变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起初公知们并没有在意，当发现他们口中的“小粉红”这个群体出现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是很轻松的——这不过是一群被学校教育洗脑的学生罢了，等进了社会，挨了社会毒打，知道了社会的黑暗面，就会知道我们才是正确的了。

这个逻辑看上去似乎没太大问题。但公知们忽略了一个关键的细节——为什么知道了社会的黑暗面，就要倒向你们那一边？

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公知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而是理所当然“显然成立”的——笑话！因为我们是现实的批判者，所以你们被现实毒打了，那自然只有来皈依我啊！

但现实证明，这个模型是错误的。换句话说，建模建错了……

公知理解的社会舆论模型：【公知——党（要为现实负责）】
实际上的社会舆论模型则更接近于：【党——现实——公知】

但这个实际上的社会舆论模型，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十八大之后逐渐清晰化的。

八项规定大大压缩了群众平时耳濡目染的腐败现象；
精准扶贫让人民看到了党作为一个整体，没有私心私利，努力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好日子的真诚；
以国有企业为绝对主力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真切地改善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以至于如今美国开口也是喊着基建；
还有限制金融资本和资本外移、军事改革、积极抗疫……等等

这些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未曾设想的道路”——原来压根就不是什么“反腐亡D，不反亡G”，而是有解决方法的。

十年前，在舆论话语权上，想“改造现实”，只有公知鼓吹的一条路，也就是全盘西化，多党选举，私有化，分掉国企，亲美……

中国这边新辟出一条道路的同时，作为公知的精神祖国，美国那边则一步步把公知的路给堵死了。
川普肆无忌惮地耍流氓，把什么普世价值、守夜人、由市场决定、不干预、信守承诺……统统打的粉碎。
然后一场疫情，这才是直接的暴击。全中国人眼睁睁看着美国（连同几乎整个西方世界）一步步越走越荒唐。死60万人无人负责，放到2019年，你告诉公知口中的“小粉红”说这是两年后的美国，“小粉红”自己都没几个人会相信。

换句话说，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道路，四十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过。这是中国国内的小环境和国际上的大环境共同决定的。
八十年代以来在精神上的迷茫、苦闷、自卑、自恨、彷徨、仰望、哀求，在新冠疫情这场全世界参与的直接对比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鄙弃过。

即使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仍然有人被社会“毒打”，但是两条道路的选择，却是在舆论上扭转了。面对不完美的现实中国，究竟走哪条路，更能尽量避免“毒打”，更能较快提升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已经是与10年前发生了重大变化。

杨弘

现在看来，冷战中苏联的崩溃，给美国带来了或加强了一些一言难尽的认知：
1、真的相信自己的江山是万世不易，是历史终结了。
2、怀疑自己是有神保佑的，上帝保佑美国，我们是有昭昭天命的。
3、苏联是老子干翻的，老子牛逼。但我不太清楚具体是怎么干翻的，我只知道按照这个流程套路下来，他就倒了。
4、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个样子的，以后再按照这套流程来就行。

基于类似的傲慢，西方自80年代以来对中国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些转变：
1、一开始，嗯，可以用他对付苏联。
2、苏联快完了，不如也一起把你给弄死吧。
3、哟，没死？不过也是冢中枯骨，三年内必定崩溃。
4、虽然三年没崩溃，不过距离崩溃也不远，光从粮食问题看，谁来养活中国都是个问题。
5、还没死呢？我要搞金融，找个帮我做苦力的，就你吧。
6、苦力干的不错，不过你是专制的，不皈依我们，是不可能获得发展的。
7、哟，发展了啊。但这种发展是有限的，因为你没有“自由民主”。
8、我要割羊毛了，嗯？怎么割不动？那不行，我要用“自由民主”来改造你。你国内问题很多，我民主大法一来，分分钟带路的。
9、不应该啊，怎么他没事呢？气死我了，我不管了，不来软的了，我要来硬的。你是专制的，必定没有创造力，我掐断你的贸易，你肯定就完蛋了。
10、咦，怎么还没完蛋呢？我艹，马里兰州怎么了？谁把这些东西放出来了？哎嘛救命啊咬我了！
11、不应该啊，我都被咬成这样了，他怎么看上去没什么事呢？还继续增长了，快和我平起平坐了。我是按照和苏联一样的流程搞的啊，难道是因为某个环节不够虔诚，或者上帝不在家没听到？那我再把这套法式多做几次试试…
12、我脑子有点乱，我想静静，我要理理……这对面到底是什么怪物？怎么我理解不了他的力量来自何处？按照我家大儒的理论，他早该自己崩溃了才对啊，就算不崩溃，也必然是停滞的，怎么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战斗力指数还在增长……

如今世界逐渐朝着中美两超多强的格局发展，这个形成速度过快，以至于美国虽然从2015年开始意识到问题开始出招，但思想上现在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其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对中国这个对手几乎不了解。

当年乔治·凯南的《八千字长电报》对苏联的理解还算是中规中矩的，能起到战略上了解敌人的作用。但从目前美国公开人物的表态或者是美国的实际出招看，美国似乎还没有出现第二个能被认可的“乔治·凯南”。

中国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比苏联（俄罗斯）更加边缘化，更加弱势。在大部分时间里，从世界霸权的角度看，几乎与被西方世界欺压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底色没有太明显什么区别——虽然中国有反抗，但那也只是被动反抗，不会威胁到西方的核心利益。

在1949年之后，中国与西方在政治制度上更是隔离了几十年，而冷战结束后，从意识形态层面，共产主义阵营是战败一方，一个“侥幸逃脱”的战败国的政治制度，更没有必要去认真研究了。

而中国自身的语言、文化、哲学、宗教观都与西方有着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大大超过了苏联与西方世界的差异。更甚之，中国自己也在快速变化，旧有的中国文明又被马克思主义所深刻改造，逐渐融合，甚至“新中国人”和“旧中国人”在气质上都有了明显变化。这个融合之后的产物，西方就更不太熟悉了——大多数时间里只抱有猎奇的兴趣或污蔑的恶意。

这导致了一个尴尬的现状，当中国快速逼近到美国面前时，美国竟然一时不知道——你到底是谁？

也有美国人意识到一些，比如指出中美之间更本质的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对抗。但这也只是大象的一根柱子腿而已。

比如说，中国的力量来自何处？如果要击败敌人，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信息。

美国对苏联的胜利，给了美国顽固的思维定式和百万漕工，凡事都要放进“民主vs专制”的二元架构中去硬凑。但是，把中国放进这个“模型”中，却无法解释现实：

按理说，中国政府并不是一人一票直接选出来的，那么要保持稳定，必然只能依靠洗脑和武力强迫才能维持。所以，只需要不断向中国社会灌输“民主自由”思想，再现场“稍加点拨”，就会自然催生出“颜色革命”。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对华政策，一直延续到2015年，宣告失败。

按理说，中国是“专制”国家，所以必定没有“创新思维”，那么只要钳制住贸易，不给中国输送高新科技产品，那么中国自然也就崩溃或者沉寂了。这是自2016年以来的美国对策，但现在看来，也不怎么奏效。

到了2020年，事情越发奇怪了。中国是“专制”国家，必然信息不透明，遇到事情必然隐瞒，而专制必然腐败，腐败官僚只会捞钱，镇压民众，而民众仇视官员，因此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控制住新冠病毒，必然会民怨沸腾，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也就来了。

但情况似乎也不太对，到了2021年，更看不懂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怎么会是这么个氛围呢？不是专制国家吗？按理说应该是上层自嗨，下层民间嗤之以鼻敢怒不敢言才对啊，应该是全民集体渴望选票才对啊。怎么感觉着……这味道……不太符合理论预期呢？

美国白宫里面，能看懂中文的，不知道能不能超过10个人。而中国随便一个高中，能具备一定英语阅读水平的，就能拉出上千个。

有点单向透明的感觉……

但是，美国还有个优势，就是它吸收了全世界的二五仔，愿意投靠美国的高华也很多，从现代中国过去的也不少，美国完全可以通过咨询他们，来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动力来源、运转模式。

然而，高华都要讨太君欢心，太君喜欢听什么，高华就给他讲什么，什么中国黑暗腐朽，崩溃不远之类的，美国太君听了很开心，一直被忽悠到2015年。后来发现不对，又有80年代出去的高华，按照对80年代中国的理解给美国出主意，让从贸易下手，封锁中国。

其实中国的运转模式，力量来源，在中国党和政府的各种报告里早就写明白了。

美国：我问你中国，你没有多党选举和选票政治，理论上应该早崩溃了才对啊！
中国：靠的是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保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美国：啥玩意？
中国：保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很重要，比如说精准扶贫……
美国：听不懂……为什么要管这些边缘人口，这能带来选票吗？
中国：我们不太在乎这个，我们更在乎人民实际上是否获得好处。
美国：所以你们早就该崩溃了啊，有了钱而没有选票的知识分子不更应该造反才对吗？
中国：……额……那惊喜不？
美国（抓过一个高华）：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什么叫惊喜？
高华：太君，这些都是共党洗脑的，不是真的。
美国：那怎么还不崩溃？解释解释，什么叫他妈的惊喜？
高华：在崩了在崩了，这就是惊喜啊！太君！你看我新写的《中国即将崩溃 （第七版）》。
美国：……
美国：中国你自己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国：我党代会和政府工作报告里都写了啊。
美国：那不是真的，那是你们的宣传，我想知道真相。
中国：这就是真相啊，我公开告诉你们的。
美国：你公开的肯定不是真相，算了，我还是去问高华或者自己猜吧。
中国：那……你开心就好吧……

杨弘

李承鹏：CNN患了口蹄疫吗——致美国CNN的一封信（网页链接）
2008-4-17

CNN患了口蹄疫吗——致美国CNN的一封信，附邮资，请回复

我的美国同行CNN及卡弗蒂你们好：

春天来了，听说我的美国同行不小心患了口蹄疫，十分着急，贵国的性病一直是长在下半身，不知为何这次集体发作于口腔，望告知详情，切切。

我英语一直不好，但从来没有把CNN念成WCNN，现在觉得也许WCNN更合适，因为在真正的垃圾眼中，世界的一切才会都是垃圾，只有真正的暴民和匪徒，才会断言另一个国家和族种50年来一直是暴民和匪徒，卡弗蒂不小心就暴露出他、CNN、及美国的头等机密，哦，卖糕的，是不是前总统的拉链没把CNN及主持人的嘴锁好，美国拉链，原来美国人也生产垃圾产品。

顺便打听一下莱温斯基可好。

有点跑题？其实也不，我以前一直挺喜欢美国的，可后来看了莱温斯基的长相后暗自觉得贵国领袖品位很垃圾，他当着国民撒谎的样子很暴民，前段时间看薛涌写的你们很多州长、议员玩性游戏时却又玩疵了，觉得他们更很垃圾更暴民，但我一直没好意思说。这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只能用美国人的思路去理解美国人，这叫民主和自由，比如说你们从小就喜欢吃热狗，这是一种文化，所以我假装认为你们的长官只是在和女伴练习吞热狗的方法。我认为我这样的想法很文明，也接近西方的思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用生命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我可以不同意你吃热狗的姿势，但我用生命捍卫你这种姿势表达出来的深喉态度”。

注：我这封信需要找个精通汉语白化文写作的高手翻译，英语特别是美式英语玩不转，这一点你们是垃圾。

过去中国人不太惜得嘞你们美国人那点破事，是因为建国只有二百年的你们就是一个还长青春痘的小屁孩，孩子因为青春躁动喜欢砸碎邻居家玻璃在街边管点闲事儿假装点酷哥是小节，但这次你们指鼻子骂中国人祖宗我可不干了，最近好多人要骂你们家祖宗十八代，我劝阻了，咳，他们哪儿有祖宗十八代，历史短得和兔子尾巴一样，要靠的话顶天了就靠到祖宗七八代，那还是杂种。

就算要比谁更“垃圾”的话，我们家就算有垃圾这么几千来也修炼成了精，那叫马王堆文物，那叫孔夫子的夜壶，你们家有吗，是白宫吗，是打着激素冒充肌肉男的史泰隆吗，当你们每次派好莱坞讲故事说“LONG LONG AGO”的时候，我一考查，不对呀，那是人苏格兰的历史，那是人意大利的历史，那是人古巴比伦的历史，或者是非洲黑兄弟的历史。

博物馆里倒是有，可那是偷来的，你们不说偷，说是帮中国人保管。多伟大的情操，美国人有好帮别人家保管财物的习惯，这一点都不暴民不匪徒。

WCNN及卡弗蒂同行，有一些中国哥们这几天用知识份子的厚道态度跟你们讲道理，不像我，我是“混识份子”，就是我把很多知道不知道的东西混在一起形成武器的份子，我的意见是，跟美国人不用讲道理，跟丫玩板砖和挠痒痒。

作为同行你们能告诉我吗，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不准伊拉克伊朗朝鲜以及很多国家拥有核武，自己却天天加班加点生产着，这很像二愣子只许自个儿拥有弹弓却不许别人拥有，说是玩弹弓危险，其实是为了保全自己老大的地位，后来眼绷瞎了，我也不明白美国人每天生产出地球上最多的废气，却号称自己很环保很绿色，这如同放屁的人先跳出来骂放屁的。

美刀现在是不太灵了，美国经济也在打摆子，我研究过很多版本的美国史，发现这些版本里有一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美国人上世纪初还很穷，首都卫戍部队司令穷得来连喝杯红酒也是奢侈，老百姓更穷，饿着肚子跑到首都去示威却被士后到处驱赶，其实大家争来争去也就是为了一根红肠，打那时候起红肠就成为你们的最爱，直到莱温斯基时代，后来你们是通过打两次世界大战才发起来的，先假装热爱和平，就是不要，等到锅热了油爆了，你们才下手赚大发了。

有钱就是硬道理，这条经验指引着你们，现在一缺钱就四处想打仗，说是维护世界和平，整顿世界秩序，开始我还觉得美国人就是有正义感，自己贴着差旅费出去调解别人家庭纠葛很不易，可是这些年来你们实在显得太忙了，人两口子吵架关你们美国人什么事，时间长了我就觉得你们有点可疑，因为你们总跑别人家去，别人到你们家去时，你们却特害怕。

那年我去美国采访女足世界杯，在签证处碰一美国人不给我签，还问我一些问题，比如：一、你为什么不喜欢美国女足还要去美国采访女足世界杯？（当时我回答：我喜欢中国女足难道不够吗？“喜欢”不应是一个记者是否采访的原由）

二、你为什么先去叙利亚再去美国？（我回答：先去叙利亚是因为先在那儿有中国国奥比赛后有美国女足世界杯）

三、你能保证不滞留美国吗？（我笑了：求您能不能不借故把我滞留美国，那地儿太不好玩了）

那签证官立马给我护照上盖了一个“永不签证”的拒绝章，我就说：“你以为女足世界杯在美国举办就是你们美国的比赛吗？这是国际足联委托你们美国人办的比赛，产权属于国际足联，相当于租你们几座城市给世界人民参加比赛，我是国际足联官方邀请的记者，你们美国人要做的是怎么保证我在美国期间的安全因为你们那地方太不安全，而不是因为我先去了叙利亚就拒绝我入境，你们不是号称新闻自由吗，你们不是不把体育和政治相关吗，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改掉这个决定的话，明天我保证二十四小时内就让一百万中国人看到民主自由的美国是怎么回事。”

见我这样，那哥们在新浪上搜索了一下我的中文名字，他识中文，发现面前这人果真挺横的，第二天就给我签了去美国的章。

这条经验告诉我们，美国人的性格其实像螃蟹，壳子挺坚硬的，横行霸道，只要你掰开它的命门，立马就流汤。

你们CNN来中国采访我们什么时候这样对待过你们，还得先问你喜不喜欢姚明才允以放行？这段时间中国人有点太惯你们了，有关方面太怀柔了，其实可以再狠点。

听说CNN对于卡弗蒂的口蹄疫这样解释：“我们不认为这伤害了中国人民，如果中国人一定要这么认为的话，我们可以道歉”。之前我还只是怀疑卡弗蒂只是生病了，现在我可不可以认为整个美国都变态了，我会说：“美国一直由一群撒谎者、爱滋患者、SM性游戏爱好者、吸毒者、掮客组成，如果你觉得我这样伤害了美国总统议员州长和人民们的话，那我可以道歉”，或者就像美国媒体曝光总统因坚持晨跑脚上长了鸡眼，我就说：“美国总统其实根本不是一个人，我刚刚看了，他就是一个大鸡眼”。信不信，“大鸡眼”这三个汉字很快就会被演绎成其它很多说法，我有奖征文。

CNN同行，其实我们之间根本用不着道歉，咱各玩各的，你们把一点都不垃圾的肯德基家乐福全及一切美资企业搬走吧，看谁更急，毛主席当年面对你们的威胁曾经说过：“封锁？打仗，核武器，大不了再打一次解放战争，我们有好几亿人，当今世界谁怕谁。”

主席那会这么一说真就把你们吓着了，后来就派阿甘们来跟我们打乒乓球了，再就派福特通用肯德基跟我们做生意了，这不挺好的吗，大家和和气气赚钱花，非得把别人整成垃圾暴民你们才心理平衡？我研究过你们的宪法，卡弗蒂这么说很违宪。

而且你们不是信上帝吗，要是你们最后去见上帝时，上帝问你们在尘世间干的最多的事情是什么，你们总那么我很欣慰哄哄地说我们干的最多的就是指责别人，管教别人，这就违背了上帝的旨意，骄傲、暴躁、贪婪……就是犯了七宗罪，下辈子就得下地狱。而我们信佛，佛问我们尘世间干的最多的事情是什么，中国人大多会说，哎，好多事情都没干好，佛想想，就说，那你们轮回再做人吧，把没干好的事情去做好。

我们把你们国家的名字汉译得多好啊，美利坚，美好，胜利，坚强。这是垃圾能有的美德吗，这是暴民的审美情趣吗，我国大多数人都很善良，要是像CNN那样的路数，是不是就可汉译成“饿，埋了坑”“俺，卖给你啃”，还真是你们国家的真实写照。

美国挺多优点，但那种螃蟹性格太招人烦，我这封信是附了邮资的，你们应该回复，我教你们学习怎么写骂人的文章，来来回回就“垃圾”“暴民”，太没技术含量。

最后，出于同行之间的关心，我给卡弗蒂一个治口蹄疫的秘方，买一盒中国产的“马应龙痔疮膏”，每次上节目前抹一次，下节目后再抹一次。

杨弘

想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社科类课题：
以西方视角，是否能理解中国政府对网络舆论的重视程度。或者换个说法，这种重视在制度层面是如何产生，为何能够长期维持？

很多年以前，国外媒体包括中国的网络上就有一个这样的观点：西方国家政府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所以政治人物为了保住选票，就会讨好选民，就会为人民服务，及时听取人民呼声。而中国的领导不是“一人一票”选的，升迁不是老百姓说了算，所以就不会在意百姓，就不需要为人民服务。

这个理论看上去似乎很正确，但在现实中，尤其是最近几年国内外的现实中，与理论产生了相当大的偏差。

如今中国各级政府尤其注重网络舆论，微博上上了热搜的事情，引起政府关注并解决的比例就会比较大。群众不满的事情，发酵到网络上，往往就会有部门出来解决。除了像房价、996这种涉及复杂，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宏观社会问题之外，那些大量微观层面上的事件、民生反映，相比国外有更高的概率得到政府重视并去试图处理。

这种重视甚至在民间产生了“按闹分配”这样的现象。但按照西方的“民主-专制”二分法，民间是不可能选择“闹”这种解决问题途径的，更不会产生“按闹分配”。因为中国政府是个“专制政权”，一个“利维坦”，怎么会因为几个百姓“闹”而退步呢？难道不应该是让“挑战政权”敢于“闹”的家伙人间蒸发、挂路灯以儆效尤杀鸡儆猴吗？至少也该是不屑理睬才对啊。

2020-2021年的新冠疫情应对，一定程度上也与网络舆论有关。从疫情开始，网络舆论就密切关注与疫情相关的一举一动，对过程中产生的不得法之处多有批评，有些甚至非常严厉。而政府也很在意网络反映得到的民间呼声。有些细节问题，比如垃圾车运蔬菜等等，一旦曝光，很快就得到纠正。中国疫情控制成绩优秀，一定程度上也与信息顺畅且受重视且能被处理有关。

那么问题就来了。按照西方所谓的“民主”理论，这种现象本来应该不存在才对。因为各级政府领导并不是通过带有多党竞争性质的“一人一票”投出来的，他是升迁还是被贬值，似乎也不需要关注选民是否给他投票，那么，他为什么仍然要重视民间舆论？

如果不重视不理睬是否可以呢？从技术层面看，有的时候也确实是可以，比如许可馨的问题，网上反映也是很大，但是当地就可以无视，而且这种无视并没有给领导带来什么损失。

既然在技术层面上也有可能选择无视，但现实中为何又会有大量的网络舆论反映得到了关注和解决呢？而且从抗疫这种全球共同应对的考试中还能看出，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加重视舆情。

既然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就不能用部分地区领导的个人意愿来解释。那么从制度层面，这种对舆情的重视是如何在不符合西方“民主”理论解释的情况下仍然出现，并且在较广泛领域得到长期维持的呢？

这项课题也能出篇论文吧。

杨弘

单枪匹马纵横记（只是纯脑洞娱乐段子）

现在我国不是打击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嘛，也在搞减负。但假如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个社会人士，不是教师，但他又自己去考了教师资格证，也有教学水平，同时还是反社会人格。

他就想啊，如果我要是无偿补课，那总管不到我了吧，而且我也不是在职教师，无偿给人补课，谁能管我？

于是他就在J市开了辅导班，然后由于水平高，名气越来越大，逐渐整个区里，甚至市里的学生都慕名而来听课。他还公开向社会叫板：你送孩子来，我就培养你的孩子，你不送孩子来，我就培养你孩子的竞争对手。

上课不收钱，电子版辅导材料免费发，纸质版辅导材料免费邮寄，教学水平高大量吸引学生，教学内容录成视频网上免费实时公开，学生到不到现场都能学。但是也没开公司，全是个人行为，完全不违规，教育局也拿他没办法。

然后，在他带动下，原本开始减负的J市，学生们又开始纷纷卷起来了，写他布置的作业到晚上十一点。

做到最后，他凭借一己之力，摧毁了J市“教育减负”的大好局势。

图什么呢，就图一乐，就是玩儿。爷愿意，爷是反社会人格嘛，一己之力摧毁一个市的教育政策，而且还都拿我没办法，非常刺激，有快感！

初步满足了个人阴暗变态心理之后，他又给自己设定了新的目标：摧毁整个S省的教育“减负”努力。

但是他毕竟一个人，势单力薄，于是就招了好几个帮手作为爪牙，出价比公立学校还高，挖来组建团队，亲自制定补课政策，把魔爪伸向全省。

为了尽快达到破坏目的，他补习不但不收钱，还表示，有学生拿着有效学生证来现场或者上网课，并且按时交作业的，一节课发100元。

只用了一个学期的功夫，S省花了大量精力搞的减负工作，也被他破坏了，学生们你争我夺，都卷成卷心菜了。

但这个时候，资金问题也出来了。他要雇佣帮手，要给学生发钱，经费怎么办呢？

于是，他坐上飞机，来到美国华盛顿，在白宫门口按了下门铃，说：我要见拜登总统，我有击败中国的妙计。

哈里斯从猫眼里看了看，给他开了门，拜登问：你的妙计比余茂春还高明吗？他轻蔑地嗤之以鼻：余茂春是个什么东西，他干成过什么事？

说着，从包里掏出了几份教育局的红头文件，扔在拜登的桌子上：总统先生，这些都是中国各地政府出台的政策，是最近推动力度很大的政策，而我有能力将其全部破坏掉，但是现在我需要你的资金援助，需要dollar，U——S——Dollar。

拜登问，你这计划需要多少钱？他说，每年5亿美元差不多就够了，相比贵国在阿富汗扔了两万亿美元而一事无成，不过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

拜登打开衣柜问，布卿你看怎么样？布林肯看了看说，臣觉得可行，比养公知有可行性。钱嘛，花出去最重要，效果有总比没有强，关键是得找到花钱理由。

哈里斯转头道：总统准了，告诉财务，开20亿美元发票。

有了这笔美国赞助的经费，他回到国内，再次扩充势力，这次在全国都开了免费的数学英语物理化学信息学五大补习班，通过互联网把课程传播到全国，全国家长学生为之疯狂，教育部也干瞪眼没办法。

经过三年持续不断破坏，终于全国学生有96%都参加了他的免费补习班，大多数是看网络直播。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作业都做到晚上十二点。孩子完全不参加娱乐活动了，足球篮球乒乓球都后继无人了，梦里都在给化学方程式配平在计算斜坡上小滑块的摩擦力。

他终于成功了，反社会人格得到了最高的快感满足，他击败了教育部，完全摧毁了中国的减负行动。

消息传到美国，拜登总统民意支持率飙升到80%，毕竟七十多年来美国在中国的渗透颠覆屡屡失败，这次居然能在一项中国全国性的政策上将其彻底扼杀，创造了对华情报工作的神话纪录。CIA弹冠相庆，民主党狂喜，川普震怒，红脖子上街，美国社会裂痕加剧。

同时在中美两个超级大国掀起巨浪之后，他却悄悄飘然退隐，临走回眸一笑：就是玩儿，咱就是玩儿。

杨弘

虽然很可笑，但符合境外中文互联网上很多人的认知水平，例如各种独运轮、台湾同胞等等。
有人可能纳闷，境外是可以访问境内网站的，只要稍微进来看看，也不至于有这么离谱的认知吧？
产生如此之大理解偏差的原因之一，是境外中文互联网上很多人的世界观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是意识决定物质，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并决定生产力。
而在上层建筑的理解层面，又简单把世界按照【民主—专制】这种二分法来一刀两半。
而民主呢，就设定为“多党选举”。
所以，按这套认知模型。它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军事发展，会装作看不见。因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所以科技是民主自由的产物。而你没有“民主自由”，所以你的一切科技产品，都是骗人的，是不可能存在的，就算有也是偷的，不能稳定存在。
大清也没有“民主自由”，所以你和大清也是一样的，不过是洋务运动罢了，和日本一打就露馅了。
而大清败了，就割地赔款，国内分崩离析，完蛋了。而你和大清都是“专制”，所以肯定也是一样的，敢打台湾，国内老百姓立刻造反，国家也就完蛋了。
基于这套理论，“中国崩溃论”在它们眼里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随时可能出现的大概率事件。毕竟清朝历史摆在那里，现代中国应该也是这样才对。
所以它们愿意等下去，像过去七十年一样等下去。也许就在下一秒，中国突然就崩溃了，它们就发达了，就可以坐着美国军舰回去当国父了。

杨弘

这篇回答其实侧面解释了一个现象：为什么公知会衰落。

这个现象当然原因不止一个，但其中之一，是公知群体其实根本没有理论上的造血能力。他们也没有观点，或者说他们所有观点的“元观点”，就是“西方是对的”。

所有的“二级观点”，都是这个“元观点”之下的延伸。如果西方坚持清零，那清零就是对的，是自由民主人权的体现。如果西方躺平，那躺平就是对的，也是自由民主人权的体现。

至于究竟哪个是对的，这要看西方具体实行哪一个。

也就是“因信称义”。

别看公知群体里顶着“教授”、“博导”帽子的人一大堆，但由于没有理论造血能力。没办法实事求是创造新理论来解释新现象，只会当应声虫。当“神”流血了，他们就只能说这是“艳若桃花”，还要解释一下其中蕴含的神迹。

你觉得是在讨论一个技术问题或公共卫生问题，对他来说则是信仰问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他具体表达了什么，已经没有价值了，因为这只不过是个随时可因“神”之喜怒而改变的“二级观点”而已。

杨弘

如果复盘过去几十年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误判，可以发现它们一再失策。

直到中国现在能坐二望一。美国如今就算拼力阻止，也已经太晚了。

原因之一是“傲慢”。

它们不理解中国，但出于几百年来面对有色人种的傲慢，它们天然认为——我就代表了上帝，和我们不一样的，都必然是错的、落后的、愚昧的。

也必然是失败的。

哪怕是皈依了它们的中国人，也不理解中国这七十年发生了什么。因为从历史唯心主义的“专制-民主”二分法来看：新中国和大清没有任何区别，都没有“多党选举”，所以都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能赢大清，今天还能赢新中国。
所以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能赢大清，今天的日本也能赢中国。
所以1900年八国联军能打进北京，今天也可以。

之所以现在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是西方太仁慈了，所以才没有出手。他们只要出手，历史一定是可以重演的。毕竟把所有可能性都排除之后，就只剩下这一种可能了。

所以特朗普上台，和中国打贸易战，高华是非常兴奋的，也是为什么高华支持川普的重要原因之一。毕竟之前的美国总统都太软弱，明明很容易就可以干掉中国——就像当年轻松打赢大清一样。但他们就是很奇怪地不动手，不可理喻。

中国这四十年发生了什么，这七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内在逻辑是什么，有必要去了解和研究吗？不需要，反正只要是“专制”，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继续俯视就可以了。

中国工业产值搞到世界第一了。搞出一大堆新技术，这都不重要。因为意识决定物质。科技是来源于“自由民主”，而没有“自由民主”的中国，现在表面上的科技、民生、工业、国力，肯定全是假的，或者全是浮土。

所以接着奏乐，接着舞，就可以了。

弱小和无知从来不是生存的障碍，______才是。

杨弘

其实煽动国民对外仇恨，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很有用的工具。因为树立一个敌人，煽动对外仇恨，有助于通过“我不是什么”来在内部凝聚出“我是什么”的人心。
所以这样的武器，全世界都在用。
美国和西方在自己社会内部用谎言煽动对中国的仇恨，这样西方人就可以忘记自己社会的不公平，这一代美国人生活过的不如上一代，那就是中国的错。甚至新冠死一百万人也就那样了。
为了树立起恶魔形象供国民仇恨，什么新疆集中营之类的谣言都要都搞起来。
日本、韩国，也都在放纵国内对华仇视宣传，因为这样也能起到团结自身的作用。
甚至连小小的台湾地区，七十年来先反G，后反中，媒体也是持续鼓动对华仇恨。

全世界的仁义道德君子，目前大概只有中国大陆。

至少最近四十年来，中国媒体从来不去其他国家搞侵略颠覆，从不去挖掘其它国家的负面事件（最多懒洋洋地转载一下），更别说为此而直接编造出一个故事来了。
中国对外从来都是温良恭俭让、从来都是不管你怎么对我，我首先要保证自己不能有错。
就算我要反击，那也是你再一、再二、再三挑衅，我要好话说尽，待你坏事做绝，我才能反击，不然就觉得是不是不够“仁至义尽”。

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也很有意思，本来煽动民族主义对外仇恨，有利于转移矛盾，有利于维稳，但中国偏偏不去这样做。我宁愿把社会矛盾留在内部认真处理，慢慢消化，我也不对外转移。
你们有了坏情绪，有内部矛盾要转移，你来找我。我有了内部矛盾，我自己消化。

甚至还生怕国民自己产生了对外敌视的情绪，中国媒体拼命在压外面的不友好新闻，努力塑造出一个“这世界充满了爱”的温馨氛围，大家都要温柔好好的呀。
台湾方面的恶行，几乎不怎么报道，自己这样就“两岸一家亲”陶醉着。
日本那边的各种敌视，也不怎么报道（除非是对方的高级官方渠道释放的）。
美国那边更是生怕人家误会，双方有了冲突，要先反思是不是自己没接轨，2018年之后稍微正常了一些。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搞的都是多党选举，这种体制下，政客以当选为最高目标，煽动对外仇恨，如果给自己的政治利益集团谋利，那就可以做，并不需要考虑国家利益。

很讽刺的是，在西方的宣传中：所谓的“专制国家”才会煽动对外仇恨稳固统治，而“民主国家”则是中正平和的。

因此，国外政客就会发现，可以拿中国当仇恨包来刷，煽动对中国仇恨，这样有利于我攫取政治利益。本来弱国煽动对强国的仇恨，风险很大，因为人家如果同样仇恨你，那肯定是你吃亏多。但好在他们找的是中国，而中国是好人，是要顾全大局的，是要为两国友好关系考虑的，因此不会拿这些口嗨当回事，媒体也不会炒作，甚至还会帮着掩盖，所以对他们而言，利益拿到了，也没有什么负面效果，越吃越爱吃。

当然了，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不应该搞这种民粹，通过对外仇恨转移内部矛盾。顾全大局，也是没错的。别人用的这套“仇恨”武器，我们道德水平高，我们不能用。但是，也应该想个办法去化解一下，不能总是当冤大头。

杨弘

过去一些年，有些在国内赚到钱的中国“精英”的内心里是有这样的念头的：
中国早晚要崩溃的，所以我得抓紧时间捞钱，捞了钱之后转移到国外，最好是西方。那里有普世价值，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以我的白钱黑钱到那里就安全了。至于中国怎么样那我不管，崩溃是一定要崩溃的，我在崩溃前捞一票逃出去，到时候我就是世界公民、美国公民了，拿着钞票，享受着白人的“自由民主”，还不是人生赢家美滋滋？

当然了，资源多的“精英”还是会留一手，脚踏两只船，持续观望。那些资源不是太多又真的相信了这番话的，润出去之后就盼赶快沉船，好证明自己的“惊险一跃”是多么英明。

对于这些“精英”而言，一旦动了润的心思，那么也就对中国没什么感情了。觉得反正我的最终落脚点是欧美，中国只是作为我的一个旅站而已。所以我得对西方世界投入重点资源，比如拿着从中国赚的钱给西方大学捐款、投资，甚至可以帮着西方做一些破坏中国发展的事情，弄个投名状之类的，让人家能接纳我，看得起我。

“精英们”觉得，国家人民如何，与我没有关系。就算中国崩溃了，我也能在西方社会里过的很好。或者说会比现在过的更好，因为到那时白人就会真正接纳我们了。

不知道俄乌战争以来的一些事，能不能让有些“精英”变得聪明一点（改好就不指望了）。

杨弘

中国社会缺少面对新冠病毒“敢于躺平”的政治文化
2022.3.12

最近疫情凶猛，吉林本轮感染已经上千，吉林市长已经被免职，全国多个省市都正在与病毒奋战。我上午也刚带着孩子去做了核酸检测。

躺平的声音似乎又有所上升，这也能理解。毕竟这次波及范围还是挺广的，抗疫措施也给一些民众造成了不方便。

但是，是否能做到面对病毒彻底躺平，这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社会价值观问题，一个文化问题。

因为即使接种了疫苗，一旦放开防疫措施，也有人会死，而且从整个社会层面看，数量巨大。美国丢下了100万具尸体，中国是美国人口四倍，人口密度高于美国，我们是否做好了丢下四百万具尸体的思想准备？或者再低一些，四十万具尸体，能有这个思想准备吗？

我看没有，中国社会，或者说当下的中国社会，根本没有这种文化和价值观。

远的都不用说，就从2020年开始算起，把重大舆情事件都拿出来看一看。

李医生去世当晚，舆论引爆，微博亡国。
四十九中事件，一个学生跳楼，举国关注，央视放视频澄清。
西安地铁拖拽事件，一个放在国外连点水花都不会有的事情，引发巨大舆论，甚至上升到了对西安整座城市的恶感。
徐州八孩事件，近三年来首屈一指的超级舆情，甚至让很多人都抑郁了，热度都烧到了境外。

这些舆情有个共同特点，都体现了“一粒沙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山”的社会心态。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不同，今天的中国社会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是具有高度“共情”能力的：当想到这个国家还有人在受苦的时候，连自己的生活和情绪都会受到影响，并进而形成网络舆论，并将压力向政府传导，要求政府去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而中国政府又是全世界极为罕见的特别重视网络舆情的政府。二者叠加而形成的独特政治文化，使得面对新冠病毒躺平（哪怕是打了疫苗）根本不具有社会层面上的可行性。

别的不说，一旦放开之后，感染迅速增加，医疗资源被大量占用，轻症肯定要在家硬挺，甚至重症有一部分也是要在家硬挺的。到时候网络上会出现大量的痛哭、敲锣、“好绝望”、“没有人管我们了”、“求救”’、“我妈妈不行了，我已经哭了三天了”、“我才二十岁，不想死”……等等的贴文，更会夹杂着各种催人泪下令人悲愤的小作文。民意如流水，现在被防疫政策弄的觉得麻烦、已经忘记了2020年武汉之事的舆论，在短时间内就会被拉到十倍于武汉疫情之时的氛围中。

到时候还是要救的，毕竟“一粒沙落在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现在喊着躺平的人，恐怕没几个人面临那样的舆论氛围，还有“定力”像现在这样说“没事，就是个小感冒”。

“就是个小感冒”，实际上是普世价值思维，只能在中国坚决抗疫的大背景下“凡尔赛地”去说。一旦疫情真的烧遍全国，中国人民全都会切换为中国式思维。

中国式思维和普世价值思维什么区别呢？

普世价值思维：你看，纸上大部分都是白色的。通过说明“很多人没有事”来说明问题不严重不值得太关注。很多人为国外防疫辩护就是这个逻辑：你看我认识的谁谁谁得了病，人家一点事没有。

中国式思维：你看，纸上有个黑点。通过说明“有的人有事”来说明问题严重并产生共情呼唤关注。典型就是十四亿中国人里面仅仅感染十万人的时候，就出了《方方日记》这样“一粒沙就是一座山”的标志性现象，全球知名。

如果以普世价值思维来看待上面的那四个中国舆情，应该是这样的：

李医生去世：我问了身边大部分人，家里都没有去世的啊，这个病没那么严重，不值得封城。
四十九中事件：我出门溜了一圈，逛了好几个学校，都没看到有跳楼的。因此学生跳楼并不是什么普遍的事情，没必要太在意。
西安地铁拖拽事件：我天天坐地铁，我身边的朋友也天天坐地铁，从来就没被安全员这样对待过。可见根本就是很罕见的事情，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徐州八孩女事件：我楼上楼下问了一圈，我们小区所有的女性都不是拐卖来的，可见这事就是极个别的事件，有必要这样上纲上线吗。

从中国式思维出发则是：任何新闻上的坏事，如果我们不关注，不去推动解决，那下一个就可能是落到你的头上！
但是普世价值则是：社会上某个阴暗角落里的坏事不解决为啥就会落到我头上？这什么逻辑？我不去贫民区呆在白人社区不就没事了吗？

所以，西方能和病毒共存，那是有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基础做“坚实保障”的。
【保障1】西方国家民众看到突发社会问题，心态都很平和：这就是生活。比如新冠死100万人社会很平稳。不像中国人这么容易焦虑痛苦，要是中国死100万新冠患者微博早就亡国上百次了。
【保障2】西方国家民众看到负面新闻，有人受苦，送个花点个蜡烛表现一下自己的悲悯就行了，并不会要求政府一定要去解决问题去救人。例如迈阿密塌楼事件。
【保障3】西方普世价值奉行“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穷人在家硬抗等死很正常，大家都没什么意见，谁让你这辈子就是这样呢。让你在家等着就绝对不可能让你进医院。放在中国的话，大家全得往医院跑，不让进医院还会生气，会引发舆情。
【保障4】西方政府如果不在乎百姓，那就可以做到不在乎，毕竟我们是被选票选出来的，是走了民主流程的，所以就算我抗疫无能，你也做不到撸了我。放到中国的话，吉林农业科技学院书记：喵喵喵？
【保障5】西方国家民众就算生气了，也没有施力点。该怨谁呢？不知道怨谁。政客是自己选的是流水的，富人连面都见不着，政党你说我不好那我下台了改天再上就没事了，政治体制已经历史终结了已经完美了没法改进了。那就只能以零元购或者骄傲男孩或者各种邪教方式发泄，相当于减压阀。但在中国，所有的事情都要由党负责，没有减压阀，必须要直面问题解决问题，逃避都没处逃，任何小问题处理不当都可能会上升为政治问题、体制问题。
【保障6】西方民众不要求“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举一反三”。佛洛依德事件大家生气，生气过后就完事了，没有任何改变。也没有什么“全国排查类似问题”，也没有什么“从体制机制层面进行改革”，也没有什么“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刀刃向内”。大家也觉得很正常，没人觉得这是最后一次，甚至没人觉得事情会有所好转，但也就这样默默习惯了。

上述这些能保障面对病毒有“躺平勇气”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中国都不具备。

因此，如果社会舆论是要求对徐州八孩女要一追到底，要在全国解决问题，并今后不再出现；如果社会舆论是要求“对每一个人都不放弃”；如果社会舆论觉得无论穷人富人，在面对新冠的时候不应该被区别对待；如果社会舆论只要看到新闻里面几个人受苦就心如刀绞要求不惜代价去解决。那同理，执政者试图满足这些需求的同时，必然不可能面对病毒躺平，就算99.99%的人确实感染了也没事，那0.01%呢？毕竟“一粒沙就是一座山”是目前的舆论普遍心态。这0.01%的里面哪怕有十分之一写了声泪俱下的小作文拍了撕裂心肺的小视频，立刻就是滔天舆论巨浪，如果你希望政府面对其他舆情高度重视，那同理，不让这0.01%的“牺牲品”出现，就必然是政府的最佳选择。

那有人可能会说，中国每年各种死亡（比如车祸、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等）本来就很多啊，如果躺平之后病毒真的爆发了，能不能用这个“事实”来堵住反对躺平者的嘴呢？
光在舆论上就不太可能，还是用上面四个舆情“沉浸式”体验一下。

李医生去世舆情爆发时：每年呼吸类疾病死亡都很多的，没什么值得好特殊纪念的。
四十九中事件舆情爆发时：中国每年各种意外死亡的多了去了，为什么要关注这件事？
西安地铁拖拽事件舆情爆发时：这种小冲突每天多了去了，为什么要让她占据公共视野？
徐州八孩女事件舆情爆发时：国外拐卖妇女的多了去了，人家都没这么大声音要求解决怎么你就这么难伺候呢？

这种冷血的口气，你确定不会被打死？

尤其当背景是全国遍布感染，大量触目惊心的文字、视频、哭声都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时候。你在一边“理性”的说：“你们要take it easy啊，不要太在意，其实每年都各种原因死很多人的，而且这次死的大多数是老人，本来也快该死了的，年轻人大多没啥事”。

我觉得到时候你恐怕没有这个“勇气”……

杨弘

有的网友有疑惑，美国人能上街，而且经常上街表达诉求，为什么美国政府并不在乎这样的“舆情”，这样的表达为什么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表达诉求”，和美国的“表达诉求”，是两回事。

美国的表达诉求就是表达，是一种对自己观点的展示，仅此而已，并不寄希望改变现实。或者说虽然在口号上可能带着“change”，但是并不奢求真的实现。而从政府角度，你可以说，但和我没关系，我不需要按你说的去做，不需要去真的按你的诉求去解决实际问题。

这种“你说你的，我就是不改”是民众和政府双方都默认的。所以大家经常上街，很热闹，释放了热情，减了压，整件事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而中国不同，中国一旦形成舆情，那不仅仅是表达，更主要的是解决问题。表达不是为了表达，而是传达“解决问题”诉求的工具。你不解决问题或不尝试去解决问题去改变，那舆情就不会消除。

去年美国迈阿密塌楼，救援极为不力，草菅人命。要放在中国早就演化成了超级舆情，从上到下要撸好几个人才能安抚舆情和民意。但美国民众也不在意，政府也不在意。所谓的“言论自由”和“上街自由”，根本无法在具体事件上转化为对政府的有力监督。

换句话说，中国的表达不满其实是【表达+解决问题】，而美国的表达不满，仅仅就是【表达】。二者的实际涵义是不同的。

有些人幻想美国人的所谓“自由批评”能够“监督政府”，其实是把中国的【表达+解决问题】在想象中嫁接到了美国。

为什么中国政府需要倾听舆情，为民众解决问题，而美国政府则不需要这样做呢？

一个原因是，美国政府是“民主选举”出来的。

我在之前写的文章中说过，这套多党选举模式，既不能让百姓监督政府，也不能选出有能力治国的人。它的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作用，是制定一套流程，然后让“优胜者”变得具有“合法性”，其他人无话可说。也就是解决政治上的稳定问题。

我走了这套流程，赢了，当了州长，总统，那就相当于有了“传国玉玺”对我的合法性背书。大家都要认赌服输，你服输，下一次你也有可能按这套流程上来，没必要掀桌子。大家都是统治阶层，我们轮流坐庄，这套流程能较好地缓和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让大家都有希望。可以相对地团结起来，共同统治这个国家。

相当于一个“传国玉玺”的盖章作用，谁有传国玉玺，谁就是合法君王，大家都要听他的。你下次也可以把传国玉玺赢过去嘛。

而百姓呢？百姓的作用，是在传国玉玺的确认过程中，充当一个背景板，让他们觉得自己也参与了，让统治阶级中的失败者有认输的理由和压力。

所以，既然我已经拥有了传国玉玺确认的合法性，那我为什么还要在乎民众诉求呢？舆情对我有什么影响？啊，影响也还是有的，毕竟背景板可能会选择统治阶级的其他人来代替我。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选举四年才有一次，而社会事件是时时都有的，到时候他们早就忘了啊。

而且，我还有妙招，我用性别、宗教、肤色、意识形态割裂社会，竖切国家。这样就打造出了基本盘和铁票区，这种用各种身份政治构成的群体极为坚固，几乎不可能为社会事件所改变，这样我就算不理睬民众的具体诉求，也基本不影响选票。要真想影响选票，那我搞几次身份政治的活动，收割选票的效率比辛辛苦苦为百姓谋福利，高的太多了。

中国的精准扶贫，放到美国就是愚不可及的行为。花这么巨大的资源，求着穷鬼过好日子，穷鬼我为什么要管，让他们吸毒卖淫暴力互杀自生自灭不好吗？我有白人社区，和贫民窟物理隔开的，又影响不了我的生活。把精准扶贫的钱，拿出来百分之一，买几个媒体，请几个网络团队，这才是搞选票的正路。傻乎乎的和穷鬼混在一起，我看是不想当选了。

所以，我有了传国玉玺，我就有合法性，你们说说可以，但我不听不去解决问题，你们也没办法，你们要是不满意，想“揽炒”，想进一步“改变体制”，那就是和所有人过不去，和传国玉玺过不去，和“自由民主”过不去。到时候我对你们做什么，都是合理的。

而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则不是建立在这种“传国玉玺”的形式主义上的，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为上的。所以中国没有“传国玉玺”作为挡箭牌，责任逃无可逃，必须要解决问题，否则合法性就要受损。因此从“政治正确”层面上，是高度重视舆情的。而且，就算不从舆情上考虑，也要考虑长治久安，也要主动化解社会问题。

因此，中国政府在日常事务上，反而是更体现了“民主”，积极回应和解决群众问题。但弱点就是没有“仪式感”，没有美国那种两党集会、旗帜、牌子、演讲、投票箱、胜选感言、支持者热泪盈眶、上街队伍、MAGA、为爱豆拉票、拉踩其他候选人、辩论、政治花边新闻，这样就让有些人感觉就“不太刺激”，“不太够味”，缺少“参与感”的兴奋。

杨弘

要理解大量境外高华如今积极反民主党反拜登的脑回路，需要从源头开始捋起。因为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逻辑。

逻辑第一环：混沌初开，上帝降世。“民主自由”，拯救人间。世界由此一分为二，民主是一类，专制是一类。

逻辑第二环：中国是专制的，是邪恶的。大清也是专制的，大清又愚蠢又可笑，被民主的西方打的一败涂地，可见专制不行。

逻辑第三环：所以如今中国和大清一样，这一百年…不…这五千年都没有任何进步，因为按照“民主-专制”二分法看，都是专制的，所以完全一样，没有区别。

逻辑第四环：既然如此，那中国所谓的科技进步、军事进步、民生进步，就全是阿共说的谎言，全是新闻联播编出来骗人的。只是大清的洋务运动而已。

逻辑第五环：大清的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了，说明专制是不可能打败民主的。就算发展科技，也只是邯郸学步，学不到精髓，在正主面前只能输。既然如此，那中国就是非常弱的，和清朝没有区别。

逻辑第六环：所以，中国竟然敢反抗美国的天兵，不下跪投降，简直就是自取灭亡，太蠢了。他们不知道大清的下场吗？好啊，好啊，正好是加速！越反抗，惹毛了美国老爷，美国一个小指头，就能灭掉中国。

逻辑第七环：伊朗的苏莱曼尼你们知道吧？现在是高科技时代了，美国出动一次无人机，就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你们还在搞什么步兵坦克，简直愚昧无知！人家美国有无人机，能斩首！这是改变战争形态的大杀器！无人机，高科技！你们有吗？见过吗？

逻辑第八环：至于美国到现在还没灭掉中国，这是因为美国仁慈，有好生之德。你们应该感恩，不要三番五次不识抬举不知好歹！万一惹毛了他老人家…哎！你看你看，来了来了来了！这次美国是真的生气了！他要发飙了！我终于等到了！哈哈哈阿共和小粉红你们都要完蛋了！

逻辑第九环：嗯？怎么无事发生呢？怎么还没崩溃呢？啊，这是因为美国他老人家又一次手下留情了，仁慈了，点到为止，有武德。哼，这次算你走运，老爷没放在心上，但是下次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还会回来的！

逻辑第十环：【多次循环之后】不可理喻啊…不应该啊…明明美国很容易就可以让阿共完蛋，为什么一直不动手呢？还又接触又谈判又做生意，还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不至于啊。不就是一架无人机的事儿吗？

逻辑第十一环：难道是美国出了叛徒，被阿共渗透了？越想越有可能，不然这事完全没法解释啊！

逻辑第十二环：看看，我早就怀疑美国被渗透了，国会山和白宫里，全是美共成员！都是deep state！满朝文武，竟然噤声！不是叛徒能解释这一点吗？？只有川普敢说真话！美国已经沦陷了！[泪]

逻辑第十三环：只有川普能救美国了，是民主自由的最后希望。美国已经被阿共控制，民主党就是阿共的代理人！拜登就是美奸！

逻辑第十四环：难怪民主党抓住俄罗斯不放，原来是故意把俄罗斯往中国一边推，恶化美国的外交形势！只有川普敢于尝试联合俄罗斯共抗中国，却被美奸民主党扣上通俄罪名！

逻辑第十五环：所以俄罗斯才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苦苦支撑的民主大国，现在正在遭受以中国为首的世界共产联盟的撕咬，美国欧洲都是中国小弟。专制要扩张到全世界，我们是北美最后的孤忠了，支持川普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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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高华由于身处环境相对正常，现在一般发展到第六环到第九环逻辑。
境外高华在信息茧房熏陶时间长，走的远一些，有些已经发展到了第十一环到第十三环逻辑。
有的更“高瞻远瞩”、愤世嫉俗的，直接走到了第十五环逻辑。

观察高华的生活习性还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杨弘

我再补充几点：

1、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逻辑，是建立在“西方政治制度是历史终结”的根基之上的，而这个根基是由西方社会的经济、科技、文化繁荣所背书的，正是因为西方的政治选举制度正确，所以才产生了这样的繁荣。
　　但这可能是个假象。
　　西方现行的选举体制不过半个世纪左右，而这半个世纪恰好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爆发，西方国家大获其利的时代。
　　那么，你怎么能确定西方的空前繁荣和文明，是由于它的政治制度决定的，而不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呢？这里至少有两个变量，你为什么就说是变量A所致，而不是变量B所致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也说过多次，要解决这个学术问题，只能靠实验，靠控制变量来进行测试，看一看到底是哪个变量在起作用。比如用台湾来做这个实验品，保持变量A不变，把变量B的数值降低，然后看看整体系统是怎么变化的。

2、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大脑中对科学和技术的认知，还是停留在一种“奇技淫巧”的理解上——科技嘛，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好，但它不是什么决定性的因素，甚至都不是一项独立的因素，它仅仅是优越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教育体制的衍生品而已。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国内通过对某种技术的运用，解决或绕开了某个社会问题。有些人的评论就是“通过技术来解决社会问题是正路吗？”他们的感觉是，一个社会问题的存在，说明社会本身出了毛病，而这一定是体制出了问题，因此，只有去修补体制来解决才是正路，如果通过技术去绕过了社会问题，这不叫解决，只能算是把问题“隐藏了起来”，不能算是真正解决。
　　在他们的理解中，如果政治制度是变量A，科技是变量B，那么B实际上可以描述为f(A)，也就是说，B不是一个独立变量，而是A的因变量，就算有互相作用，至少B的“基础性”要比A更低才对。
　　要说清二者的关系，同样需要做实验，如果操纵变量B的数值使其下降，观测到变量A的运行同样出现严重扭曲，那么旧的理论就可以被证伪。二者谁是更基本的因素，通过几个“变量控制”的实验就可以轻松看出。

3、过去有种观点觉得，理科工科是实验科学，有说服力，而社会科学类的则是动嘴皮子。这其实也有点无奈，是有客观因素的，大部分的理工科实验需要的人力物力时间都相对有限，而社会科学类的实验花费高昂，而且副作用不确定，实验周期还长。
　　2012年之后，“工业党”在中国网络舆论中横空出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这造就了一个特殊试验条件——政治架构变动有限，经济水平提升猛烈。
　　而在这个实验条件下，中国各方面都在快速爆发，生活水平迅速改善，甚至社会也变得更加文明起来。这个“变量控制”就非常清晰了——其他变动不大，只有生产力变化很快，那肯定是生产力在起作用啊。
　　而鼓吹情怀和制度决定论的公知，自然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所有人都是这场巨大实验的亲身感知者，不同变量的作用谁大谁小，他们最能亲身感受到，实验结果决定了公知的命运。当然，目前的实验的效果还只是初步体现，因为中国的发展并未停下。
　　“工业党”在这个时间，出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是没有原因的。它的出现本身也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产物。

4、所以说，社会科学过去不方便做实验，一个重要因素是实验周期太长。而中国新世纪以来的爆发式增长提供了一个罕见的短周期实验的可能性。这才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代人以内肉眼可见”的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证明，而它同时还排除了政治架构变量的影响（此变量变化不大）。
　　但是，这个过程只有生产力增加环节，实验是不太“完备”的，还需要一个“政治架构基本不变，生产力水平剧烈下降”的实验对象，来构成实验的后半部分。

【实验设计环节】
　　实验对象1，台湾。用来实验“民主”这个变量的独立性。具体实验方式是，打击台湾支柱的半导体产业，降低生产力因素，保持其政治架构，看看台湾社会会发生什么变化。
　　如果台湾社会在生产力水平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温良恭俭让”，那就说明，生产力决定论是错误的，台湾的文明和优越是“民主制度”所决定的。如果反之，工资下降后，大家不再客客气气，而是社会犯罪上升、腐败横行、人才流失，那说明是生产力起到了决定作用。
　　实验过程中，不仅仅要注意定性研究，还要注意定量研究。
　　比如，薪资水平下降到20000新台币的时候，台湾社会是个什么情况，犯罪率是多少，到18000、15000的时候，整个社会又是个什么样子，这些都要做好记录，以便绘制实验数据曲线。
　　总之要对小白鼠做好观察。

　　实验对象2，香港。用来实验“自由”这个变量的独立性。具体实验方式是，保持香港的“自由”，它再乱，也不要去管它，同时放开对周边城市的政策限制，让他们和香港充分竞争。降低香港的经济变量，保持其政治架构，看看香港社会会发生什么变化。
　　如果香港社会在生产力水平明显下降的情况下，仍然能做到“香港是亚洲最安全的城市”、“香港是个法治社会”，那么就说明香港的“自由”、“英美法制体系”、“司法独立”才是香港过去繁荣的主要决定因素。反之，如果香港生产力水平下降之后，街头暴力横行，社会动荡频繁，犯罪开始猖獗，那说明生产力起到了决定性因素。
　　当然了，实验过程中，同样需要注意定量研究，做好各项记录。

　　这些实验都是很伟大的。要知道，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还有相当多的人不认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基本社会定律，而是认可“政治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还没有分出最后的胜负。
　　而这样的变量控制实验，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大范围社会实验的形式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是一个创举。它将使得这种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争论不再停留在空对空的口头和文字争辩上，而是会拿出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实验结果。这将大大推进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更新，推动人类文明向着追求真理的方向进一步前行。

　　作为实验对象1和实验对象2，应该能为有机会参与到这场人类文明的伟大实验中，而感到衷心的骄傲，和无比的自豪。

　　最后是实验声明。本次实验没有任何强迫行为，实验对象均为自愿参与，且愿意承担实验结果。测试团队曾经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建议实验对象1和实验对象2不要过于对“民主”和“自由”如此执著，但后二者表示这些实验变量是他们的命根子，是比其他因素都重要的东西，绝对不会放弃的，谁要说其他因素更重要就是和他们过不去，非要参加这项实验。测试人员们都被这种大无畏的科学精神感动了。
（常凯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