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吴思远说古

杨弘

2010-07-23 15:27:16
序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被冠以"东方荷里活"之衔，在国际影坛上极具影响力。现任香港电影发展局委员的吴思远，从香港电影腾飞的起点--邵氏年代起，就投身电影业。从邵氏的场记、副导演开始，他做过独立制片，也导过电影，连任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陪伴着香港电影走过颠峰，在后来市场不景气，电影人纷纷转行的环境下，也继续坚持，并尽力为留守者和寻梦者创造机会，两年一次两岸三地导演聚会即是由他促成。他交游广阔，多年来与业内多数举足轻重的人士都有着良好的关系；他知人善用，香港电影风云时代的许多猛将，都曾受他点拨或提拔。吴思远的回忆录，可以说是香港电影一路走来的鲜活见证。
　　我本来呢，回忆录要自己写，前几年很多人叫写，好像早了一点，自己写回忆录好像差不多就是要退休的样子，现在我先将早期一些经历简述一些，以便日后动笔写回忆录可以更精确一些。
　　上海出生的广东人
　　其实我出生在上海，但不是上海人。我是广东人，原籍珠海，原来我一直不知道，只知道自己中山人，14岁来的香港。我爸爸以前住在香港，很奇怪，他就认为香港环境不好，小孩子容易学坏，另外香港学费是一个月付一次的，大陆是一个学期付一次，要过正常的教育生活大陆还是比较好的。我是1944年出生的。因为从珠海到香港很方便，所以我们家亲戚很多人都住在香港。解放以前，我老爸在上海也有点生意，做肥皂什么，那时候日本人还占领着，我老爸住在德富道中。他把我们安置在那边，也不错，当时我听他们讲香港的环境并不是那么好，也不是很先进，还是上海好。
　　爱电影的小男孩
　　我上海住在黄河路，现在是饮食一条街，以前不是的，这条路很安静。以前到国际饭店，小孩子不能进去，就在外面乘凉，因为那边高，风很大，上海夏天热得不得了，这些都是小时候的记忆。小时候我就很喜欢看电影，在上海跟我弟弟两个，特别喜欢。那时候大光明电影院最了不起了。我听别人讲，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大光明电影院只演外国片。解放以后，一个当年大光明的经理就跑到香港，开了海运戏院，现在也去世好多年了。那时候我见到众人都叫他师父，因为他是众人师父。当时大光明可以说是全亚洲最好的，它除了有一个很好的大堂以外，是第一家灯光慢慢变暗的电影院。那时候大陆要暗的话就暗掉了，只有他旁边有一条线，跟现在的其实都是一样得。当时我就觉得很有情调，那个气氛跟现在不同，现在乌乌暗暗的，跟不上那个时代。前年还是去年，最大的地产发展商叫我去做顾问，我就想起这个事情来了。小时候我很少到那边看电影，现在呢因为他那里要改造，就叫我去策划，它是一定不能动的，政府也不允许。大光明在南京路，和人民公园对着。92年[新龙门客栈]首映，我全部买了票，去送给上影厂的那些老先生。当时没有什么好的电影院，我合拍的，也没有钱分，那时候什么都没有，要送给潇湘，潇湘给中影，中影再来发行。像现在我们自己的电影不用买票，印一些招待券，大陆不流行的这种，我自己的电影都不能看，所以后来我买了就发给他们看，在门口炒黄牛。我小时候很少到这里看电影，现在我的电影在这里放映，有一种重温历史，好像时光倒流的感觉，很开心。
　　搞电影院也是，小时候感觉大光明特别好，能不到别的电影院就不去，一般的就不能跟他比，那个气派啊。小时候买电影票很便宜，几毛钱就够。我老爸每个月会寄钱回来的，我自己就有零用钱。老爸他当时在香港，不常在上海，大概一年回来三、四次。他走之前就会把口袋里所有的人民币、零钱全给我，一大包啊，我还记得。看电影是建国以后了，我记得那时候上海有一个叫早早场，现在都没有了，早早场的意思是八点钟，礼拜天才有的，就是说给那些小孩子，小孩子一不念书了反而一早就起来了，平常起不来但是那天放假是特别早起来。早早场就是给那些小孩子看的，最便宜。有时候电影院门还没开，大闸都没开啊，我跟我弟弟就已经在门口等了。
　　五十年代初有苏联片，有中国自己的电影，我不知道那段是什么时间，把很多解放前拍的电影都放出来，[一板之隔]、[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天涯歌女]，甚至还有马徐维邦的[夜半歌声]，后来我跟我香港的师父，专门拍文艺片的邵氏导演罗臻说，他是马徐维邦的徒弟，我是徒孙。我记得当时这些全都是在大陆看的，所以我的印象中以前看大陆片，反而革命的片子都不多。我真正印象深刻的还是旧上海的那些电影，当时如果香港有片子来到大陆，那就不得了了，长城凤凰那些片全都是进大陆的，因为国家要支持他们。谢晋的片子我看了一部[女篮五号]，是在大陆看的，大概是五十年代尾。我还看了《大众电影》，中间一段文章介绍[女篮五号]，说他有一场戏需要很多人，都坐满了，但是要拍坐满这么多人是很辛苦的，所以他现场先拍很多人，中间遮黑，遗失那些后来再拍，第二次曝光就有了。这是我小时候接触的有一点技巧的东西。我记得当时上海人比其他的城市热衷看电影，因为电影院很多，看电影的机会很多，那时候还有新华电影院啊，西海电影院啊，长江剧场也可以放电影，还有黄河路上面的卡尔登，那个拆掉真可惜。国泰是很早很早就有的了。当时因为我住得到国泰稍微远了一点，所以基本在大光明的周围。那时候我们还有机会看到人家拍外景啊，肯定是上影厂的。我当时就很好奇为什么拿那个测光表测那些明星的脸。从小就有兴趣，这个兴趣持续到香港。到了香港哎呀过瘾了，那么多好电影看，那时候可以看二轮戏，二轮我记得在弥敦道有两家，一家丽斯、一家百乐门，头轮我们看不起，错过了就到那边去看。一杯可乐的故事那时候大陆人要到香港很困难，父亲在这边去世了，我要来办理遗产，才能出来。那时候我弟弟，姐姐都在上海，但是家里决定让我出来。我是规规矩矩过来的，没有偷渡，暑假的时候，他们对学生特别优待，会给你通行证。当时每个人进来可以换五块钱港币，多不能换，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记忆。那时候经过深圳，我一小时都没有耽搁，之前有一个人大概在深圳耽搁了好多天，能走了开心得不得了，口袋里还有一大把人民币，他都不要了，全部给我，这个几十块钱很厉害的，那时候学徒才十几块啊，他高兴到那种程度，我现在可以过去了，我不要了，给你给你，人民币没用了。我怎么办，其实待会我也可以过去啊，那就寄回去。我过罗湖桥第一件事先喝一杯可乐，因为大陆那时候没有可乐，只在在旧画报上见过。后来我回到上海，好多年改革开放回去，我买可乐给人家喝，小孩子都说不要喝，难喝死了。他们不习惯那种辣辣刺刺的感觉。 说广东话、看香港电影的上海人我那时候是会讲广东话的，而且我这个广东话跟香港还有一些不同，当时我还以为自己很标准，说“谢谢你啊”，不会讲“唔该”，我讲的是国语的广东话。我外父是天津人，天津的大户人家，但是外婆是广东三水人，我爸爸是珠海人，但因为我在上海出生，喝的黄浦江的水，所以这个调调十几岁就不能改了。到了香港住钻石山，藏龙卧虎之地，那时候很多国民党政客，不愿意到台湾去的，有点身价的就住在那。调景岭是比较落魄的，那时候有国际救援、台湾救援什么的。有一个政客叫左迅新，都住在那边。到山的一半的时候有一个片场，叫大观片场，所以一到晚上我们住的那里，就会听到“铛”铃响，就是正式开拍的时候。我常常到大观片场里面去看人家拍戏，什么吴楚帆、白燕我都在那边看到的。钻石山进马路的那一段给人搭得乱七八糟，但是走上去那边房子还是比较漂亮的。到了香港马上就看电影，乐都电影院，专放邵氏电影。那时候粤语片西片什么都，有就看了，我到了香港最大享受之一就是看电影，片子多，什么类型都有，看那个冯宝宝，粤语，很便宜，就几毛钱。

　　从南国编导训练班开始
　　后来就去新发书院读书，邓光荣啊很多人都在那里，那个学校要求不是很高。读了几年以后去当老师，教过两次，一次是替人家代课，在屋顶上面，都是穷学生。再后来就进了新林书院，那是很正规的，我们这种叫暂准老师。香港之前有两种，师范学院毕业的就是正式的，工资比较高，像我们这种暂准的，工资就比较低，我不是师范毕业，又拿不到正式资格。我在珠海书院读了一年左右，那时候香港有香港大学，还没有中文大学。因为是殖民地，只能允许一个地方。新加坡也是，以前只有一座大学，其他他是不给你叫大学的。当时的中文大学是分开的，新亚、崇基、联合三个，后期才合并到一起去。我有个堂兄是在新亚教书的，我常常到土瓜湾那个新亚旧址去。我没读完珠海，有几个原因，第一经济能力，我这些亲戚很有钱，我常常跟他们去拿学费，去得多了自己都不好意思；第二我要赚钱，你老问人家拿钱不好的⋯⋯珠海书院在九龙那边，他是大学的东西，但是他进去的门槛比较低，而且是国民党资助的。去南国学费就很少，所以那时候我就进南国，南国是邵氏办的，全名是南国实验剧团，那时候校长叫顾文宗，他是邵氏老演员。他们一方面就无线电视台一样培养新人，一方面可以用很便宜的学生做临时演员，有些演员像岳华、郑佩佩、沈殿霞，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我学编导，它以前就是培养演员，好像是从我那年开始有编导班，我是南国第六期。进班要考试的，很多人去考，学拍电影。我觉得因为我太喜欢电影了，这个考卷对我就太浅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居然考不上。因为我老看电影，和电影有关的都沉迷，所以我到了那边学就像一块干的海绵，拼命吸收。有时候是员过来我们帮他排戏，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好条件，排话剧就算是实习，另外呢就去片场去做场记。实战的功夫比较好，单单在外面学没有用的，清水湾邵氏片场我平常一个礼拜差不多进去一两次。

　　那时候有校址在弥敦道，因为方便，平常我就在弥敦道。大部分上课时间就排在下午和晚上，工作的人都可以去，每天都有，星期六星期天课更多。那时候很多台湾的人来教，因为香港那时候教电影的师资不够，我还记得丁善玺都来上课，他当时到香港来当胡金铨的副导演。那时候教我们编剧的很多，有一个是在香港老编剧家吴铁翼，资格很老，萧芳芳很多片子都是他写的，什么[小小羊儿要回家]这些戏很多都是他写的，我记得他讲的有一句话，是说不管你前面怎么样发生事情，怎么样曲折，道德结尾一定在那的，好人要有好报。他讲得很有道理，他说给观众带去一个信息，就是你现在很穷很苦，人家欺负你，但是坏人是要有恶报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还说荷里活的电影，如果结尾好人没好报坏人有好报，这片子是不能通过的，他说这是美国自己电影圈里面不成文的规定。

　　这套东西就是当时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学的是旧一套的道德规范。他教我们电影分场最重要，去看电影怎么去记分场呢，他就教我们，拿一张纸，不影响看电影，看到场一换，就撕一个口子，回来就数几个口子，就知道这场戏分了几场。我还记得他说最有用的不是我教你们，而是你们自己去看电影，你们学电影的人看电影要比人家要深刻，比人家要懂，不是单单看剧情，他说一个特写为什么要拍特写，为什么要拍这么大，都有讲究的，如果这个人随随便便就这么拍了，这个不是好电影，每一个镜头都有他一定的功能。他讲得很好，一般拍特写不会用广角镜，我们叫做大镜头，广角镜一摆，后面的背景一定是模糊掉了，就是要突出这个人头这个表情。当然有时候又不一定用，反而用比较宽的，镜身远了，就看到后面的背景，要强调他在这个环境当中，这个环境如果是危险的，观众会为他提心吊胆，后面有人走过来他会看得清楚，他讲了很多这些非常有用的基本技术，对我以后做导演很有帮助。所以我觉得做导演，基本功一定要练得很好，就像一去到少林寺，他不教你武功，先教你基本的扎马，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在基本功掌握的基础上再去变才可以。还有很多老师，有教演技的，那时候有个个魏平澳，是台湾谐星，就是[李小龙]里面那个汉奸，他是比较有学问的演员，英文好，理论也很强。

　　我在南国一年学完，一年实习，前后两年。基本上邵氏的制度和台湾一致，里面的副导演全部是从台湾来的，台湾有国立艺专，大概就是两年三年，台湾很多人到邵氏来做导演、副导演，邵逸夫就是专门请那帮人，他不怎么提拔香港人，就算当了副导演多少年他都不提拔的，他本身是上海人，对广东文化没什么感觉，所以邵氏主要是拍国语片的，香港人毕业以后根本就没什么机会。


　　知遇之恩
　　有一位老师叫李至善，年纪很大，是我师父，也是教编剧的，后来他还介绍我进邵氏。顾文宗他根本不关心学生的，毕业了也不推荐。我记得我毕业了去找他，问能不能进去做个场记，他说场记没前途，他自己就当了十五年，不肯介绍。所以那时候我们学编导的，大部分都流失了，没有再做这一行。我后来能进去，是因为跟着李至善，他帮很多导演写剧本，我跟他特别好，平常我们没事就一起到沙滩去游泳，我跟他说我想做场记。其实场里面请多一个请少一个无所谓，这么大的场，如果顾文宗可以主动推荐一部分，有些很努力的同学就不会埋没了。那时候老板不重视，就觉得编剧班不可能做导演，演员就比较实际，一来就可以做配角。当时一个班上大概三十个人左右，最后进电影圈的就我一个，我看有很多人努力得不得了，很可惜都没有机会进去，我当时电影的知识比他们懂得多，所以跟老师对答，我写的故事都是在班上念出来的。但是顾文宗重视演员班，因为演员可以利用，比如李青等，还有后来做影后的那些。那时候邵氏的个人事科科长跟李至善特别好，他说没问题我去帮你谈。那时候管场务是邵逸夫的侄子，他就带我和李至善去见他，结果那个侄子好像是大陆出来没有多少年，戴着眼睛很老实的，糊里糊涂，以为去应征的是李至善，很好笑：-啊，你想做？-不是不是，我是公司的编剧，是这个。很快就搞定了。

　　现在每次李至善从美国回来，我就要招呼他，因为他是我的恩师，如果没有他我就进不了这一行。他现在大概80岁了，他们这批人当时在台湾算是新潮人，对我影响很大，受他们影响看了很多书，什么李敖的书啊都是当时看的。他们在台湾办的剧场特别好，那些外国的东西，很多香港当时还不太懂，台湾已经引进了很多。当时邵氏每个导演有一个办公室，秦剑、陶秦，都有。但是导演是不在里面的，开会才过来；编剧也是每人一个办公室，所以李至善就有一个办公室。有时候他写他的剧本，我写我的东西，写得差不多了两个人就聊天。他喜欢抽烟，那时候台湾烟的牌子不多，所以他一到香港，就把可以买到的都买回来。他们拼命地找台湾看不到的书，鲁迅这些所谓左翼文人，台湾那时候是禁掉的，所以他们一来就到书局，我就陪他一起去。那一段时间我就把以前的东西和台湾的东西结合了，所以我现在对台湾非常熟，香港这些电影人我想比我熟的不多。当然因为我在台湾开公司，也去拍戏，我现在跟李敖也很熟，就是因为当时我当副导演的时候就看他的书，《传统下的独白》，我惊为天人。


　　邵氏片场的上海帮
　　进了邵氏以后我先到剧务组报到。当时还没有流行制片，就是剧务剧务主任全管，大陆叫制片主任，其实他身兼两边的东西，下面一两个人，有剧务，有蛇仔，就是打杂的。剧务组的头，姓严的是以前上海一个很有名的公司他老板的儿子，严幼祥，他对我很照顾，把我派给一个最有学问脾气最好的导演，罗臻，他真的是学问不错又很斯文，但因为人太好，一直都是不太出头。他就把我派过去。因为我有占便宜的地方，我上海话讲得很好。当时绝大的势力都在上海帮里面，不要说罗臻，就是严幼祥，也是上海人。这些老摄影师，也是上海人。所以我进去以后就如鱼得水。他们从大陆出来，广东话都讲得讲得别别扭扭的，我跟他一讲上海话，这些老人就觉得心里特别舒服。我跟我师傅罗臻一直讲上海话，从来不讲广东话的。还有陶秦这些大导演，电影圈里面就是，有辈分的都是上海人。但不一定绝对是，我统称上海人。当时那个私营主董先生，好像是中国第一个，外国人教他拍电影的，他做领班，上海人。他儿子是邵氏第一把交椅，也是上海人，我跟他们都讲上海话。所以我在上海出生这个优势，到了邵氏就发挥到了。那时候邵氏第一把交椅的剪接师姜兴隆，也是上海人。我广东话和上海话都讲得很流利，所以我在那边是得天独厚。

　　干我们这一行，人缘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一个大连业，需要很多人脉，如果自以为了不起，不跟人交往，机会就少了很多。那时候因为我做场记，总要跟道具服装这些人有联系的，尤其我会讲上海话，有时候就会跑到摄影办公室，摄影师在里面休息，我进去跟他们聊天，他们就教我那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而且因为关系好，他们会让我看镜头，以前那个机器那么大的一架，不给随便看的，他们觉得这个是吃饭的饭碗，碰都不能碰的，一碰他就要挨板尺。因为我们做场记要写，这个是中景、远景、特景，但是如果跟他们环节不好，就看不到了。所以我觉得，做电影啊，人脉关系好，跟人家交往得好，占便宜。好像曾志伟就是，曾志伟是武行，而且也不是受过训练的，就是来玩玩。他这个人脑子灵活，没有多久就当导演啦，和徐少强的[踢馆]是他第一部。所以做电影这一行是另外一个江湖学问，不是学院学，有些本事蛮好的，一辈子都不得志，我很替他们可惜。有时候学问什么的都好，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贩卖自己的东西。

　　我参加的第一部片子，是罗臻的，在我进去的时候已经拍了一大半。当时老板很喜欢，虽然他的戏一般不太大卖座，但他拍得有文艺气息，而且人很斯文，所以老板就很看重他。他就是[夜半歌声]的导演，马徐维邦的徒弟。马徐维邦是中国有名的导演，也很斯文，演员拍来拍去拍不好，他也不骂人，自己用头去撞布景板，“哎呀我真是命苦啊，我怎么拍来拍去拍不好呢”，他就怨自己，那演员就更加内疚了，这个趣味要跟过他才会知道。这些都是罗臻告诉我的，他前两年也过世了。

　　邵逸夫，我们是没有机会见的，当时制片经理是邹文怀，宣传部经理是何冠昌，他们两个后来是嘉禾的开山老板。当时何冠昌下面也有几个人。比如说，搞《香港映画》、《南国电影》的，朱家兴的爸爸，我跟他也很熟，因为他宁波人，他讲的话只有我听得懂。我常常到他办公室去。我还帮《香港映画》写过一篇稿，拿到不了几块钱的稿费。

　　我进邵氏一两个月后，第一次看到邵逸夫，他有个习惯，每天要巡场一次。就不知道几点钟，通常是下午。他走起路来很怪，人家就学他咯。他们说他是一个鹤型格。有时候我们在里面开工，邵逸夫每天一来，就会进来看。邵氏很刻薄，没有冷气，热的要死。我们打光的时候没事做，就在门口抽烟，他远远地一过来，大家就把它踩掉，假装做事啊怎样。有时候我们拍戏的时候，他也来看，当然也就是找导演去问话，不会跟我们聊的。邵氏有很多片场，一场二场什么，很大，所以未必能碰上他，后来都变成无线电视的了。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以前大，以前是整个山头，拍张彻的电影，后山全都是他们的布景。现在全都空置了。那时候所有的电影都拍大布景，除了要出外景以外，都是在棚里面搭的，所以在片场里面泡过的有一点好处，就是说知道整个电影的一个流程怎么样。一个剧本来开制作会议，布景师就把布景设计给导演看。除了罗臻以外，邵氏的别的导演我还有跟过薛群，一部戏。其他我都是替工。如果哪一组戏里面有场记请假，我就去顶档，我顶过张彻的、罗维的，李翰祥没有。王羽跟罗烈去韩国拍[龙虎斗]的时候，我去当副导演。这是一部拳脚功夫片，我们是去韩国拍外景。后来我的第一桶金，[荡寇滩]，也是这一类型的片。


　　浮华背后的邵氏王朝
　　我敢说，在邵氏，没有人是对它满意的，因为邵氏的薪水偏低。邵氏的电影当时不仅在香港，在整个东南亚都风靡一时，到哪里哪里赚钱，因为没有竞争。没有竞争的时候，它给所有人的待遇就低。我进邵氏才两百二十块薪水，就算升到副导演，四百五十块，最高是五百，外面七百多块，我知道里面很刻薄，但我无所谓，我是很乐意做这一份工作，因为外面没有机会。演员方面，拍戏另有酬劳，但没戏开的话，收入就只有月薪两百，片酬按二四六八十，就是第一年月薪两百，第二年四百，第五年才一千块。即使当时的币值跟现在不能比，但还是很苦哈哈的。所以那些明星出席宴会，都要去服装间借戏服。而且他们严格规定，演员不能坐巴士，不能坐公交车，会影响形象，但又不给人家足够的钱，所以演员要找外快，要找有钱人，都是那时候开始的。当时百分之九十的演员都住在邵氏的宿舍里，在清水湾，条件很简陋，房间跟房间之间隔个木板。所以六十年代为什么老看不到明星，是因为明星没有钱出来市区给人家看。所以说，邵氏的待遇是严重的偏低。现在问邵氏的老人，任何一个，他们不会说偏低，他们只会说邵氏给了他们机会拍戏，不会有人说当时过得很好的。

　　其实当时电影圈有个很坏的习惯，有个趣闻，邵逸夫不住在厂里，有一天他去片场上班，看见一辆大房车，很漂亮，在他前面很神气地进去。他以为是来了什么客人，一问，道具头的。传说这个道具头包了一辆白牌车（以前的私人车）。当时的道具赚得特别多，香港电影圈有一句话，「三师不如一道」。摄影师，化妆师，还有什么师，不如一个道具。因为钱经过他手，贪污也很严重。邵逸夫就派人去他家里看，结果不得了，金碧辉煌，除了摆设好以外，公司好多漂亮的道具，全在他家里。这应该是给了邵逸夫一个刺激。

　　但是他对员工这么刻薄，他们有机会肯定要吃的。助理剧务，那时叫「蛇仔」，也要吃的。比如说饭盒八毛钱，肯定要扣掉两毛。我们拿饭盒一看，叉烧只有两三片，就不是八毛钱的。所以贪污是一个普遍的行为。所以后来邵逸夫找方逸华进来，也是一个必然性，因为他控制不住。

　　我自己推算，邵逸夫的性格就是这样。大概五、六年前，李行去拜会他，作为金马奖的主席，想请他到台湾去，我帮他联系，所以我们一起去。邵逸夫请我们两个吃饭，还耿耿于怀。不是耿耿于怀以前给人家少了，而是现在的演员费太高。他讲，「我这个年纪，现在老了，啊，做不了什么事。」「你们年轻。如果是我再做呢，」他的意思是，培养一批新人。他还认为香港电影现在没搞好，演员费不合理，太高。所以邵氏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创意，思维，给他创下了一个非常大的江山。我对他丝毫没有贬义，但这是一个事实，他就当做生意。当时邵氏每天的作业开工，就是流水作业。他希望大家是一个螺丝，他不需要艺术家，不希望有个性。六十年代的艺术家，比如李翰祥，是有脾气的，他火起来就走了。最近邹文怀在《明报周刊》有一篇访问，里面写的感觉还是有东西的，他也不会讲得太过分。邵氏现在那个在将军澳的片场，当年政府原来要批一个地给他，后来被六家公司给抢走了，他还耿耿于怀。邹文怀是年纪大了，如果给他年轻二三十年，他真的可以反扑。当时这个行为，我觉得，如果他到廉政公署去，廉政公署必须要受理的，不过这是后话了。


　　嘉禾脱胎记
　　邹文怀，何冠昌，蔡永昌他们离开邵氏，上回说方逸华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但也不只是这一点。
　　当时有一个大气候，因为陆运涛去世了，国泰名存实亡，没有竞争力了，市场形式有点改变。加上邹文怀何冠昌他们对海外市场也比较了解，就觉得可以到外面干一番事业。当然这个事情呢是迟早会发生的，但是那个导火线就是方逸华，她如果不进来，可能再维持多五六年，或者三四年也说不定，方逸华一进来就加速了他们的离开。


　　当时邹文怀他们这一批邵氏高层，何冠昌，邹文怀，蔡永昌，还有一个管冲印间的赵耀俊，还有梁风，他们四五个人有一个习惯，每天吃完饭以后就开会，天天都开。就这样，一段时间下来以后，他们这几个人已经结成一个非常习惯性的班底。方逸华进来以后，他们做事情非常不顺手。方逸华一开始先进采购部，买任何道具服装，都要经过她。因为她和邵先生的特殊关系，所以她可以砍，可以不批，这就直接影响到制片部经理邹文怀的权力。以前都是邹文怀管，邹文怀觉得应该用的就用，下面有制片部，有剧务部，都由他统管。现在突然来了一个人，这个不批那个不批⋯⋯人家就去邹文怀那里投诉：「我要一百个临时演员，她只给我八十个。」当时邵氏已经有制片制度，每部戏有一个制片，一个剧务，一个助理剧务，主要是三个人，干这个行政的事情，制片就向邹文怀负责。所以导演有什么事情，他就跟制片发脾气，制片就向邹文怀报告。这种情况下，邹文怀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那时候流传一个笑话，说导演申请100个鸡蛋——因为是喜剧片，要扔鸡蛋——她批50个，导演就很恼火。还有关于演员，也非常严格，临时演员报多少用多少，她会检查。最厉害的是武行，因为武行比较贵，还有吊钢丝，因为吊一条钢丝都是要另外算人的。还有，毛片出来以后，方逸华就停格数人——镜头停在那里，调到最大场面数，「你说昨天用了二十个武行，数来数去没有二十个啊！」诸如此类很严格的钳制。另外，布景的运用也变成现在这种电视台化。所谓电视台化，是指以前是导演最大，我拍几天自己决定，老板通常不会说什么。但到了方逸华那个时候，变成我给你三天就三天，三天拍不完马上有人进来拆布景，或者是要改布景，给下一个导演用。那时非常严重的是，因为古装片比较多，为了省钱，一个布景要用两三部戏，因此片子都熟口熟面。所以导演非常不满意，他一场戏拍完了，一撤了以后，马上换一下，改一点点，给第二个导演用，第二个导演心里也不舒服。所以方逸华进来以后搞出蛮多事情。有时候电影会因此而停工。比如道具来报告，「采购组不批！这个东西我不能买，导演你说怎么办。」导演在众目睽睽下就发火：「***，停！不拍！看谁损失大！」。这样，常常发生。

　　我们现在的人，在历史过去后就说某年某天邹文怀和何冠昌离开了。这个离开之前的酝酿，我认为是密不透风的。因为，第一，跟邹文怀出来的导演不多，嘉禾第一部戏导演是罗炽。罗炽是拍粤语片的，照现在的标准来看，他是不够资格的。所以说，嘉禾没有拉到人手。因为当时也不知道出去外面会怎么样，在邵氏好歹还有一个导演做。有一个道听途说，当时邵氏有很多剧本，倪匡就写了很多，写了以后不合用，就分类型地放在一个专门的地方。然后，传说一夜之间，所有的剧本不见了。第二，据说，演员的合约正本全部没了。当时不流行副本，只有正本，所以演员能跑到别的公司去拍戏。何冠昌跟邹文怀带走了王羽，后来王晶拍的[影城大亨]里也用了这一段题材。

　　嘉禾出来，第一，后来我才知道，是有泰国片商支持的。他们一开始非常辛苦，在当时的东英大厦，我跟他们剧务都很熟，就去探班。 他们租了一个单位，两个房间，邹文怀一个，何冠昌一个，其它人全在厅里面，每人一张小桌子，可以说是挤满了，转个弯都不行，拍戏就租荃湾的华达片场，非常艰苦。到斧山道电懋那是后来的事情了。但是他们有一定的优势在于，他们海外的市场都熟了，中国台湾，泰国都有人发行他们的片子。泰国老板原来是跟邵氏做生意的，所以他不能出面，秘密地支持它。但这个泰国老板后来在一次空难里死掉了。是六十年代中另外一次空难，不是陆运涛那次。除此之外，外面还有一批人，募集了一部分钱，所以当时邹文怀其实自己没什么钱。第一，他在邵氏赚不到，如果他有钱，就不需要出来。邵氏当时无所谓，觉得你走，我还有这么多人力物力。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嘉禾这批出来后必须要想一种新的形式新的办法，穷而后攻。所以嘉禾后期很多合作方法都是以分红分成形式，从它一离开邵氏时就注定要走这条路。

　　邵氏以前有一个规矩，这些叛徒走了之后，它就把他们的名字全部写出来，贴在大门口，不让进。因为怕他们熟了，这么大的地方，进来拿道具、拉人什么的。以前邵氏影城是一个大铁门一个小斜坡，右边是一个办公楼，再上去转个弯就是制片部门，后面是片场的厂房。这个小斜坡是要走五到十分钟才能到上面制片部门的，所以大铁门拦住就放心了。据说这个习惯是从李翰祥第一次带队走之后形成的，他走的时候我还没进去，我估计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成功过后，台湾那边有一些吸引，让他过去，另外邵氏这边比较刻薄，肯定也是原因之一。


　　第一桶金
　　我70年代初就已经自立门户，本来，以当时的条件来讲，我是绝对不可能离开邵氏的。当时嘉禾刚出去，自顾不暇。而且我只是一个副导演，就算它自顾得暇也不会找我，所以原本我是不可能出去的。其实我觉得邵氏除了酬劳偏低之外，它没有给新的一批人机会。以前邵逸夫他的眼光就是，拍电影是一个商业行为，我觉得你能替我赚钱，我就请你。他没有订立一个很好的制度来提拔新人，老板根本不会知道哪一个副导演好，也没兴趣。在这种环境下，只要外面有机会，每一个人都会走。我离开邵氏也是在这种情形下，外面有机会，就不考虑留下了。

　　当时有一些拍粤语片的独立公司，他们觉得粤语片前途不是很好，也想办法转型。但是他们手上什么都没有。有一家明星公司，老板叫黄滔，拍了很多粤语片，是他给我机会。黄滔要找一个剪辑师，我当时在剪辑部摄影部每一个地方都很熟的，演员有岳华他们，还有编剧，我们是一股新生力量，觉得这种旧势力太腐败了太落后了，我们在外面看费里尼的电影，觉得要有新思维，当时我们都很谈得来。我跟剪辑师什么的都很好，黄滔在外面拍粤语片，剪辑有时也是邵氏里面的人兼差的，黄滔就问他，你觉得有什么新导演比较好。他就毫不犹豫推荐，「小吴！」我那个时候叫小吴。

　　我一听说有导演机会，就飞跑过去。但老板有个条件，我一个人卡司不够，要找罗臻（我的师傅）挂名联合导演，在外面发行卖版权，总是要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导演，我一口答应。当时他给我开价三千块，外面公价新导演大概是八千块一部戏，于是我就胆粗粗，「不行，没有八千块我就不拍。」其实我当时心想你坚持一下我也拍了，结果他答应了。从那一霎那开始我就投入了准备工作。但是有一个问题，当时他们给的本子是他们写的，非常非常旧、老套的东西，那个本子我始终觉得不舒服。摄影师我找了华山，上海出来的，是朱永德（拍《渡江侦察记》的大摄影师）上影厂的同学。武术指导是袁和平兄弟。袁和平当时做武师，他身手、身体都不好，以前去到片场只是吃「干粮」的，但他有头脑。我跟他很谈得来，他没念过什么书，但看很多武侠小说，他所有的优点，缺点，连心里怎样，我全都清楚。他们当时都很依赖我，有什么事都找我，包括元奎，甚至后来的徐克。当时徐克给一群黑社会欺负了几次，我帮他出头去谈判，我带他去O记，在他公司帮他布录音收集情报。我跟他们不是一般的关系。

　　我第一部执导的片子就是武侠片，[疯狂杀手]。班底是年轻人，演员都是老板提供，一个是陈思思的老公，长城的小生。女的是欧阳佩珊，拍粤语片的，两个人年纪相差一大截，按理是不配的，但是没办法，我不拍连机会都没有。男二号是冯淬帆，演师弟。当时服装设计上我模仿日本人或者胡金铨喜欢的那一种，一层纱里面再加服装，像粤语片那样用缎子或绸就不好看。美术指导是卢健明，我跟他研究，不要旧的那种服装，各方面都要创新，甚至跟袁和平拍戏之前，连招数都设计。摄影也是，跟华山把镜头分得清清楚楚，哪里要走轨道，也跟灯光师开会。演员不用讲了，都准备要以崭新的面目来见人。剧本很老套，我就大胆地把它改了，加了四个死亡杀手，我还跟华山说，我要看到他们不是一个很实的东西，就像那时候沙漠枭雄的模糊效果。其实现在来做加一个镜头就可以了，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就用长焦距来调，想了很多这种招数，原来剧本完全没有。后来我师傅和老板很火，「你都不给我们打招呼!你加这种东西，什么玩意啊。」

　　但是我觉得这第一部戏是中规中矩。袁和平当时能看得出来有潜力。华山也是正统的学摄影，在邵氏做了那么久的助理。所以出来效果可以说比我想象的好。以前拍戏都是用西乐，我说我们古装片，要用中乐，在拍之前就找周福良，先录了一段琵琶，我说要前面缓后面急，好像十面埋伏之类。还有一场山洞的戏，我进去一看，做得不好，要返工，结果上面的师傅就骂，「哇，好大的口气啊，像百万导演哦！」，我假装听不到，就希望把它拍好。我记得这个片子去了邵氏，邵逸夫有一个优点，很喜欢看电影。「嗳，拍了部戏啊，拿来看看。」以前邵氏是一霸，打一个电话，你就要送进去，他看是很给你面子，于是黄滔就送过去。他看的时候叫张彻也来，结果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片子不是吴思远拍的，是罗臻拍的。因为他觉得名不见经传的人拍不出这样很正统很正规的电影。第一部戏受师傅影响一定很深的，因为罗臻很喜欢摆前景啊什么的，我多少都学到一点。张彻就很肯定，吴思远拍不出来，是罗臻拍的。

　　但是这部戏很不卖座，收了大概二三十万。它第一天午夜场，在佐敦道一个戏院，第二第三本都放错了！我邀请了亲朋好友来看，罗臻和老板都有来，放错本人家就看不懂了啊，我当时就跑上去找放映员。我当时坐在那里看的时候紧张得不得了。戏的反应还是可以的，但最后票房不好，老板的脸色非常难看。我觉得是对他有亏欠的，没给他赚钱。但是不能怪我。这个戏陶杰看了说，「好看啊，最后一个镜头」。最后一个镜头很「离谱」，因为高远已经很疯狂，什么人都不认了，脸都开始发绿，那四个杀手怎么都治不了他，最后用了一招，用一根轿杆，削尖了，火箭速度，「唰」的一声穿过去，把他从中间穿死，还让他停在那里，四肢张开，造型很漂亮，的确是蛮震撼的。我和袁和平已经度桥到这个份上了，很卖力。但是成绩不理想。宣传我也很卖力，海报也是阿卢（卢健明）设计的，是疯狂杀手的造型，脸一半绿一半正常，当时是很新潮的，一看很震撼。另外我还设计第二款海报。在这之前，任何电影都只有一款海报。我就设计了第二款，一张「悬赏」，用毛笔字写「今日有疯狂杀手逃出疯人院，此人作恶多端，残暴凶狠⋯⋯见到要么抓他，生死不论，赏XX元」，到处去贴。当时人还比较老实，每一个海报都围着一大堆人在议论，最后搞到出动警察来撕海报：影响治安。

　　这部戏给我一个一生的教训——导演不卖座，就没有发言权。我的第二部戏，就被老板否决了。所以这段时间我心情非常低落。我记得当时到汉宫（酒楼），在弥敦道，我老婆陪我喝茶。往旁边一看，老板的儿子跟其它几个人在谈新剧本，准备开新戏。我就知道暂时没有机会了，因为以他们公司的实力不可能同时开几部戏的。好久之后，我非常出名了，有人去跟明星公司谈，吴思远好多年前跟你们拍过戏啊，现在吴思远值钱了，把他打出来就行了。我之前和黄滔签了三部，第一部不成功，之后就没有拍，他就去跟人家谈了。回到家里吃饭就说，这次能赚钱，吴思远的片子那谁谁谁给我买，已经谈好了！结果他儿子说，爸爸，我已经卖掉了，某某人，已经签了！拿了定金了！老板一气，本来就血压高，年纪也大了，晕过去，就这样去世了⋯⋯

　　好运拐点
　　第二部电影[荡寇滩]对我来说讲很关键，很重要。

　　其实这个故事老早就有了，我想「标榜」的是里面演员都要有真功夫。以前邵氏虽然有些明星会打，但只是手脚灵活而已，并不是有真功夫。我想拍一部真正的功夫片，一早就想好这个题材，剧本也写好了——好多年的剧本都是自己写，到后来自己比较忙才跟人家合写，或者是一起讨论由人家来执笔——这个[荡寇滩]完全每一个字都是自己写的，在一个朋友美指卢建明家里，经常到那边去写，当时我直觉觉得这部戏应该会卖座。之前第一部电影的剧本不是自己写的，人家给你拍，有的拍就拍了。但这个戏我自己蛮有把握的，里面那个主角，就想找当时在邵氏演大反派的陈星。陈星有真功夫，习空手道的，手上练得都是茧；他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不是很红。我想主角不一定要找那些非常俊俏的人，想找一个比较有性格的，因为那个剧本的需要。

　　这个戏是说一个给通缉的重犯逃亡，他一直逃亡，结果跑到一个村里，刚好那里生产一种能够抵抗疟疾的草药。当时全国各地发生疟疾的瘟疫，日本人也要来抢。所以他就决定留下来帮村里面的人对抗日本人。他知道非常危险，因为朝廷的追兵就要到了，抓到就要杀头，但是为了村民，他最后还是留下来跟日本人抵抗。这个戏我自己认为剧本刻画得非常好，我很有把握，但因为我第一部戏[疯狂杀手]不卖座嘛，当时明星公司的第一个老板就没兴趣了，拿到了剧本也不了了之，交给他剧本就被丢在一边，被卡在那里。

　　过了一段时间，我记得当时那个老板要坐飞机去别的地方。我一想，老在他那里他也不拍，没办法，就跑到机场去送他的时候，我说，老板你能不能把那个剧本还给我？可能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拍。他说好、好、好⋯⋯我觉得很遗憾的是，他第一个找我拍戏，但是赚大钱的电影就没他份。这个也是注定，我已经剧本都给他了，他也知道这个剧片制作费用不大，只要他说好，这个片子你继续拍吧，他就赚大钱了。之后这部戏赚非常多的钱。

　　剧本拿回来以后，刚好有一个菲律宾的华侨朱焕然在香港看了我的[疯狂杀手]。他觉得戏虽然不卖座，但是拍得很好，于是通过剪接师郭廷鸿找到了我，约我聊天，提出要投资新戏。但他很聪明，就说只愿意投资一半，其它一半呢让我们自己搞定。年轻时候哪有钱啊，但又很想拍，那么我们就把自己的酬劳⋯⋯我导演费大概值多少钱我摆进去，武术指导袁和平的人工多少钱摆进去，剪接师的也是，反正酬劳就全打在预算里，但是还是差一点，就每一个人再拿一点钱出来，每个人好像要拿八千块。当时八千块也算是蛮大的一笔钱，大家都很小心拿出来，就拍了。

　　这个戏的意义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找一批真正有功夫的人去拍动作片；第二是打破了以前片场的规则，全部用实景来拍，就是到新界那些村屋取实景。以前香港人不拍实景，都是在片场里面搭布景，很奇怪大家都习惯这样，可能也是很多原因的吧。因为要用的摄影机及水银灯都很大、很笨重，拍实景不方便。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是用小的ARRI摄影机，原子灯等等。反正条件各方面就是可以拍实景。那我可以说是比较早，或者说是第一个来拍的实景。当然，这样做肯定成本低嘛，不用搭布景，不用租金。以前没有人是这样做的，后来很多香港独立制片兴起也是有这个原因的。毕竟香港只有几个片场，或者未必够钱去付那个租赁费用，或者没有钱搭布景，所以拍实景就可以把成本降低很多，而且随便就能去选景。当时的新界还没有像现在那么兴旺，还有不少农村，很有地方风味。反正拍摄时遮遮掩掩，然后加一点东西，大家不会察觉。我还记得，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堵墙很白，我都自己动手用泥巴调了以后去抹，把它抹旧一点儿、黑一点儿，条件很艰苦。

　　因为这个戏可以说是我自己真正全面做主，演员怎么配搭、戏怎么拍、剧本怎么样都是我做主，所以我自己心里有一定的把握。我说只要能拍得出来，肯定卖座。当时刚刚开始流行拳击片，不是刀剑那种当当当的，那我这个戏是拳击片。

　　演员方面，陈星当时是邵氏演员，邵氏是比较抠门的，薪水都很低，他当时的薪水是非常低，大概才八百块一个月。恰好他合约也到期了，要重新谈合约。我就跟他说，陈星啊，这样吧，你反正现在要谈合约了，我看基本上他们也不会加多少钱了。其实陈星要求也不高，能加到一千块就留下来了，到底是大公司嘛，但邵氏大概只给加一百，他就很气。那么我就跟他讲，这样，我第一部戏给你一万元。你拍我一部戏，你等于就是说一年不拍也可以，我也不相信，一年你就拍不到第二部戏。陈星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就想了半天，终于给我说服了，一万块钱第一部戏。因为这个戏他是主角戏，很讨好，我设计了很多很多场景衬托这个人物

　　反派就找陈观泰，他那个时候没有红，还是在拍粤语片，也很高兴来加入。我就叫他演一个日本浪人，披头散发，穿着一个黑的空手道的袍，很神秘的。还有其它的打星。很多啦，泰国拳的、空手道的，奇奇怪怪的、不同的兵器都有。

　　然后我就开始拍了，却发生了一个很离奇的事。


　　飞来横祸
　　[荡寇滩]有一个插曲，非常离奇的插曲吧。

　　陈观泰接了我的戏，我就先去拍了一场结尾的戏——因为我知道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叫拍ending戏，在大浪西湾拍他跟陈星决斗，打得个落花流水，先是空手然后用兵器，两节棍对那个双叉——陈星玩这个玩得很棒，但这个东西人家从来没看过，在其它电影里面也没有弄过，我都把它用得淋漓尽致，兵器打得都丢下来了再拳打。很累啊，拍了约半个月，我知道观众那个时候是喜欢这个东西

　　好了，这个ending的戏是拍完了，要再拍前面的戏了，结果发生了一件事情。张彻导演——张彻导演当时是大导演，非常大的导演，拍[马永贞]就要用陈观泰，觉得他很合适，那陈观泰就和他签约。当然啦，大公司、大导演找他能不开心吗！之后突然他就不接我的通告⋯⋯我这个血本啊，那我就找他，到处找，急死人了。找到后他却说不拍了，现在去拍张彻的戏。我说不行啊，我们行规是谁先拍，要先完成。当时有合约也没什么用，他不拍你怎么办，真的很惨，要了我的命了，绝望了。

　　我记得很清楚，一天在弥敦酒店见到李行导演，我跟他很好，就把这个情形说了。恰好我那个摄影师张麒以前是跟张彻导演的，他们有一点亲戚关系，也是以前是跟张彻出来的新摄影师。李行就说，你们两个去求求张导演，前辈嘛，总是会照顾你们的，去求一下就没事了。晚上，我跟那个摄影师张麒，就到邵氏片场的宿舍去求张彻导演，把前因后果跟讲出来，请他帮忙让我们拍。张彻导演说，不行。我们这些都是凑一点钱出来的，苦得厉害，我接着问张彻导演怎么办呢？他说你把它烧掉，你们拍的戏把它烧掉。因为我自己副导演出身，经验比较丰富。我就说，那你就这样，给我一个礼拜啦。一个礼拜我一定可以全拍好他的戏份啦。不行！那我说你给我一天。我全部拍他的特写，其它都用替身来拍。他说，不要说是一天，一个小时都不会给你⋯⋯。

　　哎！讲这个话。当时我就非常生气，就说，张彻，你不要逼狗跳墙。我从来不骂人的，我都生气了，那时候年轻啊。张彻看到我这样，以为我要揍他，就从客厅里面跑到书房里去，逃进去，躲起来。这个事第二天《明报》有刊登——因为他当时关系很好，他打电话给那个编辑，就说我威胁他，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是我干的事。这个事报纸还可以找得出来，如果有兴趣的话。那都是头条，娱乐版的头条。我完全没有加油加醋，他人已经不在了嘛。好多年前，我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了一篇文章，写得非常详细准备登在《明报周刊》的，《明报周刊》都准备给我登了，后来想想不好，张导演那时候已经非常老了，身体也不好。这个对他指责那个不太公道，不好嘛。最后我还把那个稿扔掉，没登。后来有一次张彻做访问，他说我总共看走眼两个人，一个是李小龙，一个是吴思远，怎么样怎么样的，反正这个事情他可能自己也忘记了⋯⋯。

　　所以我常常讲，艺术成就跟一个人的品格有时候是不对比的。我们有时候很欣赏某些演员，或者是欣赏某些导演，这不代表这个人的人格很完整。两回事，所以我常常也跟影迷或者是跟学生讲，演员，因为他的形象是通过电影，通过那个戏表现，真人呢，可能很不堪。那我现在不是说指摘，只是把这个事实讲出来，毕竟事情都过去了。

　　当时，我真的是走投无路，绝路。跟我那个摄影师晚上从清水湾——清水湾晚上很静很静，没人啦——两个人出来以后，一句话都没说。我们两个知道，这个就完了嘛。拍了一点，最多六分之一的后面一点戏。打是虽然很精彩，但前面全部没拍成。我就真的是绝望透顶，两个人是一句话都不讲。我还记得。当时偶然有个小巴开过，我们坐小巴的往回走——当时非常穷。也没什么办法，那个戏也停在那里大家也没辙了⋯⋯

　　死里逃生
　　戏也停掉了，大家也没辙了，一个多礼拜里苦得不得了，心情差到极点。
　　直到一天晚上，我在家里突然想到，反正拍了最后嘛，前面都没有拍，而且这个浪人是假发嘛，长头发，脸已经遮掉了四分之一，再加上一个口罩，把他一遮，不是这个脸全遮光了吗！哇，开心得不得了，马上开工啊，找替身就行了，当时想到就觉得有救了。最主要是我拍了后面，如果拍的是前面就没用了，死定了，也不可能换人重拍，因为没有经费了，Ending戏花了很多钱、时间，而且拍得很好，打斗什么都非常精采，换人是不可能了。
　　其实，我是很感谢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我在上海出生，假如在香港出生，我没可能有这个经历——上海冬天非常冷的时候，以前我们出去上课都要戴口罩，冷得要死，都得戴帽子。我所才想出这个点子：只要把口罩再加大，用黑色的那就非常好了，而且有神秘感。人家以为我设计造型呢，其实是无可奈何。但是前面要加一场戏、要一个伏笔。他要用真功夫杀人的时候，就要把口罩摘掉，不然怎么一会戴口罩一会又不戴。所以后来有一个镜头，是那个替身的手一抓那个口罩，特写，一撕开——镜头不能停留，跟着摇下去，就是手跟那个口罩的特写，下一场就是真人出现了。哇！所以我前面就拍得很顺利，反正戴口罩嘛，前面有几次要抓，最后又放下了，就有伏线了。电影最后终于完成，让我里逃生了。

　　预料不到的是，那个电影票房非常非常高，我非常高兴。当时好像还碰到张彻的一部什么戏，把他打得一塌糊涂。（湖！说的可能是《群英会》）一试映就反应好得不得了，午夜场轰动得不得了，我当时想能够有七八十万，就很了不起了。要知道当时一百万的票房就算很了不起了，一部戏过一百万就是大导演，张彻、罗维这些叫百万导演，拿着个雪茄在邵氏走，后面跟着一大票人。走在那个外景地，皇帝一样。像张彻这些大导演都不得了，他不用看后面的，他走、走、走到那里，一站定就要坐下来。场务马上就要把那个椅子，导演椅，第一时间摆下去——以前导演的派头不得了，现在的导演都没派头了，像场务小工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就看这个不顺眼，拍戏就拍戏嘛，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些大牌明星，跟着五六个人我都气不顺。这些演员现在越来越不象话，有了经理人制度以后，好的都没学到，坏的都学起来了。摆谱啊，一个演员要带四五个人，那么一组人，三、四个演员就要十几二十个人，化妆、梳头、服装、跟班、经理人、保姆⋯⋯，唉呦，这一大票，浩浩荡荡。那么就算跟你来做宣传，这个不准做那个不准做，钱都是我们来付。哎呀！这个制度，我觉得有必要去检讨一下。尤其现在做电影院，我都非常清楚。有时候碰到他们我就说，你们来干什么呢？你们来无非是宣传电影，这个不做那个不做，你来干什么呢，对不对？我就骂他们。以前演员没有这样的，我在邵氏时候有规矩的，演员要比工作人员早一个小时到现场，要化妆，一个小时化妆。那么等我们那个光啊什么弄好了，副导演一叫，演员就进场，乖乖的。尤其拍古装片，再热都不脱衣服的。就坐在一角，心静自然凉啊。以前邵氏连空调都不装的，要省钱嘛，热嘛热得不得了，冷嘛冷得不得了。

　　最后，[荡寇滩] 的票房是一百七十三万，做到后来，除了正规戏院，西片、做洋片的电影院都加入了。当时专映西片的电影院是不映国片的，很豪华，我还为此事写紧急启事?那些字都是我自己写的，以前我都是一脚踢的?——原有的院线每一天都挤爆了，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特地抽调几家一流的西片戏院加入，怎么怎么样——这都叫噱头吗，那时候宣传不像现在这个样子，人都老实的。而且这个戏不单说在香港卖座，所有东南亚都卖座，买我版权的都赚钱。那个菲律宾华侨也分得版权回去，他投资一半么，菲律宾一定要给他处理，他用很低的价买，我们也算了。

　　这个戏其实是个成本低、很小型的戏，但是因为它有特点，所以非常卖座。[荡寇滩]也是我一生的转运点、里程碑。我上一部戏不是不卖座，给老板剪我片子，剪得一塌糊涂，我又哭又怎么样，所以我那时候就发誓，以后拍片子，导演片子不卖座讲什么都没用，没有发言权，要什么什么，没用的。我从这一部戏开始充分地感受到，卖座的心情可不得了。我还记得当时跟李文耀（雪茄李）去豪华戏院看，哇，一个人都没有，我心里一凉的，想会不会加了戏院就不行了。结果一问，他们说，不是啊。今天已经全部满了。一张票都没有了。到隔壁排队呀，我到隔壁一看，人山人海。啊！这个高兴劲就不用提了。

　　我想，内地导演以前他不太在乎卖不卖座，是在乎得不得奖，香港导演完全就是卖不卖座，以后的地位、在老板面前的底气⋯⋯都取决于这个。所以这部戏就让我感觉到：第一，你拍戏，如果没有大明星，但一定也要有卖点；第二就是「穷则变，变则通」，不一定说低成本、小制作就不卖座——我自己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所以我后来拍戏有些制作比较大，但也有些小的，一样很成功。

　　这个戏能如此受欢迎，第一点就是说，我那个动作比较干净利落，打斗我不用太花俏，都是比较实在；第二，我真的是用了那些有功夫的演员，打出来是不同的——「打仔」是我这部戏开始的，有泰国拳、跆拳道等。还有当时全香港都知道的一个人挑战李小龙，但结果很神秘，大家都想知道如何了，我就通过朋友去找这个人，看要不要来客串一下，他叫刘大川，要出名嘛，就来了。所以这个戏演员根本就全是有真功夫的，陈星、刘大川还有很多打仔，还有提到陈观泰——正好他去了拍[马永贞]。[马永贞]非常卖座，他也红了。当然，再加上那么多年副导演的经验，我对剪接、分镜头都比较有心得。因为有很多导演要是从来没有拍过动作片的话，你叫他拍打，他站在那里，都不知道怎么做，最多就全部交给武术指导。我们是因为拍得多，熟，所以处理起来比较容易。

　　继续功夫
　　[荡寇滩]之后，我拍[饿虎狂龙]也是用陈星。
　　陈星这个小子，讲出来也有很好笑的事情，我这个戏拍完还没有公映，他就到泰国去拍别的戏、又做反派去了，而且不是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为了赚钱没办法。结果我午夜场一开，生意好得不得了，我马上打长途电话给他——那时候打长途电话不容易呢——打到他的房间。我说陈星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戏我们很成功、很成功啊，他也很高兴。我说，你定着点啊，不要急，等我来，我们来商量大计。当时想我们可以继续合作，或者一起搞公司什么。因为我当时要搞宣传，来不及赶过去，他听了也很兴奋。好了，等我忙完大概一个礼拜不到，飞到泰国去了。一见面他就说，我已经跟人家签约了——那时候有一个香港的片商，一看到[荡寇滩]那么行，又知道了陈星在泰国，马上飞过去找他签约。我说，我不是打过电话给你叫你定着点吗？他说是啊，我一开始是听你的话定着点啦。后来那个老板拿了一张十万块钱的支票摆在面前，我一个晚上睡不着，我从来没赚过那么多钱，终于耐不住了，第二天就签了，你原谅我吧。唉呦，把我气的。他说后面还会跟你拍一两部戏，虽然跟人家也签了。
　　本来我说我们两个人来搞，开一个公司，我做导演，你做演员，可以赚多一点钱，而且因为我知道这个市场很厉害，你先跟人家签了那就没意思了⋯⋯有些片商是很坏，他知道你这些穷小子从来没见过大钱，写一张支票让你先拿着，你不要你退还给我。以后我讲到成龙也是，嘉禾给他一张五百万的支票，在台北，成龙也是这样跟我讲，耐不住的。这个事情讲出来真好笑，最近从陈星从印度尼西亚回来——他后来到印度尼西亚去了，他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到香港来找我——我一看到他，几十年前的故事就全部涌上心头了。

　　接下来拍[饿虎狂龙]，我是用日本演员仓田保昭。剧本都我自己写的，乱编的，仓田保昭演富士山饿虎，陈星是演一个军人，龙虎斗。这个戏也是非常卖座，以抗战时候为背景，所以我到日本去拍外景——其实是去偷拍了很多外景，因为当时根本不可能申请。我就是自己算好，这些场景不能太长。记得很清楚，在京都很大的一个寺庙里有一点戏，那就一面拍一面看周围，我知道马上就会有人来干涉，所以我们拍得很快，摄影师全部手提，远、近、中镜全拍了。正拍着时候，那边有个日本管理人就老远走过来，示意我们不要拍了。看着他走过来，我说不要停、继续拍，因为那个地方实在太大，他走过来最少走七八分钟、十分钟。等他走来以后刚拍完，他说不能拍啦，要申请。我说好、好、好。不拍了⋯⋯其实已经拍完了。说起来，那个时候我偷拍非常有经验，梵蒂冈后来我都偷拍过，像纽约啊什么以后我陆续会讲。因为当时条件不可能申请到，而且你也根本拍不了，好像拍麦迪逊花园广场?Madison Square Garden?，大得不得了。怎么弄？他租给你，你租得起都摆不了那么多人。我就用实景拍，把手提Camera偷带进去——我那班伙计都是年轻的嘛，一挡一遮就进去了——拿着个机器就拍。拍了以后中间那些大的东西我就另外补进去，接出来天衣无缝，钱都不要花的。要拍纽约夜景，你租直升飞机？那个不得了，太贵。我就坐空中旅游的飞机，每人大概二三十块钱一张票，一个飞机坐四五个人，我全包了才多少钱啊。那么一上去，开飞机的又不管你的，他还很开心啊。就是说完全是在条件很差的环境里，我们一样可以拍到想要拍的东西。不像现在有些导演，条件不好不拍，摆谱啊！没有就没有啦，你知道就那么一点钱，自己不好好地灵活运用就拍不了。


　　[饿虎狂龙]后，我跟陈星合作拍第三部戏[猛虎下山]，讲起来又生气了，拍到一半，又不见他人了，当时我就想，怎么老让我碰见这种演员呢？

　　这一行没有感恩两个字
　　陈星不接通告，我们急死了，到处找。
　　终于找到了，原来他给罗马导演养起来，因为答应了先拍他的那个戏——那时候只要用陈星就一定有卖座保证，他变成大红人了嘛，很多人找——罗马导演以前是专拍文艺片的，后来不知道怎么看到武打片大热，也想要拍，就把他（陈星）养起来。我的副导演最后找到陈星在富都酒店，还弄到房号，我们就冲门进去，结果陈星正在喝什么莲子桂圆人参汤啊，就是罗马导演给他准备的，让他补身，这个我印象很深。当时我进去就说：陈星你怎么搞的？你怎么躲起来啊？他竟说：今天的陈星已经不是以前的陈星⋯⋯哇！完全是戏里面的对白，气得我，这个火啊！那你可以跟别人讲不能跟我讲啊。当然，最后那个戏还是拍完了，但过程中找不到人让我烦恼不已，大家都要停在那里。那时候拍戏都是抢啊，谁先出来谁卖座嘛！

　　后来我跟他就再没有合作了，他跟着片商去了台湾，因为那时候武打片很流行，他什么戏都卖座，也拍了很多戏，赚了很多钱。当然他赚钱也是好事，对我来讲也无所谓的。我始终觉得一个导演还是要靠自己，你捧红了一个演员，但不可能说要演员给你什么回馈——我们这一行没有感恩两个字，一般演员体现不出来的。他会觉得，因为我表现得好，才给你机会赚钱，你找别人可能拍出来没有那么好⋯⋯是这种想法，跟以前老一代都不一样了。以前我们这一代的行规，很讲究谁是哪里出来的，是属于那种一到过年要去拜年⋯⋯我每年都要去师傅那里拜年，以前师傅有什么事情，一个电话马上过去了，叫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二句话。以前很讲究这一套东西，但在我身上没有碰到这种事情，也不会有人说很感谢你啊，你给了我机会啊，怎么怎么样⋯⋯但是，总算成龙在他的英文版本回忆录里，有一篇就提到感谢我给了他机会什么的。

　　其实我深信，你演员料再好，都要有一个表达的机会，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很玄，不仅仅是一个运气，还有其它的组合在一起。因为导演也不是说每部戏都能拍得好，刚好这个剧本很适合他，天时地利人和结合起来就成了。其中最得益的还是演员，导演第二部戏又会很艰巨、很伤脑筋。演员一部戏卖座，最少可以再拍三、四部烂戏，倒不了的，再来一部好戏又可以吃个好几年。所以，其实拍电影最终得益的还是演员，能名利双收。工作人员辛辛苦苦，不管摄影师或者其它部门，不会说一部戏非常卖座，接下来就能人工涨多少，不可能的，最多就是比市场价贵多一点点吧。所以其实我们幕后的人都是为演员做嫁衣，对演员要求高是应该的。做演员这一行，不要去怨天怨地，说没有私生活啦，狗仔队跟得很紧啦什么的。你拍一部戏赚的钱，人家要干一辈子，你剪一个彩，人家几年都赚不到头，凭什么？这种知名度都是观众给你的，电影给你的，你什么都要，不可能的嘛，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做演员就是有得有失，私生活就要检点。

　　把钱往我口袋塞
　　[猛虎下山]后，我还拍了[南拳北腿]、[鹰爪铁布衫]等等，其实那时候我拍的不多，当时如果我要狂拍，会拍到很多。但是没有，因为第一呢，我不会跟人家随便签个约，说我要跟你签十部片约，如果这样做，我可以收一大票钱；但我都没有，还是一部部来。
　　[鹰爪铁布衫]是帮人家拍，我这个人耳朵根软啊，后来人家求我怎么样，就帮他拍了。[南拳北腿]是我自己公司的——[猛虎下山]后我就成立公司了，那是1973、1974年的时候，很早。那时候成立公司，我拍戏根本不需要自己花很多钱，我只要说想拍什么戏，「啪」，人家就把钱送来了，甚至说，你用张纸写个片名，签个字，我就付你钱，把钱往你口袋塞，这种事都经历过。
　　以前像我这种年纪当导演的也很少，那时候的行规就是不熬到四、五十岁，就不像个导演，哪有说二十几岁当导演的人啊！人家都不相信你。我拍第一部戏的时候是二十六岁，三十岁之前都已经成立公司了⋯⋯。说到这里有个笑话，那时候我的片子在越南都很卖座，他们就请我到那边玩，去了以后被当地很多华人围住，电影商会什么的就请我去吃饭，去了以后等了半天，大家都还不开席，我就奇怪，没想到他们会说，这个吴思远怎么还不来啊——他们根本想不到我那么年轻吗，就在旁边坐着。他们想吴思远的名字就显老嘛。后来我就说我是，他们还说：啊！你就是啊，我们都不知道。这真是个好玩的事情。

　　那时候真是非常神奇，在东南亚每到一个地方，一定有人接飞机——片商多嘛！钱就不愁花的，因为他们买我片都赚钱，所以去到那里都不用出声，就带我参观他们的戏院。跟着我就看到他的票房，那个片商就把票房里面的钱拿一迭出来，用纸包好，就说「哎，吴导演，给你零花」，我就赶紧说：「不要了，不要了」⋯⋯就是因为他赚嘛，尤其到了后面，那个[醉拳]，每个片商都赚得很多倍的利润！因为我跟他们签的多数是买断的合约，不是发行，我是没得分红的，所以去到那里，他们都不好意思，就给我一大捆钱。到了台湾也是这样子，马来西亚也是，拿着这些钱到云顶去赌钱，还有越南等。钱拿着老花不了，因为每天都有人请客吃饭。这个经历也是蛮好玩的事情，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做制作人了，知道电影的价值。知道十本胶片可以一钱不值，也可以价值连城。所以导演必须要拍好片，某种意义上说是要拍卖座、观众欢迎的电影，或许卖座的电影不一定是很好的电影，但至少不会是很烂的片子，这方面观众很少走漏眼的，就是有时候好的片子会给人家忽略，但是特别烂的片子大卖座，很少！

　　我不仅会拍武打片
　　[荡寇滩]之后，我所拍的武打片都赚钱，但那时候产量其实并不多，我这个人就是稳打稳扎，在一种片卖座的时候就一直在想尝试拍别的戏，所以后来拍了[廉政风暴]，这个对我来讲是比较重要的戏。
　　拍[廉政风暴]，我是受到一些外国片的影响。那时候有一部西片叫做[大风暴] 的政治电影，英文叫做[Z]?导演哥斯达加华斯Costa Gavras?，是纪录片形式的剧情片，讲中南美洲的。非常震撼，我印象很深，过了若干年以后，在香港发生了廉政公署事件，我就想到要拍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当时已经自组了公司，就尝试跟恒生公司合拍，为什么跟它合拍呢？因为第一知道这个戏有风险，可能不卖座，人家会觉得这是投机片；第二可能电检通不过，当时英国人电检啦，对这些东西很敏感。所以我就跟恒生公司一人一半。
　　其实这个戏是作一个尝试，那时候我已经不拍武侠片了，拍这个戏之前，做了很多资料搜集，也是自己写剧本，从头到尾都我写。一开场是从两个普通警察的故事开始：一个年轻的刚进来当警察，跟一个老警察开了一部警车巡逻，从湾仔慢慢过来，一直开到大排档白吃⋯⋯。那些场景就是很生活化的，观众一看就很会心。因为廉政公署成立前，那些警察根本是混帐，真的是乱七八糟、贪污到极点。一个小小的警察都很神气，去贪污；像便衣这种就更不得了，作了探长简直就是一霸了。当时港英政府很纵容这些，是利用他们一批人来控制社会，所以当时我对那个社会感到非常不满。那我想，作为一个电影人嘛，应该要把这种现实反映出来，我们也没有别的诠释，只能通过电影。
　　这个戏就是很写实地去弄，花钱也很少。我的一个宗旨就是说，这个戏不用大明星。当时的情况就是邵氏签了很多合约演员，有些大明星有钱都不一定能请到。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用大明星会显得不写实，没有真实性。所以我在找演英国高级警官的演员时，就选那些在香港的英国人，根据他们现实的身份来定角色，像在大洋行做总经理的，他们的身份和气派来演高官都很合适。英兵出身的就饰演较低级的警官。里面的一些中国人，也找不很红或者业余的演员，这样戏出来后就比较写实。因为这个戏的故事需要，要到很多阴暗的地方会去拍，像色情场所等等，反正就是什么地方都拍了。警署呢⋯⋯也很巧，刚好旺角有家警署要搬迁，给我拿来拍，自己搭景都搭不了那么真实，全部做得都蛮象样的。电影里还有一些香港警方贪污的传说，都是真的事情，全部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就成了一部[廉政风暴]。
　　其实我觉得，我们香港电影⋯⋯我不敢说中国电影，香港电影里都没有这样的「新闻电影」，不管是武打还是爱情、写实以往都是脱离现实的。对社会新闻题材的涉及从来都没有，我就觉得值得尝试一下。拍这个戏我觉得倒不是要赚钱什么的，就是要试一下。结果片子拍完之后碰到很多困难，英国人针对这个戏，觉得很侮辱英国人。因为我一开场就拍飞机场来了两个英国人，我特别强调他们两个带了两个空空的箱子来，什么都没有，穷得要死，结果到香港这个「冒险家乐园」后，贪污发财发得不得了。这些我都是把很多真实跟传说结合在一起，比如那时探长赚钱赚得每天分钱，所以用了很多道具钱，什么钱都有——他们怎么具体分钱，我当然都有顾问，我那个制片张权也很熟这个东西。所以我们都拍得非常真实，比如专门去收钱的人就叫收租佬，他帮警方收钱的，包括怎么把钱送到警察哪一个部门，那些人怎么具体分钱，多少钱分给鬼佬，多少钱分给其它职务的人，一直分下去，那时候警署里每个人抽屉里都有一份，你还不能不要。其中有一个人不要，就是我戏里那个新人，他有正义感就不要，结果下一场戏就给调到去看守水塘。当放到这一幕时，观众哄堂大笑，因为「你不识相、不听话，就去看守水塘」，这句话每一个香港人都知道。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像里面最后有一场戏，廉政公署审查这些人，结果又全场大笑。因为审查人员问一个探长：你的收入跟支出不符，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人就说：这是我老婆做妓女赚回来的——真是有这句对白，全场就哄堂大笑。因为全香港人都知道有过这样的对白，而收入和支出不符合也是算罪嘛。这个戏观众看得非常亲切，因为里面是香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故事，也非常对他们的胃口。
　　反正就是这些奇奇怪怪的，那些新闻素材全部加进去，观众看得很乐。好像里面那个探长很嚣张，在夜总会里烧钞票点香烟，他不要用火柴啊，火柴太短了，点一张五百元的钞票——我们叫大牛，去点雪茄，观众也看得很乐，因为这些他们都听说过，但没有看过。还有些人的钮扣是真钻石做的。这些探长跟贩毒的人勾结，我就拍这些毒贩怎么花钱让探长升级——因为以前升级要付钱给外国人才有机会——这些其实就是[无间道]的前身啊。

　　[廉政风暴]提高了我的地位
　　可能是拍得太淋漓尽致了吧，所以送到电检处就过不了关，也没有说禁，但就是不给你通过，就是一直搁着。恒生公司紧张的不得了，我也非常紧张，就想，这下完蛋了。当时我年纪轻嘛，很勇的，天不怕地不怕，就跑到电检处跟英国人吵架去，还请了大律师，要打官司，去拍台子去吵。那些英国人警告我，他说因为你这个戏的角色都在影射真实人物，就说是诽谤，要赔偿的话，你倾家荡产都不够啊⋯⋯他真的跟我这样讲啊。当时我说，诽谤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须这个电影公映了，现在都没有公映，公映了以后才有诽谤，那就再打官司嘛，你现在连上都不让上。然后我还说，我要向英国的电影工会去要求声援，要求支持。
　　反正搞了很久，所以最后这个戏通过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新闻。大家都说，哦，这个戏都能通过啊，是不得了的事情。放映的时候，全线满座，其中新华电影院门口啊，人山人海，片房都挤爆掉了，要警车开来维持秩序⋯⋯那个照片我都还有留着。就等于是港英政府帮我做宣传，大家之前都知道这个戏禁掉了，后来又通过了，就都来看。我记得当时有个女节目主持人，叫狄娜，她那时候在无线电视台主持一个叫《大特写》的节目，她是很反英的，看到这个戏后非常高兴，特意给我做一个访问，还特别推荐。影评人也都还觉得不错，认为这是香港电影另外一个风格，就是写实、政治性题材。哇，整部戏就一下很轰动，所以我又神气、又开心了，每一场都爆满，人山人海。得到的这种回报、享受，远远超乎了经济上面的。其实我当时经济状况已经不错了，我拍这个戏主要也不是为了钱。
　　我拍这个戏的时候，廉政公署也是刚成立，而且还把香港警方第二还是第三把交椅那个英国警官，从英国引渡回来。我找的那个演员，就跟他很像，把那个造型也弄得一模一样。戏里警车押他下来，进入法院。这里我是用慢动作突出，几个警察围着他，把他从警车押下，走、走，进入法庭——狄娜对这里就非常赞赏——因为人逃到英国去很难抓回来，又是英国人嘛，英国人抓英国人不容易。但廉政公署很有魄力，终于把他引渡回来。所以引渡回来的时候，我是用了慢动作。其实这个法院是假的，是用了尖沙咀一个像教堂那样的地方代替。但拍出来很特别，也很有气氛。
　　所以这个戏呢，对我来讲也是，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它提高了我的在电影界的地位。证明说我除了会拍武打片，也会拍社会写实片。而且我也开了这个风气之先，后来有一系列这个类型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警察的戏。
　　以前呢，香港很奇怪的，我刚刚入行的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警方的东西不能随便拍。因为以前香港警察戴的就是皇冠啊，拍皇冠是不行的。所以那些老电影人都用假的，表面看上去差不多，其实它不是皇冠。我就打破了那个禁忌，我们用的时候都是真的，因为我们是用后备警察，制服等等都跟真的完全一样。因为我们关系很好，有些警察拿个手枪给我们拍特写，都是真的，是点三八的左轮。哎，做我们这一行红黄蓝白黑都熟嘛，都认识。所以，都拍得比较真实。有些不了解的东西就去问那些便衣警察，或者在警方做事情的人。
　　我高兴的，还因为这部片开创了另类的题材，就是香港片不一定一天到晚拍武打的，也可以拍社会写实片。所以，我自己觉得很自豪的就是这个。倒不是说我因为赚了多少钱，或怎么样的啦。而且我始终觉得，电影是需要求变。拍戏的时候要知道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是什么片，流行到什么程度的时候要变。譬如说前一阵子内地那个所谓的武打片，武侠片一出来，如果张艺谋那个戏一成功，你马上就跟第二部戏了，也会成功。当冯小刚的[夜宴]都出来的时候，你再去拍，那你就自寻死路。所以，我说冯小刚很聪明，他马上换了题材。我觉得，电影取材很重要，一方面是本身的电影故事、剧本好不好，另一方面就是要符合潮流，这个潮流就决定你容易成功或者不容易成功。

　　再试社会写实片
　　[廉政风暴]成功以后，更加给了我信心，证明拍社会写实片是一个很好的出路。第一不需要用大明星，普通人会演戏就可以了；第二呢，跟观众很贴近⋯⋯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所以不用担心观众没兴趣。就只要去想，怎么能把戏拍好。刚好，那时发生了抢劫恒生银行700万元的大案子，非常轰动，而且抢了以后很久都未能破案，所以大家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大家关心的大案子，我就着手来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搞这个题材的时候，有很多人打电话给我，有真有假，有些是警告，警告我不要乱写，别乱来；有些是说，你给我多少钱，我爆点料给你；有些则是爆料给你，但不收钱⋯⋯不收钱我就知道，肯定是有一点真料，否则他干吗浪费这些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拍电影的经验。以前是凭空想，而这个是有一些根据。
　　为了拍这部戏，我用了很多很多的道具钱，都做得非常逼真，印刷得非常好，「钱」上面写着「道具」两个小字。拍的时候就很小心，每天收工后，门口都要找人搜查。因为那些临时演员、配角啊，每个人都偷几张（笑）。我说偷没关系，要是拿出去用，警察来找我就麻烦了。因为当时没有这方面的具体规定，申请什么的都没有，所以我戏里面就做了很多钱，各国都有，菲律宾钱、日元、港元、美元⋯⋯就是真实案件中打劫的钱，有多少我就印多少，不是说夹白纸在里面啊⋯⋯没有的，打开都是真的，反正印的吗，看起来很热闹。
　　讲到具体拍这部戏，第一，我全部要实景，像这样的一个社会题材的戏不用实景不行，你搭一个布景，一看就知道很假，最好是在哪里发生的事情在哪里拍，这是我的原则。唯一困难的地方，是恒生银行不能拍，他倒霉，给人家打劫，你还要到那里去拍，这讲不过去。但是我可以拿到数据，恒生银行守门口的那几个巴基斯坦人，我都跟他们做朋友了，我知道那个装钱箱子的尺寸、他们用的鸟枪是什么型号，我完全做得一模一样，他们拿几多个箱子我就准备几多个箱子，连车牌号码我都全部抄下来，要做到最真实。但恒生银行的布局很怪，每一个门都是侧开的，那怎么办呢，不能到时候人家一看发觉不像。于是就动脑筋，终于给我想到了，在澳门，有间大丰银行，就是现在澳门特首何厚铧的爸爸何贤开的，是他的地方。我那时候是「胆生毛」啊——就是胆子生毛，什么都敢闯。我就到澳门找到凯悦酒店的吴福老板，他也有电影院，当时我的电影就是给他发行，跟他也有交情，我叫他福哥。我说要借大丰银行拍戏，问有没有办法，他说好，我帮你搭路⋯⋯所以拍电影真是什么人都要认识，少一点关系都不行。他跟何贤是好朋友，后来对方答应能去见他，我非常兴奋。

　　善意的谎言
　　何贤⋯⋯他去世的时候我特别难过，因为人家帮过我，但当时我跟他说了一个谎，因为你说拍打劫(银行)呢，人家很顾忌，不肯借(场地)给你。但当时他接见我，他是澳门华人代表第一把手，黑白道连政府都很尊重他，他讲一句话就像以前那种大哥一样。我去见他的时候就编了一个故事。说这是一部喜剧，有一个人，中了大奖，有好几百万，这个人喜欢要现金不要支票，怎么办呢，所以呢我就拍一场运钱的戏。大丰银行跟恒生银行——被抢劫的那家的设计一模一样，侧门开，有两个扶手电梯上下，这点每一个恒生银行都差不多的，我说要有两个巴基斯坦的护卫员把这个钱押着出来。我跟何贤讲⋯⋯他就说好啊，很好啊！喜剧嘛，然后问什么时候拍，我说平日肯定不能拍了，人家做生意嘛，那就礼拜天吧，他说礼拜天有一点难度，因为保险公司有规定⋯⋯银行都有买保险，保险公司规定，非营业时间银行不能开门，开门的话违反他的保险条例，出了什么事情不赔款的。但是最后何贤就说“x那星”——（他讲粗口），意思是「我说行就行啦，来吧，就礼拜天。」真的是一言九鼎，一派大家长的气派，看到这个情形，我深受感动。我说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拍，快快地拍，不要拖拖拉拉，所以预先都布置好好的。
　　虽然在澳门拍戏的时间很短，但是一接起来就很真实(在大丰银行门口拍内景，特写和街道在香港拍，再剪接到一起)，人家一看，哇！完全跟恒生银行一样，那个朝向跟电梯完全一样。这就是说，当时我们做导演什么东西都要去做，一脚踢，不像现在有些导演，这个制片给我搞定，美术给我搞定，搞不定就不拍，今天条件真的完全不同了。所以当时就是说，想要拍到最好的效果，就必须要去努力，凭你的各种关系，不管用什么方法，就是要达到目的。

　　拍戏就是要拼
　　这个戏里还有一场，是要在一个天桥下面拍抢劫场面，那是劫匪动手的地方，用车子一拦住，很快，一分钟都不到就抢。那么我说，还是到原来那个地方去拍。但到申请的时候电检处知道了(我们要在那里拍抢劫的戏)，那么警方也知道了，警方就来了一个巡逻车死盯着，不让我们拍这个。他们的警车紧跟着，你在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你拍别的东西可以，就是不能掏枪之类的，烦得不得了。结果搞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行，搞到中午的时候，对警车上的警员说：哎，你们要吃饭，我们也要吃饭啦，来来来准备吃饭，你去吃饭，吃完饭回来我们还在这里。他们真的中计了，开了个车走了。刚一走，我说赶快来（笑），哇，全部都照亮，那个车子冲过来，演员跳下来拿那个枪打劫，重复真实打劫场面，把装钱箱子全部搬到现场，朝天开枪的部分是补拍，后来到官塘去补拍，因为在这里开枪绝对不行，枪掏出来可以，但不能有声音，不然会把人都引过来。
　　当时正好一个外国女人开车经过这里，吓坏了，哎呀，怎么这儿又打劫了（笑），赶快打电话报警，又打劫了。那我们这个啪啪啪啪拍很快，都是用手提摄影机，反正在现场把那些都拍完，真的快得不得了，拍完我们马上走，马上上车离开这里，撤，再不撤肯定出事了。我们刚刚一撤，对面的警车响着号⋯⋯就是外国女人报警引来的警车(笑)，迎面而来，跟我们擦身而过，我们都能看到，大家乐得不得了，我们再迟走两三分钟就给他们逮住了。
　　当时的拍戏环境就是这样，政府根本就不支持你拍电影，不像现在电影有协助，我们拍那个戏，什么申请都没有。那么赶快开到官塘那边，去补那个近景，开枪的近景。原来我们当天匆匆走了以后，除了见到迎面来了那辆警车⋯⋯后来人家告诉我们，一共来了四、五辆警车，把那边四面围起来了，幸亏我们已跑掉了。
　　所以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敢做，要达到你要的效果必须要冲，那个冲劲很重要，我觉得拍戏就是一股劲！你说舒舒服服地做，我想拍出来的戏也不会那么劲。后来这个戏也不错啊，卖得很好，因为我们是根据很多情报去拍。劫匪里面有一个是修车仔，他打劫完还是继续修车，因为案件发生后不久电视就播新闻了，他也假装跟别人一样，在那边感慨——哇，那么厉害啊，几百万啊⋯⋯观众看到那里都很乐。至于后来是怎么破案的，我掌握的一手资料是：抢劫的那帮人当初讲好，钱分了以后一段时间，半年里面绝对一毛钱都不要用，一用就会出事，结果其中有一个人不守规矩，忍不住⋯⋯有那么多钱，你不用很难过嘛。但是一用就给人家盯上了，当时警方有很多线人，就是要看看最近谁突然手笔大、谁在外面最神气，就来报告，结果一直跟就跟出来了，这点，电影跟事实完全一样。

　　如期而至的插曲　　另外有一个拍戏的小插曲，就是当时有一个演员——我老是碰到这种事情——那时张权做制片，他打电话给我说，唉呀！出大事情了。我说什么大事情啊？原来里面一个演员给警方抓去了，唉！我说真是假戏真做，真给抓去了，那怎么抓的？结果一问，才知道这个演员喜欢到夜总会这些地方，跟那些职业女性勾勾搭搭，结果去开房期间，开了房间以后不但不付钱，还把人家的小钱包拿了走，耍流氓，结果人家就报了警。他本来想她不会报警，也不是很多钱嘛。但报警报什么呢？说强奸打劫，哇，那个罪名大得不得了，既强奸又打劫，这个最少判十几二十年，哎哟，完了，这个戏拍了一半，我说怎么老碰到这种事情。
　　这个真是⋯⋯幸亏我们认识人多啊，我去了尖沙嘴警署，找人帮忙。结果一去⋯⋯这个老友(一位警界官员)现在不知道做到什么位置了，或者升级了，不好讲他的名字，否则的话麻烦了(笑)，不过那都是港英时代，没关系了。找到他后，我说大事情啊，现在给押在你们尖沙嘴警署的那个人，是我的一个重要演员，我这个戏拍了一半又不能换人，拜托你怎么样都要想办法。他马上翻那个大簿(警队记录案件的簿子)，说这个人犯案很严重啊，又强奸又打劫，这个一上法庭十几年是逃不掉了。但我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嘛，也顾不上什么违反司法工作了，就是讲义气嘛，他那时是某警署便衣警察里面的小头目，我说，定案了就难做，趁着还没有，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结果他就说，噢！好，那就帮你搏一次吧。我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最后就是把人给放出来了。后来有人跟我说，他是把一瓶墨水泼在(那个档案)上面(笑)，因为以前写字时用墨水嘛，这样那个记录就糊掉了，看不清楚就不算了。但这也是要担当很大的风险。后来我给他也解释，这个演员都是有些小毛病，强奸抢劫这种事决不会犯的啦。
　　好了，事情总算搞定了，我说你让我先去见见那个演员吧，去了一看，一个角落，他蹲在那里，那个老友小头目去了也说，哎，你又不说在拍吴导演的戏。这样说其实给我面子啦。但警察已经关了他一天，饭都没有吃，赶快弄个叉烧饭给他吃吧，哇，狼吞虎咽的，最后总算出来完成了这个戏，他毕竟在戏里面也是个蛮重的角色嘛。以后也就没事情了，这种事真的可大可小，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在拍这种类型戏的时候，也会碰到奇奇怪怪的很多问题，不像古装片，梳好头就那里安静地拍，没有，而且那些人啊，也不是很斯文的人，他们在外面常招惹很多麻烦，那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个一个去解决。
　　可以说，这个戏如果魄力小一点都没办法完成，肯定不行。那么我找的那些人，也都是要跟角色贴近吧，会演点戏，但也是不红那种。因为要人家一看就像贼，里面只有一两个看上去比较斯文的。这个戏拍完以后票房也不错的，也是我一种新的尝试，去做功夫片以外的写实片，我也能做好，其实我自己可以很自豪地说，是我开了这种戏路，后面有很多写实戏之类就都来了。在这之前都有很多顾忌，不准穿真警察服装，帽徽都要假的，不能一模一样，那么从那时侯开始打破了禁忌，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破审查禁忌
　　[七百万元大劫案]总算拍完了，上片时又遇上麻烦事，电检处又不通过，说这几个大盗都在审判，虽然人已经抓到了，但还没有审判，就说，这个戏非要等不可。我说要等多久，他们回答说，等审完以后，可能还有上诉的，前前后后两三年是很普通的事情。哎呀，完了，这样的话，这个戏拍出来没用了吗。我就去找到当时的律政司的头，是个英国人，中文名叫彭亮廷，把片子给他看，我说你看看这个电影真的在法律上会有麻烦吗？结果我就陪着他，去的时候还找了一个大律师。他看完以后觉得勉强还可以，说估计这批人也不会告我(笑)，他们能少关一两年已经很高兴了，怎么还有心情来告我诽谤啊什么的。这么一来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没有制片厂的优势，没有大明星，没有很大的资本，就是在我们能做到的范围里面，用别的东西来增加电影的可看性。
　　现在很多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拍越小成本的电影，取材越要走偏锋，你也去学人家一样爱情故事，也是搞一些古装什么的，你没有卡士怎么去跟人家比。人家一场戏几千人，你只几十个人，难看死了！那你就必须在取材方面下功夫，比如避开大场面，在桥段、片子题材上面去走偏锋，这个偏锋可以比得上千军万马的——千军万马看多了也会麻木嘛！所以我说，有时一两句好的对白比千军万马还厉害。这从后来周星驰电影很明显能看到，当然那些都是后话了。就要利用特点、取材！毕竟观众也要看多元化的东西，不是说千军万马就一定好看，我没有千军万马、没有大明星怎么办？题材行么？像[廉政风暴]有讲到英国人贪污与华人探长勾结，那大部份人都要去看；[七百万元大劫案]说怎么打劫，最后怎么抓到劫匪，观众也都想知道，就会去看，这个就是我的优势啊！虽然我没有大明星，但我是从基层上来的，知道戏的卖点，怎么样可以吸引观众。至于很多导演一直迷信大卡士、大制作，我觉得当然有是好的，但不是每一个人运气和际遇都会那么好，万一大卡士大制作亏了，怎么办，损失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取材、剧本永远是最重要的。
　　投资方面呢，[廉政风暴]和[七百万元大劫案]都是我跟恒生公司合作，为什么呢？当时拍[廉政风暴]时候，老板很怕，因为这个题材分分钟都会出事，我们那时侯就感觉到有可能会被禁映的。那我说这么冒险，你也不敢，这样吧，我们一人一半，我把我导演、编剧等人的人工凑在一起，再拿部份现金出来作为投资⋯⋯反正七七八八下来占一半啦。再说我们这个片子尽量用实景，很便宜的，但是万一不行呢，损失能减到最低，一人一半嘛，结果当然是赚钱了，我们也分到钱了。
　　可惜现在[廉政风暴]都拿不回来了，因为我是跟那个恒生公司合拍嘛，他们后来把片子和素材捐到香港电影资料馆时没有通知我，我现在自己拿点数据都不行，这个片子有一半是我的。但资料馆说，当时恒生给的时候也没有说这个。我说银幕上面都写着两个公司，海报上面都打着两个公司出品，没道理的事情。所以我改天要采取法律行动让他确认，虽然确认以后我还是会送给他们，但不能说有我一半的戏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其实他们是做错了，你看到银幕上有两个公司署名，海报上面有两个公司出品，电影数据馆应该找另外一家公司授权⋯⋯现在我跟他拿点数据，哎，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大话当年事
　　当时我们拍片也不是现场收音，现场就算勉强收收也只是做参考，不用的，全部是用配音。那时粤语电影已经比较少了，当时粤语电影给人家一个印象，就是水平较差的电影，所以后来都不拍了，邵氏有它的国语组、粤语组——粤语组后来都解散了，因为观众全部是看国语片。当时的电影都是有字幕的，字幕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有的，因为很多人的普通话讲得不好，怎么办，一定要事后配音，而且能省很多时间。演员讲的比较差也无所谓，到时候配音来补救一下吧！所以当时全部是拍国语片。一直要到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这个戏是非常香港草根，他又全部用粤语，又大量使用香港俚语，哇，出来效果是出奇地好，从那部戏以后，很多电影才开始配粤语，一直到现在为止。我的[廉政风暴]和[七百万元大劫案]当时都是国语。
　　院线方面呢，当时其实还是邵氏主打的，院线也有好多条，一个叫邵氏父子，就是邵逸夫的兄弟的儿子搞的；一个当然是邵氏公司了，邵氏公司原则上不映别家公司的戏的，只映自己的戏；邵氏父子上映独立制片电影，但那时候新艺城还没出来。我记得那时候已有嘉禾院线，那么外面有很多独立制片的公司，看到我这种小片子都能卖座，所以他们也拍一些小片子。老实讲，这类片子在票房上面肯定没有办法跟邵氏那些大公司比较，但是百花齐放。我还记得当时的协利影业，老板是个新加坡人，他当时是签了周润发好多戏，但周润发的戏都不太卖座，还被人称票房毒药，真是很奇怪。我还记得当时有篇评论，说周润发名字很老土，又润又发，乡下人名字的电影谁要看啊。直至周润发拍了吴宇森的[英雄本色]，就是说，我们这一行运气很重要，当你运气来的时候，才有机会发挥你的才华。当然，周润发很会演戏，但之前难道他就不会演吗？
　　其实拍戏还是要有敢闯的勇气，像我这些剧本都是我自己写的，全部是自己做的，一直到了后来的[醉拳]，才有专人写（编剧萧龙），当然我们参与一起弄。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这种剧本上的参与，编剧上尽量不写自己的名字，除非全部是我自己写的，只光参与的就不署名。我现在看到银幕上很多人，导演、监制、编剧、剪接一个人全捞了，这样不好的。人家帮你编剧、剪片，要不你自己真的一个人做么？你不过在旁边参与参与，就说剪接有你的份儿，我很不赞同，这给人家印象是不专业的。你剪片，把那个剪接师丢到哪里去了？把那些编剧搞到哪里去了？做了导演，还要抢名字。你做导演成功，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整部戏的荣誉都属于你了⋯⋯其实，就是?食嘛，那些工作人员将来出去也可以说，那个什么戏是我写的，他在外面能够容易接戏。人家帮你参与，你要给他们机会，不要什么东西都占着。

　　唯一的挫折
　　我自己有一个观点——当然人家不一定认同的观点——就是说电视、电影是两种不同的媒介，这是我的心底话啦！但我觉得电视台是导演一个很好的练习场所，因为不可能一出来就当导演，毕竟投资人那么多钱给出来，要让人家放心的。如果经过电视台「练习」，也拍过剧集之类的，基本东西都磨练过了，再给他拍一部独立电影，就会放心很多啦。香港有很多导演都是电视台训练出来的，包括徐克、严浩、许鞍华、谭家明⋯⋯全部都是，为什么呢？因为香港没有电影学院，所以做电影导演要一步步来，香港电影人真的不容易，每个岗位都是靠自己的一些智慧、经验来累积。
　　我常常觉得，如果观众能不花钱看到这个东西，再拿这个去拍电影，观众为什么要看？人家既然花了钱去到戏院，那电影自然要跟电视不一样啦！当然也不是说电视剧就不好，当时也有电视台的电视剧非常成功，改编成电影非常卖座，也全部是清一色的电视演员。但就我个人来讲，我不太会这样做，也尽量少用电视台的演员，就是宁愿起用新人，可以培养新血。
　　当时我就一直抱有这样一个心态——观众是希望有新人出现的，问题是你选得好不好。我当然也有失败的，好像之前用梁小龙。梁小龙身手是非常好的，但是外型不太受欢迎，观众缘一般，那时候带他到意大利去拍了[香港小教父]，回来去看午夜场，反应却不佳，这方面我真是从来没有经验，当时可以说是慌了手脚，因为观众不喜欢他，觉得他能打败那些高大的意大利人，不够说服力⋯⋯其实梁小龙动作很好，观众应该觉得过瘾啊，但是他的形象让人不信服，观众就「哎⋯⋯」嘘他。给骂了几声以后啊，我先走，不看下去了。回到家里，我哭了。我那么辛苦跑到意大利，花那么多的心血拍的，观众不接受。就想，怎么会这样呢？
　　我拍戏拍到现在，午夜场里被人家骂的就是这部戏，以后从来没有，之前都没有，就午夜场唯一的一次，那次给我的教训非常深刻，明白到要是拍的电影观众不喜欢，那你就完蛋了，你拍戏是拍给观众看的。

　　午夜场文化
　　当时在香港流行映午夜场，好看观众就鼓掌，喔耶喔耶地喊，不好的时候就嘘、骂⋯⋯什么都出来。最疯狂时，有一次我就记得在嘉禾电影院里，那个楼都在震动——观众吼得场内也震动了，第二天这些影院司理互通电话——午夜场有好多间电影院嘛，大家互相联系——细问，你那里多少，我那里20张椅子，我那里30张椅子，就是问对方被观众割破椅子的数字⋯⋯这是真事，不是笑话。
　　当时的午夜场都是11点半上映，那些观众不睡觉买票看戏，常常满座，有时还得要一早买票呢，他们都很热情来看戏，结果若然看了那个电影不好，就火了，不合胃口嘛，一般不开心的话，吼一口就算了，但是如果极不合胃口呢，他们就骂，再就全场啊⋯⋯这个地动山摇啊。我记得有一部电影，观众散场出来后，把那个嘉禾戏院用来摆放剧照的玻璃窗全部敲碎，他们还叫回水（退票，退钱），喊：「导演在哪里？」（笑）如果他知道你有大明星在呢，就更倒霉。以前有很多明星为了宣传，就在午夜场进场之前在大堂拍照，大都是女明星，哇，观众围着看，他也不会骂，到你的电影不好的时候啊，他知道你在楼上，就骂粗口，让你难堪。我亲眼看到几个导演，坐在那里傻掉了，散场的时候导演在那里站不起来，一个劲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而且以前从午夜场的票房，我们已经能猜到整部电影的票房，除非爆冷——极少数会这样的。另外呢，午夜场不是满座不满座的问题，而是几点钟满座，若说到临开场前11点半才终于满了，这个不是很有利，要是下午三、四点已经满了，就最好。因为是这样的，看电影的人多数先到热门的电影院，要是发现满了，就马上到隔壁比较差一点的，若这个也满了，就得再跑。午夜场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才开始有的，现在基本上没有了，除了首映。观众没有看电影的热情了，你去演都没人去买票，那你怎么办。
　　可以说，午夜场就是观众对电影的一种疯狂啊，好就好，不好就骂，所以很多导演，到现在都不敢看午夜场。当时袁和平、徐克，用枪顶着他，他们都不敢看啊，全身发抖（笑）。我记得有一次把徐克抬起来送进去，一到门口他硬是转头跑掉，捉回来又是跑掉，他跑掉等消息，都在发抖啊，在外面餐厅等我们。等我们看完以后，赶紧问好不好？如果反应好，他就安心了。问有没有骂啊？没有的话，他明天午夜场再去看——因为午夜场都做几天的，他明天午夜场就去了，偷偷看，之前他一定要确定里面有没有人骂。
　　另外，午夜场如果特别骂得凶的地方呢，一般导演都拿回去修剪，因为午夜场离正常上映至少有四天的时间。赶快修剪好骂得特别厉害的地方，也不管声音跳不跳了，就剪掉它吧。最重要是午夜场电影院里面的反应啊，准确到不得了，一家是这样，家家都是这样。到了这段笑，所有电影院里的观众看这段都笑；这段骂，所有都骂。所以那年头我们拍戏，当拍戏拍得累了、拍得沮丧了、烦了的时候，大家就互相提醒，喂，想一下午夜场的景况，哦！（欢呼），我们要认真地拍⋯⋯这是一个鼓励，你想到午夜场观众对你的苛求，你就不敢马虎了。剪片的时候也是，尽量把它修得好，把最好的一面去给人家看。这个是当时我们的工作态度，对电影的工作态度，那个完全是一个商业大前提，根本没有想得奖或什么的，就是说观众的「投票」，买你的票就是得奖。所以香港是继承了那个传统一直到现在，我们真的是以一个商业市场为主导，我记得那时侯内地的电影则是以得奖为主。

　　要尊重幕后
　　我还记得，1973年我结婚以后去看外景（为了[香港小教父]去意大利看景），后来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都在意大利拍戏，这讲起来很玄的，所以我老婆到现在也不满意，她说我生小孩的时候你都不在旁边，那我要工作嘛。当时很奇妙，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以前都想生个儿子嘛，就我那天晚上做了个梦，生女儿，而且我梦醒的时候我一打电话回家，我妈就说刚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我做梦的时候，有时差嘛，有七八个小时时差。当然这些都是另话了，但那时候我们真是拍戏可以拍到什么生不生小孩都是小事情，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戏拍完拍好。
　　那时候基本上没有说拍一部电影几组几组，不管演员还是说摄影师，没有说我要多少组戏啊，不像现在算得清清楚楚，少一点就便宜一点。那时侯没有的，就是要把戏拍好。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拍电影可以讨价还价，什么到了几个钟头马上要补什么，以前补一点点饭钱给你，一点点，不多的，绝对没有说什么不满意的话⋯⋯而且没有人有异议的，导演不出声，就一直拍下去，拍到几点就几点。虽然拍戏的时间都是还比较难料，但也不会说拍到100天都拍不完，所以通常一部戏该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以前他们都不跟你计较。记得我以前拍戏的时候，演员都不问你几组，他怕你拍得不好，还希望能多一点机会演好，这个戏能拍得好一点，多一些时间也没有关系。跟现在的生态完全不同。现在的小制作很可怜，十来组，让演员补戏更困难，那时候叫演员补戏，我觉得是一个很天经地义的事，现在你叫他补戏要他的命啊。
　　那时候也没有太多钱，开始我还是住在太平道，租的房子，刚刚住进去的时候，那里有火车，每天未到六点半就被吵醒了，后来搬了家没听到这个声音反而自己会醒（笑）。那时候导演的收入是很低的，所以我说我们做电影的人，幕后啊，很努力去做，其实是把那些明星推高。所以对有些所谓明星我真的是很气不顺的，你凭什么呢，你说英国、美国有些受正规训练的演员演技是好，但我们有些演员⋯⋯我们都知道的，就是一团烂泥巴嘛，是很多人把他捧红的⋯⋯造型啦，武术啦，剧本写好了，大家辛辛苦苦一起努力，他红了，神气了，觉得好像是他该红那样子。
　　我们一部戏拍完，那个场面很感人的，差一点要流泪了。每一部戏煞科解散的时候，大家互说再见，就说在拍戏的时候有争论、争吵什么都没关系了，一部戏总会结束嘛。大家都互相珍重，下一部戏不知道和谁合作啊，当时我们就是有这种感情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收入很微薄的薪金，导演还算好一点，如果票房好的话呢，老板给一点奖金，那红就红了这个演员，只要一部戏红，他第二部戏那个脸就不同了⋯⋯就让我又想起陈星那句话，真的我气得不行，陈星就算现在坐在那里我照样骂他，你怎么可以这么跟我讲话，那个画面啊，我到现在还记得，当初陈星突然不接通告，还说了一些很过火的话）。
　　所以直到现在，我都常常强调，演员不过是导演的一个工具。很多人就很不服气，要骂，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演员红是建立在很多人的努力上面，今天红了，红了以后不回馈给电影圈，叫他做一点公益的事情，哇，还跟你讲条件、神气、迟到什么⋯⋯所以我到现在还是有个情意结，我不太跟演员打交道。我觉得有修养有内涵特别好的演员，很少，多数的就自我膨胀，到最后，以为这个电影卖座就因为他，我生出来就应该红的，你们找到我是因为你们幸运啊。可以说，演员里好的有，但是很少，不多了。就是饮水思源嘛，这我前面也讲过，我当时感慨万千啊，因为我想到他们的当时，我找你们的时候，你什么呀，你一无所有啊，是我们的努力才把你们捧出来嘛。

　　赴海外之痛
　　[香港小教父]虽然在午夜场被骂，但是这部戏是在意大利拍嘛，我还是收益很大的。
　　当时我去那边拍过两部戏，都是梁小龙主演。最初其实也是受李小龙影响，倒不是我想去，是那个恒生公司的老板，游说我到意大利去。我那时候都没去过嘛，正好我刚刚结婚，老板娘就说，钱我们出，去度蜜月吧——我跟老婆去那边度蜜月，顺便看看外景，为到外面去拍戏做准备。但真是苦不堪言，坐的是包机，我跟老婆挤在里面，「亲密」了几十个小时，那种包机是707，便宜但是又小又挤，到曼谷要停，到印度要停，杜拜要停⋯⋯好不容易到了英国伦敦，又降不下来，伦敦大雾啊！我就真是倒霉，后来到了英国曼彻斯特，终于下来了，大家下来松一口气，但又要等啊，等那边雾散了就过去。哎哟，苦死了，一出来（飞机）那个脚（关节）啪啦啪啦都会响。
　　到意大利在那个威尼斯拍[香港小教父]的时候——还有[罗马大绑票]都是梁小龙主演——那我们在威尼斯海边、水边拍戏！哇，很多人来看，影响了那些摇船的生意，大家都看我们拍戏不去坐船了。哇，那些意大利船夫啊，又高又大嘛，每一个人，看不对了，气了，要赶我们走，就冲过来了⋯⋯
　　那些意大利人，又高又大，他们气势汹汹地走过来，我就叫我的翻译走开，千万要走开，有时候有翻译在就更麻烦。然后我们就跟他们胡扯嘛，他也听不懂我们讲什么，他们讲意大利话哗啦哗啦，我跟我们所有的武师讲好做戏，做好准备，摆出一个架势要跟他们打。然后我就跟他们争论争论，争论到最没结果我说，啊，大家准备打吧，所有的人摆出架式。那时候中国功夫在那边很吃香，那些高大的意大利人一看，哦，等一下等一下，不要打——他们也怕了。其实我们要是真打的话，哪里打得过他们，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摆了那个架势，他们就怕了。好了，意大利人就这样，你跟他吵了以后，他拍拍肩膀就没事，那我说我们赶快拍，不要影响你们就是了。
　　所以到外面拍戏真的是要随机应变，我在罗马火车站拍戏，结果给警署警长抓起来，但我现场一点都不怕，经验告诉我不要怕，就叫我的翻译走开，他在我们就搞不定了。他们都一开始很凶，但是意大利人⋯⋯我跟你讲，真是好人啊。你先要跟他吵，不要怕他，如果一怕就完了，后面就没得拍，没完没了。一开始要跟他吵，比他还凶，到最后你猜怎么样，他跟我一起勾肩搭背去喝卡布奇诺，两个人好到这个程度，他还说，你下一次来帮我带一个录象机，我们这里(意大利)贵得不得了，我说好好，你抄电话给我。那个警长还说，我会讲几种语言，以前是跑船的，就是没学中文，很难跟你沟通，意大利人的英文也讲得不好，大家就指手画脚。
　　当时到外面拍戏的条件是很困难的，中国人到外面没有很大的资本，也不像现在般正规，如当地的电影公司没有帮助什么的，就靠自己。所以我们去的一批人都要能干、吃苦、反应要快。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每一个城市都有中国餐馆⋯⋯这个太重要了，那边如果有翻译人员当然很好了，但万一要没有呢，找不到人怎么办呢，所以真是祖先给我们荫蔽啊⋯⋯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中国餐馆，到了那边，你说我是香港来拍电影的，他们就很高兴⋯⋯马上一聊，哎，这里拍戏怎么样啊，他都会跟你说，自告奋勇带你去看景啊什么的，所以最困难的时候，去找中国餐馆就一定行，就算这一家不行别家一定可以。
　　我到外面去拍戏还有好多插曲，我拍[李小龙传奇]那一次，到了旧金山拍的时候，那边的黑帮多得不得了，华清帮、黑鹰帮等等，别人都说很危险的，但我说我没时间去拜会了。我记得唐人街那边有一个教堂，我们就在那里拍，果然来了⋯⋯我们一瞄就知道来了，一看就知道这种调调，怎么办，你跟他吵的话又打不过，这里是他们地头，只能就是用民族大义(说服)，我看到差不多的时候，我一停下(机器)马上过去。唉，大佬，我们是香港来拍戏的，初到贵境，你们多多包涵，我说我们拍这个戏，到外面都给中国人争光⋯⋯其实我是编出来的，我说这些洋人啊，白人啊，他都赶我们，不让我们拍，现在来到唐人街，大家都是同胞嘛——他们很多都是香港人——你们给我们争个面子，帮帮忙。好好好，没问题，他们还说谁敢欺负你们，有我们在。最后就是反过来帮我们，只要不去跟他去斗就是了。我觉得在外拍戏要有一个技巧，与他们在那个旁边聊聊，再找演员过来，跟他们握握手，他们就很高兴了，拍个照就更开心，这样就可避掉不少麻烦。
　　可以说，虽然[香港小教父] 票房不成功，但是到意大利这次我觉得是开了眼界，我应该算是很早出去的，当时一般人都不敢出去，我那时什么都闯的⋯⋯所以后来我拍[李小龙传奇]就很熟练了，到处跑。其实我们就是想变变口味，不要一天到晚在香港拍！比如我还有去梵蒂冈拍戏，那个地方你去申请，根本申请不到，不可能给你批准的，我们拍拿着枪跑来跑去的。那怎么办呢，只能每个星期天，趁那个教皇在讲道的时候，偷拍啊。拍到什么程度？每个星期天到了那边就拍几个镜头，大概拍一个小时就拍完了，拍一点，不要拍多，下午就休息大家去玩，拍到最后的星期天终于出事了。我们拍梁小龙拿着个枪在追那个坏蛋，那些守卫啊，呜啦啦一下上来包围起，我们这边反应真快，第一要拆那个片盒，不能给他们充公吗，里面胶片都是心血，很快我们一拆一传，传走了，梁小龙的枪不知道怎么也传走了。然后把我们给抓住了，就问你们枪呢，明明看到枪。已经被我们传走了嘛，那个菲林盒呢，菲林盒也没有了，那我就跟他胡扯，我说我们是电视台啊，我说我们到欧洲，去到每个地方人家都很欢迎，怎么跑到梵帝岗来就把我们抓起来呢！就被带到警长的办公室，最后也不了了之。我们那个拍板，除了写中国字——中文他们看不懂，上面一定写着TV，TV他们看得懂啊，哦，电视，他们对电视比较网开一面，我说我们是介绍当地风景，到每一个地方都很受欢迎，怎么你要抓我们呢，这很不应该嘛，他们还觉得很抱歉，下次你们申请，早一个月申请，我们一定批准。后来我们都拍完了，走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蛮过瘾的，那个翻译都在发抖的，因为他懂法令，有些地方就是严禁的，在罗马这个地方啊，好像有一栋雪白的很漂亮的建筑物，是纪念为国牺牲的国家英雄，绝对不准人上去拍戏，那个翻译说你们拍，我走了，他怕给抓起来，我们就偷拍，我们把那个摄影机手提，用那个衣服包起来，两个人对打——仓田保昭和梁小龙对打，一看没人就打。然后旁边找人望风啊，打到有人来，停（笑），竟然这样可以拍完一场戏了，就是说在非常艰苦的环境啊，要变通、灵活。

　　海外征程
　　我这个人呢，一天到晚是在求变，当香港已经没什么好拍了，就是那几个外景，尤其是武侠片，那我们就到台湾地区去拍，台湾拍拍也觉得没什么了，去韩国啦。大家看韩国现在是很兴旺，有什么什么片子，那时候韩国可以说是惨得不得了。我以前当副导演的时候，去过那边拍王羽导演的[龙虎斗]，所以对韩国还比较熟一点，知道他们那个情形。举一两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他们那个样片，是印16毫米的。那时我们虽然是黑白样片——第一轮出来的毛片要看看啊，我们是印黑白的——彩色太贵了，虽然底片是彩色的，但是印是黑白的。他们是不但黑白，还是16毫米，很惨。很好笑（笑），因为底片对韩国人讲是贵得不得了，据我所知，这些导演都有配额的，这部戏公司给你两万英尺，多了你自己掏腰包，导演非常紧张——这都是事实啊——所以演员在前面演，如果拍特写的话呢，旁边有一个人提词，就像话剧那样提词。我去拍用他们的演员就很不习惯，怎么旁边叽里咕噜的，虽然那时候收不收音都无所谓，但是很烦的，那我说不这样就不能演戏吗？旁边不要讲、不要讲，结果不讲真的不会演戏（笑），习惯了，有时候真是省到这个程度。如果演员几个镜头NG都不行的话，导演一巴掌就打过去，男女照打，不是说女孩子就不打，照打。这个一巴掌打过去很厉害，就是说你怎么又耗我的底片啊。
　　当时我们去已经是很神气了，是跟韩国合作嘛。其实韩国电影发展也有它的过程，它知道自己的电影不够力量，所以定了个条例，就是说可以跟外来的人合作，跟现在内地的合拍片差不多，但是要用一半的韩国演员、韩国工作人员，那这个戏就不需要配额，因为韩国以前管得很严，所以我在那边拍了好几部戏，[南拳北腿]等等，他们拿一部分钱出来，那我们到那边拍戏的费用就是他们出了，每天的开销啊，我们香港的部分的人都是我们⋯⋯后期也是我们支付来做。
　　差不多所有韩国的外景我都去遍了，因为那时候内地还未有开放，香港已经没有景点拍了，台湾地区呢，大家一看就是观音山，小平顶之类的地方，一看就知道，已经拍到没味道了。所以到韩国那边就比较有一点新鲜感，而且他们的建筑都是仿中国的，就像中国古代建筑缩小了，大概是四分之一左右，可以说，韩国很多东西都是学中国人，所以现在韩国人说什么东西都是他们发明，我听了就好笑。那时我甚至做什么实验呢，我拿个一本叫作《西游记》、《水浒》之类的书，叫那个老先生，我说你用韩文念出来，他念出来的竟然跟我们的国语一模一样。
　　所以我说，韩国根本是受我们中国的影响，大得不得了，受我们电影的影响也非常大。现在真是时代变了，冯小刚要去请韩国人搞（特效）⋯⋯对不对？以前他们都是学我们，很羡慕我们的，香港片卖座得不得了，我那个[醉拳]在韩国演了十个月，你想想，十个月，这个片子不是合拍，是卖进去的。那时有一个叫李先生，他买了我两部片子，那时韩国人来买片子很少的，一部[蛇形刁手]，一部[醉拳]，他自己没钱，就把[醉拳]转卖，转卖给一个叫国际电影公司，这个国际电影公司要破产了，结果就一部[醉拳]演了十个月。不但演了十个月，而且在他们的韩国报章上，还有一个专栏很大一篇去写。我也看不懂，他们告诉我，文章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香港人行，我们不行（笑）——到这个程度，可见香港电影很受欢迎。
　　后期香港电影在那边的市场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大片，比如后来我拍的[新龙门客栈]，[黄飞鸿]，这个发行销售都由我负责的，虽然是和嘉禾合作，但销售都由我来做，可以几乎去到一千万港币(票房)，你想想，台湾有一千万元，其它地方都是净赚的了，所以那个市场非常好。我们今天香港电影噤若寒蝉，主要是我们流失了市场。你单靠香港你收三千万，就搞庆功宴乐得不得了，但是可以分多少？才分一千万元多一点，你能支撑大制作吗？所以我觉得，开拓市场跟保有市场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一直想在台湾总统大选之后，重新让香港电影进入台湾市场，比如政府给电影出宣传费，先要让观众重新提起看香港片的兴趣，因为现在他们连看都不看了。要发行香港电影，宣传费就由香港政府支付，台湾就把它做好，不要专门排在三、四流的电影院，映一映就随随便便卖到有线电视了。

　　一点建议
　　香港动作片盛行的时候，观众喜欢看有真功夫的人，这很重要。现在动作片花巧太多，花得很，打得非常好看，但看动作片最主要是说什么呢？全是动作不行的，这样动作片都被搞错了。那时候袁和平帮我拍戏，我跟元奎等人讲，你要当文艺片来拍，动作你们闭上眼睛都会设计得好，我要你设计不好你都不会，一定会设计得很好。但是，剧情上你们要当文艺片来拍，要讲道理、讲剧情，让观众投入到，就是说要非打不可观众才有兴奋感。这些都是一个动作片基本的东西。
　　那种乱打，一上来就啪啪啪打得飞起来，没用的，观众不投入，跟他没有关联。要知道，看动作片的人，都是抱着一个扶弱锄强的心态，都是想路见不平，虽然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整个戏的主线一定要贯彻这个东西，否则的话，你这个打是没有意义的。另外，就是要有不同层次的打，甄子丹跟我在上海谈了半天，那天刚好有参加金鸡百花奖，大家在等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我看了你的片子，不是打得不好，打得非常好，像那个[龙虎门]等等，都很好。我说你要有层次，前面跟后面都不同，中间有过程，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要打？你如果把那个道理讲通了，一拳过去，这个力量比打几百招都要强⋯⋯我教他，真的教他，他是香港仅有的动作好演员。我现在都不会再去拍动作片，但是我希望我们香港动作片能再重新起来。
　　现在动作片还是有，就是说已经式微了，但是，香港电影在外面最卖的还是动作片，那种古装的盔甲片是动作片的一种变种，外国人看多一两次就不喜欢，但是真材实料的打斗却一直受欢迎的。
　　我是最早去参加米兰、康城这些影展的，那时候做电影的人一个都没有去，去的都是入口商、发行商，制作的没有人去，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片子可以卖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那我就去了。当时我到米兰，他们还供给我飞机票，他们那时候要拉人来，所以吃住都给免了，而我学的第一句意大利语是「早」，当时跟我太太去。现在我就不想去，每年都去，去了几十年了，都知道应该怎么推销电影，应该什么时候推销电影，你订那个放映场应该怎样，我都有一套经验。比如说头一个礼拜第一两天你不要订，因为很多人还没到，最好第三天开始，第三天、第四天⋯⋯反正订场次很讲究的，包括摊位怎么布置等等。所以我们后来有了一大批的名单，专门是买中国片的，有些地方价钱蛮好，有些小地方则很少，不过要是你把它们都集中起来，价值就很可观了，例如非洲有南非、东非、西非，还有西印度群岛、中南美洲，我们成龙的戏连整个拉丁美洲都全卖掉了，是联美公司帮我发行的。后来那个联美经理说，哎呀，你这两部片发行比[占士邦]的电影生意还好（笑）。因为合他们的口味嘛。
　　参加米兰影展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现象，我的片子非常好卖，哇，开心得不得了，后来就奇怪，有一个地区——斯堪的那维亚半岛?Scandinavian?，北欧地区，他不买了，碰都不碰。我说奇怪，你们那个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怎么不买啊，他说，你们的香港功夫片我们那里绝对不通过，血腥暴力。那时候张彻的电影，把肠子都拉出来，一喷全是血，用那个血浆，所以他们叫他什么血浆导演，哦，不得了，弄好多西红柿⋯⋯其实这是误传啦，不是用西红柿汁的，那个血浆分两种，一种是能吃的，很贵的，给演员从嘴吐出来的；另一种是不能吃的，比较便宜的，是红花粉加蜜糖，那个血不能太稀，蜜糖是粘粘的，所以倒出来像血，这两种。
　　那时候他们就说，你们那个香港电影太残暴了，在我们国家根本不行。的确，我们的电影有时很多国家买了，但最后要退回来，为什么呢，就是检查不通过。当时我就马上想，能不能这种动作电影不要暴力，把喜剧元素摆在里面行不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以前拍武打片是不会想到喜剧的，都是报仇、咬牙切齿，恨不得把对方的心挖出来啊这样。哎，我想到这个意念，这个意念一直影响了香港电影很多年，后来拍了很多喜剧片，就是一刹那产生的。所以我回来之后，拍了第一部[蛇形刁手]，[蛇形刁手]那个故事，是罗文导演跟我提起的，他说有一个门派叫蛇形刁手，我说什么叫蛇形刁手，我不懂，他说那个鹰爪跟蛇拳混合在一起，我马上就有灵感了，他就讲这个一句，马上有灵感，但是找谁演呢？


　　溯往事
　　数旧人
　　当时想到要拍喜剧动作片，第一选择就是成龙。
　　我知道他很久了，邵氏年代，七小福就很出名，我很熟，但不一定里面每个人都很熟悉。七小福是一个统称，其实有十几二十个人，但大家都叫他们七小福。那时候他们住在尖沙咀美丽都大厦，常常到「荔园」去演戏，生活很艰苦，有时候刮风下雨，下面只要有一个观众坐着，他们都要演。这些是他们事后跟我讲的，常常唱完了半夜三更才能回家。当年如果邵氏需要小孩子拍戏，尤其有动作的，也就找他们过去。据我知道，他们的人工全部要被师父于占元收掉的，只给他们每人拿一点饭钱、零钱，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当时看「衣箱」的是谁呢，是元奎。据我知道，元彪家里条件比较好，常常送礼给师父啊，所以他挨打比较的少，其它人都被打得很厉害的。因为不打就出不来嘛，现在回头看起来呢，打是很应该的，他们要谢谢师父，而且到后来，他们这些师兄弟都很明白——尤其是成龙跟洪金宝——都独当一面了以后，都很感激，会去到美国去见师父、帮他做寿啊。
　　于占元他们有一段时间有比较大的变化，因为他们离开香港到美国，结果中途大部分人不回来了，于占元也留在那里了，所以后来变得他们都进了美国的黑名单，黑名单到什么程度呢，元奎要申请美国签证不准，成龙签证也不准，成龙第一张美国签证是我帮他去办的，为什么能准呢？因为成龙当时已经是[醉拳]成功之后的大明星了，当时我去找那个领事，他是美国人嘛，说入了黑名单的人是永远不会签证给他的，我说成龙现在是个大明星、超级大明星啊，那个美国人不相信，就把领事馆里的女孩子全部叫出来，问她们，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那些女孩子都是中国人嘛，说这是成龙啊，大明星啊。之后才签证给他。
　　当时在全香港主要有三个地方培养这些小演员，包括于占元那儿，另外一批是粉菊花，我也跟他们要过小演员，反正要小演员就动他们脑筋，还有一家就是唐迪。(于占元的是中国戏剧学校，唐迪的是东方戏剧学校，粉菊花的是春秋戏剧学校)唐迪那里我还有去过，因为去拍戏嘛，前面有一个空的院子，当时程小东还很小，其余的还有徐忠信。
　　所以基本上，以后香港的这些武打演员也好，武术指导也好，就源出于这三家。他们都是内地撤退过来，师父对京剧艺术抱有热忱，如果没有这三组人，香港没有今天的武侠片。那还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很多人才来到香港，像做生意的上海人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对武术、对京剧很有热忱的人也到了香港，不但住了下来，而且去培养下一代。我觉得这一点对于香港电影史非常重要，只是他们真是很清苦，赚不到什么钱，也难以糊口。
　　袁小田就不一样，他属于单干，基本上他没有正式开学校。袁小田也把袁和平送到于占元那里，跟成龙也是师兄弟，但是袁和平身体不好、很弱，受不了打，没有多久就退学了，所以他是比较早离开的。
　　基本上一拍动作片，总对他们有认识的，他们也慢慢长大了，在邵氏一看到有比较年纪轻的武行什么的，就是他们一批人，总是见到的，后来成龙当了演员。成龙签给罗维，据我所知，当时成龙离开香港的时候，非常失意。离开邵氏到台湾地区发展也不顺利，正好他爸爸是澳洲领事馆的厨师，妈妈是清洁，就是烫衣服什么的。成龙离开香港是觉得在这一行不会有发展余地，才会走，到了那边去做泥水匠、盖楼房啊，他很会用报纸折一个帽子戴在头上。
　　后来据说是罗维把成龙叫回来，通过陈自强，具体内容我不知道，反正他回来以后，罗维就给他当主角，拍了几部片，可惜不是很成功。

　　老邵氏
　　导演怪
　　我跟罗维非常熟，尤其是后期，因为成龙的关后我们后来交往比较多。那我们圈子里面的恩恩怨怨，他也跟我讲了很多。之前我们都知道他是邵氏的大导演，就是仅次于张彻吧。邹文怀他们拉队走，没有多久，就把罗维也拉出去。
　　他在我们那个圈子里面有一个称呼，叫「福将」，很有福气，他拍戏随随便便，不要太用功，但片子就非常卖座。他在现场赌马大家都知道了——挂一个收音机，那时候还没有电视那么方便嘛，他喜欢赌马。很多跟过他的人都知道，他拍片有一套公式的，比如第一个镜头，大侠进来，这个镜头一拍完了，一定是跳出来三个反派，这种套路，他是一个非常熟练的导演。
　　为什么说他是福将呢？当年他在邵氏拍的电影票房很好，后来离开邵氏出去发展也不错。就拿[唐山大兄]来讲，[唐山大兄]最初不是罗维拍的，那么是谁拍得呢，吴家骧。当时罗维还在外面拍戏，不在香港。嘉禾就找吴家骧来拍这个戏，当时我们觉得是用错人了，吴家骧虽然也拍过很多戏，但是绝对不适合拍武打片，尤其跟李小龙合作。吴家骧是老一代的演员，用经验来拍电影的一种。他人怎么样我们不去讲了，但他常常在片场里面发脾气，用很粗的话来骂演员，女演员给他一骂呢，就躲在旁边哭。他很喜欢拿「藤条」追人去打，他常打那些小演员啦、男演员啦。我在邵氏的时候，常常看到他拿着藤条在追演员，这是邵氏一景啊，很好玩。
　　讲起来，邵氏的导演，每一个都有他们的风格。平常都很正常，一到拍戏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神经病。譬如陶秦，他穿着非常讲究，穿一件「三件头」，里面一个小背心，就算不打领带，也一定要带一顶法国帽，抽雪茄，喜欢讲英文，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张彻是不到下午不出来的，下面一批人上午给他打好光，大家就散了，早上他要睡觉，要中午吃完饭以后才下来拍第一个镜头。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当然这些都要大导演了。
　　岳枫，岳老爷是最正规的，他其实比张彻、李翰祥资格都要老，是一个很正派的、很正规的导演，脾气也好。我过去帮他做过场记，就看他是非常有导演的派头啊，没有说骂人什么的。张彻是不用说了，他有一个场务，是专门给他骂的。张彻有个好处，他不骂演员，他把脾气都发在那个场务身上。据说，场务每个月呢有专门的津贴，就是「挨骂费」嘛，公司也知道知道不应该这样骂的，就是补偿嘛，这个也是别的导演没有的。他的场务而且是要贴身啊，张彻走到哪里，他就得跟哪里——我说是出外景啊——另外，一定要有一个场务拿着一个太阳伞，就像皇帝出行那样，张彻不管你的，他看镜头什么在那忙，旁边跟另一个场务，见他一站定在看那个场面，准备坐下来，就要第一时间把那个导演椅摆上去，要配合得很好，迟一点的话，张彻就坐到地上。张彻不管的，都不是凳子准备好了以后再坐。当时张彻那些副导演里，伺候得他最好的是午马，午马很精灵的，所以张彻也会把很贵的东西送给午马，当时我们大家都是副导演出来的嘛，午马混得很好，就是因为他很机灵。要知道当时很多副导演，很多台湾过来的一大批也跟过张彻。那是众生相啊。
　　吴家骧的脾气肯定不能跟李小龙相处，我就等着看笑话。这个戏当时在泰国已经在拍了。一开始是报章上传出消息，说吴家骧跟李小龙不咬弦，片子停拍，其实根本拍不下去了，接着嘉禾马上宣布换导演。我猜想啊，当时李小龙很可能就不想拍了，想要走人了。嘉禾就急了，宣布何冠昌飞往泰国接手做导演，其实就是要去安抚李小龙，请他不要走，他们会把吴家骧换掉。我就很奇怪，老板何冠昌怎么会去当导演呢，果然没过多久，就宣布罗维去了。

　　李小龙
　　忆传奇
　　据我知道，罗维刚好拍完他另外一部戏回到香港总部，一听有这个事情，就说，何冠昌你不要去了，我过去「收尾」，所以罗维代替了何冠昌飞过去，再拍。所以我说他是福将啊，因为不论谁个导演过去，这部戏都会卖座的，因为李小龙的那个身手了得，加上当时这个片的武术指导是韩英杰，据说他是第一个用弹簧床的武术指导来的。
　　罗维过去拍这个戏了。后来听说，李小龙有向我透漏过，一开始他跟罗维也不是很融洽，罗维觉得自己是大导演，李小龙却什么都不是，只是刚从美国回来的新人。所以继续拍下去的过程里，两人的关系也不是好得不得了，其中有一点可以证明，是李小龙讲的，他有一次拍戏脚受伤了，罗维都不让他休息，说先拍他的特写，因为看不到他的脚被包住了，之后又要李小龙演文戏，休息都不给他。所以李小龙很气，后来再继续合作，因为是[唐山大兄]实在太卖座。
　　[唐山大兄]这个戏主要是在泰国拍，那里有个制冰厂，我后来再拍[李小龙传奇]的时候都到原地去看过，还访问了一些人，对当时他们拍戏还是比较了解的。当时大家也不看好，但最后能成功，因为那个时候香港人喜欢功夫、动作片，喜欢得发疯了。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李小龙除了有个人风格，他其实也很会做宣传，怎么样做宣传呢？比如他上《欢乐今宵》表演，李小龙把那个荷里活明星，James Coburn都带上去。就还告诉人家，Steve McQueen是他的徒弟。当时来讲，香港观众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什么，你可以是荷里活明星的师父，那还得了？所以呢，他这个戏卖座就像火山一样。一方面他是有他的水平，他在《欢乐今宵》表演给你们看，怎样「踢板」，到后来，大家都会踢了，这个板我们知道也很容易踢，让我来我也踢的碎。当时我太太在《欢乐今宵》做嘛，所以我知道这事。但是当时来讲，没人看过李小龙这种(身手)，而且他还有一套理论，能讲出所以然来。以前香港一般的武师什么，都是老粗啊，武功很好，但讲不出一套东西来。李小龙不一样，他是念哲学的，能将一套东西理论讲出来，头头是道。所以呢，用普通话说就是「把大家唬的一愣一愣的」。譬如，敌不动我先动啊之类的。全香港人，电视看到，又看到他讲话。
　　所以我觉得，[唐山大兄]卖座一定有它的背景原因。香港武打片观众已经看的很多了，希望有一个突破，现在是要看那种劲道，等待一个转变，所以他是在最好的时机出现，给观众最好的东西。但是，我自己私底下还是觉得，当初嘉禾没觉得这个戏会卖座到那么厉害。为什么呢？当时嘉禾为[唐山大兄]午夜场买的广告，(在报纸上的篇幅)真的是很小一块，我都保留了很久，最近大概才丢掉。如果他们认为卖座肯定是刊登很大的广告，可见嘉禾当初还是很有保留，到底李小龙当主角的戏还没有过，行不行也不知道，而且他里面的东西新颖，观众接不接受呢，譬如戏里他打人时候发出的尖叫声。当时电影是没有粤语的，都是国语的，那时[七十二家房客]还没有出来，就觉得国语片是高档，粤语片是低档。所以，大多数片都是要配音的，戏里李小龙的配音也不可能是他自己，是张佩山，一个很出名的配音演员。但是其中打斗尖叫的部分，是李小龙自己配的。当时全部配音的人都在偷笑，认为观众会骂死啊，那个「咯喳」，他们觉得像鸡叫「?馇、?馇」。这种声音啊，拖得怪怪的。
　　一逢到打斗，李小龙就自己配了，「哎，这个你不要配，我来吧」，大家就等着看笑话，你来配吧，所以他的配音正宗是张佩山，打斗怪声、叫声都是他配。所以后来大家看到，电影里面，他一叫大家就兴奋地不得了，就狂拍手。就说明一点，突破总是要有一点跟人家不同。这个尖叫加强了里面打闹的气氛，尤其把他那个特点表现出来。以前你看了几百部武打片，都没有这样子的表达方法，而且那个力的表现，很厉害，所以这个片子是不得了。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午夜场的情景啊！我也在现场，邹文怀跟李小龙也在，
　　我坐在中间，稍后几排是李小龙跟邹文怀，他们来看观众反应。一散场的时候，不得了，全场起来鼓掌，这个是在香港电影前所未有的，大家知道都是假的东西嘛，电影又不是舞台剧。当观众都回头看到李小龙跟邹文怀，哎哟，那个场面真是⋯⋯大家涌过去，尖叫！李小龙高兴得不得了，场面大乱了，大家就在一刹那间把他当成了偶像，李小龙就已经是偶像，巨星这个形象也瞬间建立起来了。当然，邹文怀也是非常开心啦，所以这一幕呢，我在后来[李小龙传奇]里面也有拍，这幕是非常重要。啊，他们两个人亲身体验到，在戏院里面观众对李小龙那种疯狂的热爱。
　　[唐山大兄]这么成功，第二部由罗维再来拍，我想，[精武门]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什么大的争吵了，矛盾不大，为什么呢？第一部戏刚刚卖座，要乘胜追击嘛。[精武门]让李小龙有更大的发挥余地，就是很多时候，尤其是武打场面，是李小龙主导。所以现在你去看，这部片其实全是武打的戏，而且打的那些日本武士，如果用慢格去看呢，会看到很多我们今天熟悉的面孔。有元彪、林正英，元奎，成龙，都在啊。
　　而且一段时间，从李小龙身上，让我们这些武行学到很多经验，其实李小龙最弱是什么呢——翻滚。所以戏里面翻滚都是替身上阵，还有弹床之类，都是替身，那时元华就替了他不少，还有其它一些人。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标榜说不用替身，我觉得是不需要，看不出替身就可以了嘛。如果不用替身，万一主角因为不擅长的动作受了伤，整个戏就要停拍，所以用不用替身，我觉得不要去强调。那成龙很聪明，他把不用替身的那个拍成纪录片给你看，用替身的那些就不提了。其实，用不用替身真不是问题，而且我敢讲，中国武打片，没有一个人不用替身，用多用少而已，用好用坏而已。

　　时运值
　　选成龙
　　武打片当时非常热门，但一般被认为比较残忍，在北欧或一些地区都去不了，或者删剪得非常严重，我就想，能不能把喜剧加进去，开始也还只是想而已。因为一般搞打斗总是有报仇雪恨啊，不可能想到喜剧，正好罗维导演跟我讲到「蛇形刁手」这个功夫，很有噱头。我就去寻根问底，什么叫「蛇形刁手」，就是蛇拳加鹤嘴，我想这个两者结合可以搞一点喜剧东西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想到用成龙。
　　那时成龙已经拍过了罗维的几部戏，我都有看——那时候不管什么人的戏，我们都要看的——就见到了成龙。一方面我认识了成龙，因为在台湾地区拍戏的时候，在那边做武行，后来又进了罗维公司。成龙是比较低调，有一段时期我晚上常常到徐枫家里打打牌，他也去了，他那时候在追求徐枫的妹妹徐杰。约人家一早到那个阳明山公园去跑步啊——那时候比较纯洁。当时我叫成龙，「诶，上台来一起打牌来。」「哎，不打不打。」可能那时候他也没钱了，老喜欢蹲在墙角那里——他有那个习惯，好好地有椅子不坐，就喜欢蹲在地上。那我们当他是小孩子。其实我对他有印象的，尤其身手，我知道一定是很一流的，尤其有一部我看了印象最深，我是跟袁和平一起去看戏，就看那一部他做个和尚，是个不会讲话的哑巴([少林木人巷])，是罗维公司的戏。我就发觉他演戏很有天份，特地去看的，所以一想到要拍一部功夫小子的戏——以前武侠片都是大侠——现在我立意要拍的是小子，不能跟大侠比，他不威风，不漂亮，但是要逗人喜欢，有观众缘，身手要好，有喜感，当时一想就想到成龙，没有想过别人。
　　当时如果用就必须要去跟罗维去商量。我们先是找成龙，他也愿意。尤其他跟袁和平很熟嘛，就是说，只要跟罗维讲一声就可以了。
　　但讲回来啊，我当时拍[蛇形刁手]的时候，大概超过两三个外面的片商叫我不要用成龙。印度尼西亚，台湾，还有新加坡，就说，「诶，你拍武打片很拿手，什么人都可以用，不要用成龙。」因为他们已经买了很多罗维以前的片子，都失败了，让成龙去做大侠，一看他的造型就好笑，他带那个头套，背了一把剑，觉得特别滑稽。但我觉得，如果拍喜剧就好，他一本正经的拍戏，我想票房到处都是一般的，所以片商会有这个想法。毕竟他前面的纪录不好，再找他的话很难成功。那我还是坚持的，因为我相信我的眼光，觉得这个戏对成龙来讲，是「量身定做」，一定不会有差错的，再加上袁和平的功力和我们整个团队的力量。所以，我就去找罗维。
　　当时我就去跟罗维讲要借用成龙，罗维也一口答应。我想，当时可能罗维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这部戏我就给了五万元。那是1977、78年，也不算贵，就是OK啦，罗维非常爽快。之后[蛇形刁手]拍得非常顺利，特别是那几场蛇形的设计，我一看毛片就乐了，就像蛇偷蛋似的，袁和平设计得真是非常好。
　　这个戏能成功，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是有笑料的动作片比较少有；第二，成龙真的是很可爱，很卖力，很讨人喜欢；第三，整部戏的结构就是小子吃苦，但是他心地很好——一个放置于四海都能接受的桥段，这个戏就是奋斗的过程，尤其是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老人家，老人家原来是高手，暗中又帮他出手，而且把他训练成才。这样的桥段跟当时香港社会的情况很接近，香港社会当时也是很艰难，每一个人都是要拼搏。我现在回想起来，观众是有共鸣的，能够从中看到一种鼓励人上进的力量，即使你很低沉、很苦，但只要不气馁，努力奋斗，总有成功的一天，所以我觉得，电影跟时代的结合很明显，当时我们不知道，现在事后回想，发现有这方面的原因，而且来看电影的人，大部分都是中下阶层的，他们在电影里找到共鸣⋯⋯我觉得电影能引起共鸣最重要，现在很多电影是抽离的、冷眼旁观的，看到你哪里不好就来骂你，戏看完了就没有关系。所以说，戏必要引起观众共鸣才会卖座。
　　而且当时我们都没有说像现在，限你几组戏、几点钟开工、几点钟收工啊，就是拍到不能拍为止，拍到大家都认为这个戏好了为止。所以当时那个戏能搞出一点成绩是有它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希望好。晚上回来看看毛片，觉得那里还可以加一点，明天就去加了，成龙很爽快就来了，不会说：「哎呀，这个超组啦，超时啊！」就是拍到天气亮度还能拍为止。反正一部戏总要拍完的嘛，你今天拍多一点，明天拍少一点，今天拍少，明天拍多⋯⋯跟现在这种斤斤计较的情况完全不同。所以到后期， 香港走向了一个很不规矩，就是说没有把应该用的时间控制住⋯⋯要么过长过多，拍到不知道多少组；要么就省只拍十几组，这样都是不正常的。
　　最后我们这个戏最少拍了大概四、五十组吧，因为设计动作很花时间，都慢慢来套招的。四、五十组是⋯⋯我觉得很正常，如果一个动作片没有四、五十组是见不得人的。那么这个戏，老实讲，当时我们也不是抱有很大的期望，因为成龙不是大明星，我们也没有其它大明星，更不是大制作。但是结果一出来反应相当好，观众除了喜欢看打斗，对里面的笑料都非常欣赏，一点就笑，一逗就笑。

　　信誉和运气
　　我记得在拍[蛇形刁手]的时候，成龙叫我跟他签合约。
　　据我知道，当时罗维发薪水给他已经很困难了，有时有、有时没有。这是成龙亲口跟我说的：「你每个月给我一万块，我就跟你签个长期合约，做基本演员。」这是百分之一百真实的，在戏里面的一个当作武馆的祠堂，因为那时候拍戏我常常在现场。当时我跟成龙讲，不行，我有老派人的思想，我说我是跟罗维借你来，你是罗维的基本演员、签约演员，我要用，要再跟罗维借。当时，我没有想到说第二部戏借他会很困难。幸好我也没有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第一我不对，不应该这样做嘛，人家借给你，你却把人家抢了，刘备借荆州。第二，如果签了成龙，肯定会拍[醉拳]，后来[醉拳]这么成功，江湖上一定会掀起一场电影界的大风暴，我会深陷其中。比如当时嘉禾要把成龙挖过去，罗维要反击，又有些英雄好汉过来加入，搞得大乱。因为我没有签他，就可以置身于事外，享受[醉拳]在发行上的成功，到处去卖片，而且马上可以继续拍其它的电影，例如找徐克拍[蝶变]。
　　所以我说我们这行，还应该守规矩的，如果大家不尊重合约就天下大乱。后来嘉禾的崛起也是因为有成龙，我敢说这占很大因素，成龙后来就代替了李小龙的地位，所以嘉禾把成龙挖到手，战略上完全正确。那么说回来了，[醉拳]是怎么拍的呢？当时[蛇形刁手]在台湾非常卖座，我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台湾的林荣丰，这个人蛮重要的，当时他是一直不得志，但之前他帮过我一次，那我有一部小的片子，原本的片商跟我讲好了，但他忽然不要了，后来我就找林荣丰，他很爽快，要了。虽然价钱不高，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很够意思，所以后来顺理成章把[蛇形刁手]给了他，也让他赚了钱，但更大的回报是后来，[醉拳]也给了他，可以说是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财富。

　　鼓励袁和平当导演
　　袁和平一直帮我做武术指导，当时阵容鼎盛，他旗下有元奎、元彪、元华、徐虾等人。我在台北拍[鹰爪铁布衫]的时候就鼓励他当导演，尤其是当武侠片导演，但他非常谨慎，我可以说是讲的嘴皮子都烂了。我为什么会找他做导演呢，因为他平常就很喜欢看书。在武行里面像他那样用功看书的人是没有的。不管是历史小说、武侠小说，反正身上总有一本书。那我想，喜欢读书的人对文学、对戏剧，一定有他的一种感受，再加上这种武术的造诣，这是很难得的，果然我是看对了。
　　我记得那时住在台北的富都酒店，一而再、再而三讲了好几天，最后他同意了。所以找袁和平出来，我是觉得：第一，我自己公司已经成立了，希望有一些导演帮我拍戏，当时我还在动拍别的戏的脑筋；另外，我觉得功夫片、动作片，如果由有功夫根底、又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拍，肯定会比我拍得好。我可以在剧本，在文戏方面来协助——我一向都是这样想，当看到某个人有那个潜质，只要有很好的配合给他就可以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希望，有多些新导演出现，不是说有什么好的剧本就自己顾着自己；第三个原因，因为我根本是这个戏的投资人嘛，戏拍得好赚了钱，最大的得益是我嘛，所以不会有那个自私的感觉。因此当时我是完全没有保留，一点没保留。而且当时我觉得，像这样的兄弟班，是比一般拍戏的组合来得更好，因为大家一天到晚在一起度剧本，设计怎么样更好玩的桥段。在「围度」这上面，我想我们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的。
　　如果导演是新的，不会在乎你们讲他什么就不高兴，有些大导演，真的怕你跟他多讲几句会损到他的威。袁和平不会，他就有这个好处。当然我们集体也是很努力，成龙也想很多点子，我们这几个人真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剧本大关由我来掌控，因为已经拍了那么多戏，剧本也写了很多，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另外，我们讲明这是一部喜剧动作片，而且成龙演的是一个小子。那时候，电影开拍之前，我叫成龙去割双眼皮，他以前单眼皮啊⋯⋯这跟看相无关，我觉得就是让他再讨人喜欢一点吧，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女明星去整容不好，但我一点都不反对，前辈一早就整容了，这不是坏事嘛，因为电影本来就是化妆嘛，不是用完全真面目去见人。成龙鼻子长得很大，他的绰号是大鼻，现在很多人叫他大哥，当时没有人叫他大哥的。我们叫他阿鼻，或者大鼻。他的鼻子不是长得现在那么大的，是受了伤变了型。很多人不知道，以为他这个鼻子长得大。其实，是他练功的时候受了伤，鼻骨都歪掉了。所以说，他也是吃了很多苦的。
　　本来[醉拳]戏中那个老师傅不是找袁小田来演，因为他当时已经退休了。当年他拍了很多粤语片，但那时候已经退下来了，就算有些片子叫他出去演，他都不演。最早我们想到这个老师傅是用谷峰，他是很适合的。我一跟谷峰讲，谷峰就说：「好！你跟方逸华去借一下吧。」方逸华呢，我讲了好多次，都被拒绝，所以谷峰现在每次见到我，都是遗憾，他说「哎呀！真可惜，否则我可以拍多很多片的」。因为袁小田拍完[蛇形刁手]后，又火了很多年。谷峰来不了，我动脑筋想怎么办呢，因为要有一点功夫底，又要会演一点戏，又要有相当的年纪——找年轻人扮不好看的——后来一想，袁和平的父亲，我就跟他说：「喂，找你老豆出来啊。」他说「啊！不得，不得。我老爸退休了，现在不拍戏了，很多人找他出来拍戏都不拍。」我说试试看啦，没办法啊，现在没有合适的人嘛，而且这个角色很讨好。那么最后他去了，回来说：「嗯，OK了。」真是非常高兴啊！
　　可以说[蛇形刁手]的团队，等于是一家人。袁和平的弟弟、干弟弟都是副武术指导、助理、替身，所以拍得很顺利。我们用的都是实景，去找祠堂，在新界搭一个茅屋。全是这种东西，所以成本很低，可惜我现在忘记了具体花的钱，但真的是很便宜，大概是五、六十万吧。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不管做导演也好，演员也好，甚至当老板也好，我觉得三分才华，七分运气。从吴宇森，从李安都可以反映出来，导演也要讲运气。很多人就是不相信。你说，成龙之前难道不会拍戏吗？刚好我想到这样题材，当然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运气。如果没有成龙，即使我想到[蛇形刁手]，可能出来一百万，不得了啦。所以我现在是反过来想，觉得能成功的电影往往是一个最好的组合。组合，这个非常重要，不是有一个大导演就可以。大导演，组合不好一样垮，组合好了就事半功倍。如果我不找袁和平拍，[蛇形刁手]找别人，肯定没那么好。度出来的招数，肯定不会有那么绝妙的东西。如果没有成龙也不行。没有这个时机——当时观众很喜欢看武打片——也不行。所以我觉得，一个很好的组合，造成了一部电影的辉煌。
　　所以，[蛇形刁手]当年票房差不多接近三百万，已经是非常好了。这部戏给了我们信心，觉得这类电影可以拍，再可以把喜剧元素加量。因为一开始是尝试，不知道观众喜不喜欢，不知道外面市场喜不喜欢，因为没有流血啊、「开膛破肚」啊。结果外面的反映都很好，当时成龙不出名，戏虽然好，但也有一个限度，不是说好得不得了，但是每一个地方的票房都是不错的，所以很多人就希望我们再接再励。

　　命运波折的[醉拳]
　　[蛇形刁手]拍完以后，我们到台湾去摆庆功宴，当时在台湾很流行在酒家喝花酒，可以找女孩子来啊，可以唱歌啊。现在已经没有了。那时候是觉得很应该的，台湾的人情味也很浓的，跑过去了只吃饭不去玩的话，他们不高兴。当时我们就去了北投一家大饭店，洗澡啊，喝酒啊，还有两三人的乐队来唱歌。那天我们非常高兴，大家都喝酒，那我是不会喝酒，袁和平也不喝酒。但是我看到他们一班人，喝醉酒在猜拳，就是「五五五」啊地在猜拳，因为每个人都喝醉了，猜拳的时候，整个动作就像打醉拳一样，真的，那个时候我是顶光佛现，一刹那，哎！醉拳，这就是醉拳嘛，喝醉酒了在猜拳，我联想到那个醉拳，我是知道在那个拳术里面是有这一门醉拳的，虽然我不熟，但我知道有醉拳，我实时没有说出来。到离开酒家上了车，我跟袁和平同车，「大眼，大眼啊，我突然有灵感，『醉拳』能不能拍？」我就问他。大眼很爽快的，他说行，就那么几个对白，我们回来马上就筹备[醉拳]——灵感就是那么一刹那的。
　　从那一刹那我就下定决心，因为有个「醉」字嘛，我就会把更多喜剧元素摆在里面。那我想一定是一部很好看的戏，当时虽然心里没有底，怎么写怎么去拍，但是我已经非常有信心，可以把这个戏拍得很好，比[蛇形刁手]好看。戏里面的动作会更有戏剧性，喝醉地打拳嘛。另外，就是把喜剧的元素可以充分地摆进去，那么人选当然是成龙。但是呢，晴天霹雳啊。我找罗维去谈，本以为很容易可以借到，最多加钱嘛。谁知道罗维说「No」。一盆冷水泼过来，虽然我跟他谈了无数次，但是都给拒绝了，他说不行，他自己要拍戏。
　　当时的确成龙开始受欢迎了，罗维是没有必要给我拍，他一拍戏马上可以卖出去了。我已经给拒绝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拒绝到袁和平发火，袁和平跟我讲，算了，换人吧。他说他不相信别人来演就拍不好。我说不行，坚持啊，我说这个戏一定要成龙来演。这都是千真万确的过程，因为已经谈得⋯⋯老不肯嘛，怎么讲都不肯，加多少钱都不肯，即使说尽量迁就他的时间也不能。怎么办呢？罗维那时候在台湾，我一次一次去谈都不肯。成龙是很想拍这部戏，他知道这个戏绝对会拍得好，有了第一部戏的经验，第二部戏一定会更好。他也很着急，也希望我们能开拍。所以，后来我跟袁和平和成龙讲，请给我最后一个机会，如果这次再不行，就拉倒了，再想办法。
　　那么怎么办呢？在台湾，我说我要给罗维来一个突击，我不要给他在一个正常的场所，例如办公室、咖啡厅见面，我要到他家里去。因为平常到人家里去是不礼貌的。人家不一定欢迎你，如果打电话约，人家可以拒绝你，干脆来一个霸王硬上弓。但是我不知道罗维住在哪里，成龙说他知道。所以，在一天的早上，成龙就带着我到罗维家门口。那天很早啊，因为晚一点可能罗维就出去了，或者离开台湾，就未必能找上他。因为我们已经是到绝望的境地了，成龙也非常希望把戏拍成，当时他非常怕罗维的。其实以前的演员都很怕导演的，不像现在导演怕演员。那么，到了门口，我还记得是一楼，成龙帮我按了电铃，「铃——」，就飞跑走了。他怕罗维看到他，会臭骂他怎么把我带到他家来了，所以帮我一按了门铃就一溜烟不见了。门一开，罗维出来了，穿了一件睡袍，就像粤语片里富贵人家的睡袍，好像紫颜色的。一看，你怎么来了呢？来到门口总是要进来的，对吧，就把我引进去。至于后事如何呢？就待下回再续。

　　计借成龙
　　罗维开门把我迎到客厅里面，那里就两个人，一个他，一个他太太许丽华。他知道我来的目的，一坐下来，就一口拒绝了。我想，既然来了，不能空着手回去，就再三地想办法说服他。能说的话都说了，他还是拒绝。我就想，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这样走了，也是白来了嘛。我突然想到一个方法，就说：罗导演，你现在不要做决定，不如晚上我们再见一次面，到时候你说不行就算了——还想拖一个尾巴，因为我想到用附带条件来让他答应，但是当时还没有完全想好什么附加条件?能打动罗维?。
　　我就要求罗维，当天傍晚在中泰宾馆——台北很出名的地方，以前很多影人喜欢约在那边——作最后一次谈判，他终于答应了。
　　到了傍晚我去谈，这次我带了一个人，就是我前面谈到的台湾片商林荣丰先生（前一期提到，〔蛇形刁手〕的台湾地区版权卖给了他）。为什么我要带他去呢？因为我想到，当时罗维的经济也不是很宽裕，他要拍好几部成龙的戏，可能资金或者台湾发行上面什么的，也有一定困难。我就想到：第一，林荣丰在〔蛇形刁手〕上赚了钱；第二，如果林荣丰能答应罗维，把他后面拍的几部片的台湾版权全部买下来，可能罗维会答应我。所以我就把林荣丰找来一起去。我说，这次你也要作一点贡献，他说行行。
　　其实，那时候虽然成龙的〔蛇形刁手〕卖座，但也不是去得很高峰，所以林荣丰也是为了〔醉拳〕能拍成，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结果是歪打正着，因为〔醉拳〕以后，成龙的片子已经去到价钱非常高了，而且很受欢迎，后来这三部成龙电影让林荣丰赚了大钱，这都是后话了⋯⋯我就带着他到「中泰宾馆」去谈。当然开门见山了，说你借成龙给我的话，林先生就准备把你后面拍的几部戏——好像是三部吧——全部用一个好价钱买下来发行，可能后面还有分账什么的，反正条件都蛮优惠。如果说你不肯借给我，那就算了，他也不买你的片子了。罗维想了一下，终于答应了，但条件是，他也要拍自己的戏。我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就期」(一个演员同时拍多部戏，档期上错开，互相迁就)。
　　当时就这样说定，那我们马上就赶快要动工了，当时候罗维已经准备了两三部戏给成龙拍，又要到韩国又要到哪里去。
如果导演是新的，不会在乎你们讲他什么就不高兴，有些大导演，真的怕你跟他多讲几句会损到他的威。袁和平不会，他就有这个好处。当然我们集体也是很努力，成龙也想很多点子，我们这几个人真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剧本大关由我来掌控，因为已经拍了那么多戏，剧本也写了很多，知道哪些桥段好哪些不好。另外，我们讲明这是一部喜剧动作片，成龙演的是一个小子。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不管做导演也好，演员也好，甚至当老板也好，我觉得三分才华，七分运气。从吴宇森，从李安都可以反映出来，导演也要讲运气。很多人就是不相信。你说，成龙之前难道不会拍戏吗？刚好我想到这样题材，当然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运气。如果没有成龙，即使我想到〔蛇形刁手〕、〔醉拳〕，可能出来一百万，不得了啦。所以我现在是反过来想，觉得能成功的电影往往是一个最好的组合。组合，这个非常重要，不是有一个大导演就可以。大导演，组合不好一样垮，组合好了就事半功倍。如果我不找袁和平拍，〔蛇形刁手〕、〔醉拳〕找别人，肯定没那么好。度出来的招数，肯定不会有那么绝妙的东西。如果没有成龙也不行。没有这个时机——当时观众很喜欢看武打片——也不行。所以我觉得，一个很好的组合，造成了一部电影的辉煌。

　　再走谐趣
　　〔醉拳〕这个戏，其实整个构想就是在〔蛇形刁手〕基础上再发挥。目标非常清晰，是一个既有喜剧感又有动作，而且里面是要有意思。我说，如果光是说拍一部打的片子，单是打斗是没有意义。就是说，要让大家看完之有一个感觉：师父能教给你的只是一个基本东西，到最后突破，要靠你自己，就贯穿这个主题。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是先把故事大纲定下来。剧本是当时担任副导演的萧龙写的，他后来也做了导演，这个戏他是编剧，也是副导演，我们就一起搞。其中有几样很重要——
　　因为是「醉拳」，除了故事以外，我们就研究怎样把「醉拳」拍好。我们知道有醉拳，但是都不懂，袁和平也不怎么懂，结果他就去找了一位，刚从内地出来的一个师傅是懂醉拳的，打给我们看。我们一看蛮好玩的，但还不够，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功夫表演的醉拳不同，当时来讲还是有一个差距的，他打得没有那么柔。因为电影〔醉拳〕以后，大家觉得醉拳很好玩，所以大概改良过了，好看很多。当时的醉拳，也有醉的味道，但是还比较硬。我就跟袁和平说，一定要在这个醉拳的基础上把它改良，因为有了一个框架，改起来比较容易，这戏就马上开拍了。
　　既然是醉拳，就是涉及到怎么再强调醉，我们也讨论了很多方式，例如要让成龙拍戏的时候喝酒。但当时来讲，成龙的酒量不是很好，真醉也拍不了戏。成龙他自己很主动，他说我每拍到我要醉的时候，一定要给我几分钟，我把那个气啊屏住，自己憋、憋得让脸通红，看上去有醉意，再来(拍)。当时他真的是非常努力，可以说他有今天的成就，跟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也看到很多演员，稍微一两部戏卖座，就不得了，或者觉得肯定卖座了，也不去再努力，但成龙不是，后面他一部一部的戏都还是很努力，很认真。另外，里面一些讲饮酒的诗，我是一边在翻《唐诗三百首》，一边就加进去啊，我觉得蛮好玩的东西。
　　还有一条线，就说他里面那个姑妈，那个姑妈身手要非常好，对这个戏也很重要，当时我们找了一位从内地刚刚来的，舞蹈非常好的女士，名叫林瑛。因为凡是舞蹈跳得好，脚可以踢得很高嘛，我们就让她担纲戏里面的姑妈，结果她那场戏非常精彩。
　　凡是动作片一定要有一个大反派嘛，大反派就用我公司的基本演员，韩国籍演员黄正利，跆拳道七段，很厉害。最早他是我带到香港来的。拍〔南拳北腿〕的时候，黄正利在韩国，他已饰演大反派，在戏中表现得非常好。我曾经看到他在汉城——现在叫首尔——街头有人跟他打架，他一个人打三四个人非常潇洒、很轻松。后来在香港为了电影宣传，也办起来的什么武林比赛、挑战等等大事情。大反派一定是他。
　　我前面也讲过，本来是想找谷峰来演成龙的师父，结果邵氏不准。后来就用了袁小田。当然袁小田有些高难度的动作都是用替身，这个替身就是现在出了家，做和尚的阿弟，叫袁振洋。后来他自己也做了导演拍〔波牛〕。因为他个子比较小，做袁小田替身做得非常好。可以说，当时的班底非常周全，元奎也是袁家班的一员。
　　整个戏其实我们花的钱不是很多，主要精力在桥段和剧本上，还有拍戏的整个过程。我是在九龙西贡附近的一个空地上，搭了一个茅草屋，是戏里袁小田的家。这个草房曾经给台风吹倒三次，当时是夏天，很多台风来，吹倒了以后我们又把它重新建起来——好在景不是很贵——因为这个戏很多在草房外面的空地上练功。还有，成龙好几次要到韩国去拍罗维的戏，大家就停在那里，这种情形如果在现在的香港是不可能，整组人停在那里要破产的，但我们还是等，因为有信心做成，部份景在澳门卢九花园拍摄。
　　我们拍的时候呢，其实都比较低调。第一，当时成龙虽然刚刚成名，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明星；第二，我们多花精力在拍摄上，没有说要去怎么宣传。当然一般性的宣传是有，主要我们就是说，如何把这个戏结结实实拍出来，让大家觉得我们把武打片推到了一个高峰。其实，这个戏真可以说是喜剧动作片最成功的一个始祖。因为一般的动作片，我觉得太暴力了，这个戏里面没有特别流血，因为方针就是一部喜剧动作片，小孩子都能看，老少咸宜的。但我们里面很多功夫设计，是以前没有的。拍摄前一天，大家都聚集在我家再度桥，成龙也参加，务求次日拍的戏精益求精，我太太就煲红豆沙（红豆汤）给大家作点心。这种团队精神，奠定了〔醉拳〕成功的基础。

　　灵光突现

[醉拳]里面有一套功夫叫「醉八仙」，当时我老在想，如何给「醉八仙」不同的设计。因为武打片里的招数是怎样练出来，又怎么去破解，怎么样让对方——一般来说是大反派——把你看穿，让你不能得逞，但是最后又反败为胜，这些层次和节奏非常重要。所以我特别在招数设计跟破解上，要求袁和平要特别小心，大家一起动脑子。


我记得，有一次成龙又去韩国拍戏了，我们等得不耐烦，本来说好多少天，还不回来，那我就让制片张权到那边（韩国）去——如果我们不派人过去，根本他就不回来了。张权就去了，说我一定会把他押回来啊，几天之后就打电话回来说，成龙明天回来了啊。我们都很高兴，赶快就通知大家准备，一回来马上就拍，我去机场接成龙跟张权，那时候还在启德机场。我去得早了，在机场等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该用什么桥段，后来我一想，「醉八仙」里七个都是男的嘛，只有一个何仙姑是女的，也是这一刹那，给我想到了那个点子，也是后来片子里很讨好、引起哄堂大笑的桥段，而且跟整个戏的观点统一。就是说，师父教成龙「醉八仙」，一个个教他都学，学到何仙姑了，他说女人的拳，娘娘腔，不要学，他就没学、没练。所以他练成的「醉八仙」是一个不完整的，学得不好。到结尾的时候，因为那个大反派很厉害，一看是「醉八仙」，胸有成竹了，所以每一个「仙」都给打败，每一招成龙都被压制住，打到第八个仙何仙姑的时候，因为成龙根本没有学，也不知道怎么使，就想到⋯⋯这就是我们那个戏的主题，就是说师父引进门，成就在个人——成龙想，怎么办呢，没有学，但是可以把前面的七个仙混合起来，自己创一个第八仙：何仙姑。戏里就设计他自己把前面七个仙搅到一起，结果把大反派弄胡涂了，从来没见过何仙姑这样的招式。成龙一会来一招肥婆坐塔（坐马桶），一会又搞什么美人照镜，这种奇奇怪怪好笑的招式，一会又装扮女人娘娘腔，哇！把大反派搞得胡里胡涂，最后成龙赢了，这是无招胜有招，也是很符合李小龙说的「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功夫学到最后，把所有学到套路招术都融化成自己的招式。这一下，不但在戏剧上有了个很好效果，其实也是一个启发，我想很多学武的人也好，看电影的也好，给他们真正点出了一个学习的态度，所以我非常高兴，简直要在机场实时跳起来了，哇！太棒了，怎么那么巧，七个男的，就是一个何仙姑是女的。成龙也演得出神入化，最后，让观众又笑又紧张。袁和平真是拍得非常好，他非常能善用剧情跟演员的身手。

配音趣事


给[醉拳]配音的时候也很有趣。


当时配音都用罐头音乐嘛。戏里成龙演的顽皮仔角色就叫黄飞鸿，当他是黄飞鸿年青的时候。我们由黄飞鸿想到了《将军令》，以前《将军令》给人家感觉是很旧的音乐，广东人非常熟悉，看粤语片，一开头就是这个。但是《将军令》如果变奏，用交响乐出来气氛肯定不同，所以当时我就跟周福良提出这么做。周福良是上海人，他跟陈勋奇两个是师兄弟，在邵氏的候他们的师父就是王福龄，就是写《不了情》的曲子那位。他一直帮我配音乐，当然用的也是罐头音乐，那时没有什么特别的作曲。当时我就跟他讲，说能不能用《将军令》，但是要用比较新的，比较好的音乐，他说行行行，就去找。我还记得，在配音的时候，一配上去已经觉得不错了，尤其「醉八仙」一打出来，那个旋律一上去已经觉得很不错，但周福良他说还不行，还有更好的版本。那时候，配音间的时间都很宝贵，他说我回去拿——就是说，连配音乐的人都觉得这部戏拍得这么好，不能马马虎虎配，就把已经准备好的音乐不用，半夜三更再回去找——那时我们都是晚上配音——终于找到电影里面用的交响乐、弦乐，非常有气派！一摆上去，整个画面的感觉就出来了。我们在混音的时候，因为配音室有好几个配音间的嘛，有一些别的剧组的人过来，看了一点点片段，他们就说，这个戏肯定卖座。


所以说，这部戏是我们团队精神的结合，包括萧龙的编剧，大家都下了很多很多工夫，我们在拍的过程里面已经感觉到，这个片子会卖座，很奇怪，我也说不上为什么，反正就知道这个戏会有一个石破天惊的卖座。[醉拳]整部戏大概拍了六十多组，因为套招拍摄很耗时，大家一点都没有喊累的。所以现在有些人二三十组就拍动作片，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啊。而且那时候很多设备都没有现在的齐全，譬如演员要摔到地上，都是硬挺下去的，不像现在身上都装上保护垫，那时候我们都是用比较原始的东西来拍。


> 删除  2010-07-23 17:00:34 金真 (黎明前的黑暗)
票房大卖

[醉拳]可以说是让很多人赚了钱。我当然也赚了，其实我赚的最多钱也只是两个地方，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日本。香港自己发行，日本是分账，因为当时日本方面没有信心，其它地区都是卖断的。


前面提到的林荣丰先生，也赚了大钱，我给他非常便宜的价钱，我觉得这个钱是应该给他赚的。因为他为这个戏帮了不少忙，另外就是，前面提到他另外买下了三部成龙的戏，这三部戏也让他发了大财——好心有好报——但太赚了，赚到他都不好意思，好得根本就是离谱。当时我去台湾地区，他一见到我，就用报纸包了一大堆的台币给我，当时台币最大面额是一百元嘛。就说，哎呀，拿去零花，拿去零花，[醉拳]太卖座啦。他到了香港，也带了一大堆钱来给我们公司的职员啊，来来来，给你们，红包红包，吃饭吃饭这样。


东南亚不用说了，买的人都赚。那时候很少分账，基本上都是买断的，买到的人都赚大钱，那我也不是卖到很高价钱，因为我卖的时候，也不是说大家非常有把握，所以价钱不可能出很高。那后来我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发行我电影的人也是带我到他们的电影院去参观，哇，门口人山人海，这个老板也是跑到票房里面把钱抓了一大把，用什么东西包了给我，说拿去零花零花——他们赚到这个程度，我拿着一大把的钱，到「云顶」赌场去，还居然赢了钱，很好玩的。


因为买我的片子，包括在欧洲发行香港片的买家，都赚了大钱，所以后来有一段很长时间，我去到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人接飞机——那些发行商都赚了钱嘛——我以前随便到哪里啊，都有人接飞机，现在当然没有了。所以拍戏拍得好，很有成就感。这个戏对袁和平非常重要，对我也非常重要，对成龙是更重要了，奠定了他一个超级明星的地位，也引起了后面江湖上的风波。


> 删除  2010-07-23 17:01:17 金真 (黎明前的黑暗)
诚信为先

[醉拳]让各地那些买我片的人都大赚，赚到叫不好意思。我也不能反悔啊，因为签了多少就多少。


我记得台湾地区就有人比林荣丰出高了三四倍的价钱，因为觉得这个戏肯定卖座，香港也非常卖座，我一点都没有动摇，金钱诱惑上面我一点都没有动摇。三四倍啊，当时我也不是很富有，这的确是一个诱惑，但是我觉得做人不能这样，诚信很重要。我做电影发行也好、拍戏也好，到现在可以说，我信誉非常好。很多配音间、冲印公司都知道，对工作人员，我从来不欠他们一毛钱，有钱的时候马上就付清，我一般都跟他们讲好，什么时候付给他们，甚至催他们来取钱。我现在在内地印拷贝，几百万元我也可以一毛钱订金都不付，他们都相信我，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诚信很重要。


但是我知道这个圈子里面很多人没有诚信，拍完电影尾期不付好像是应该的，甚至很多连工作人员的辛苦钱都要拖欠，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风气。其实当时在我来讲，[醉拳]大可以找个借口转别的买家去，但我没有这样做，我觉得这是一个诚信。


> 删除  2010-07-23 17:01:37 金真 (黎明前的黑暗)
成龙轶事

成龙在拍[醉拳]的时候，小伤受了很多，最大的一次受伤出事的那天，我在公司，一接到电话⋯⋯哎呦！不得了。成龙眼睛上面、眉毛下面那个地方受伤。血流得非常厉害，不知道会不会伤及眼睛，我就非常着急。因为在西贡那边拍戏嘛，地方颇远，我就说，赶快把他送出来??区?。我马上打电话给好朋友吴尚义医生，他是外科医生。我打电话说，不得了，我的演员受伤，正在路上，要送到你那儿，你要给他急救。当然我也赶过去了。


成龙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最怕是打针，这没有人知道的，我当时都不知道。因为缝针肯定要打针，像止痛针、破伤风嘛。他呢，像杀猪那样的惊呼大叫⋯⋯啊！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啊！死都不肯打。我说不打不行啊。那我想，给他缝针也很麻烦，第一要拆线，第二很可能会破相，怎么办。我就跟吴医生商量，能不能不缝针，他说伤口还好，不是很长，现在有一种胶纸可以把它粘起来，看能不能粘得上，就给他洗伤口。成龙怕的不得了，老是怕人家给他打针，给他缝针。他躺在手术桌上，双手抓住我的手发抖，我也握着他的手——不知道他现在还记不记得了——他一边发抖、一边说，千万不要打针，千万不要缝针。洗完伤口给他用胶纸——医药用的胶纸——但当时他血出太多，血多了之后粘都粘不住，又撕开(医用胶纸)，再洗、再粘上去，终于粘成了。这样就休息了好多天，后来撕掉以后，真的伤口都看不出来。



我跟成龙这两部戏拍下来，大家已经都很熟。当时他还有一个嗜好，喜欢给人家吹风筒，如果你洗了头，他一看到你就说，我来给你吹风，你不给他吹，他就跟你闹着要翻脸?笑?。肯定没有人知道他这个嗜好、怪癖。他肯定现在不会了，他不会帮人家吹风了。其实演员有很多这种小习惯，譬如刘德华，以前要是有什么事他觉得自己做错了，就会马上跪下来，两个手抓住两个耳朵，说对不起、对不起。当然现在也不会这样做了，现在他们都是大明星，但习惯就是习惯——成龙就喜欢吹风，他拿着风筒吹起来，就很有快感，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这个习惯，肯定没有吧，有的话，只能跟他儿子吹，要不就给林凤娇吹。

龙之风波


[醉拳]热卖后，有很多方面的人马要把成龙拉到手，因为如果请到他拍戏肯定赚钱，但成龙是罗维的人，他不肯放人，后面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不过最后还是由嘉禾得到了成龙。


可以说，嘉禾在没有了李小龙之后，还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上升，建立自己的电影王国，成龙出的力是很大的。那时候，发行通常是这样，有A级片、B级片、C级片，不可能每一部都是A级片，所以发行的时候，就可以用A级片来带B级片、C级片，成龙后来的片子每部都卖座，很多人跟嘉禾签约都是冲着成龙的片子，与此同时，嘉禾就可以把一些其它水平不高的片子带出去，所以成龙对嘉禾非常有贡献。


讲到成龙进入嘉禾，蔡永昌先生的功劳很大，是他的不懈努力才把成龙挖到手。这些事现在已经过去了，有些内情不方便透露，有些可以说说。


当时，我带着成龙和很多演员代表台湾地区去参加哥伦比亚影展，当时台湾每年都会组团参加，就是带了片子、演员过去参赛兼做宣传。当时跟我一起去的还有胡慧中、成龙、上官灵凤等几个演员。胡慧中刚刚拍了[欢颜]，开始有了名气。我是副团长，但是台湾地区的电影管理部门（新闻局）经费都不足，去一次中南美洲的飞机票价非常昂贵。我当时电影收入很好，就对新闻局说，胡慧中的飞机票让我来赞助吧，我想她到现在都大概是不知道的。当然我跟胡慧中也很熟嘛。


[蛇形刁手]在哥伦比亚演的时候，那边的观众简直都看得疯了。他们看武打片本来就不多，当时[醉拳]还没有完成——后来[醉拳]及其它几部成龙的影片，我给联美公司发行，整个中南美洲票房高得不得了。联美公司发行经理，那个鬼佬跟我说，你们这几部片子比我们的007在中南美洲还要卖座。他们也赚了大钱。话说回来，当时蔡永昌先生就跟着我们，一直从头跟到尾，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成龙签下来。


成龙当时心里非常非常矛盾，他知道如果签给嘉禾，肯定可以赚到很多钱，有更好的拍摄条件。但他是罗维的人，罗维是他恩师，他走，好像在道义上过不去，加上当时还有其它方面的人马也在争夺。当时陈自强已经在照顾成龙了，他其实一方面是照顾，另一方面我想大概是罗维关照的，要保护成龙，不要中途给人劫走。


当时因为我已经是置身于事外，所以我都很乐，没什么负担。一路上，蔡永昌就跟成龙不停的谈，尝试说服他跟嘉禾签有什么好处，成龙一直说不行不行，要考虑考虑，到洛杉矶是这样，到了哥伦比亚又是这样。当时，蔡先生一直跟着成龙，一直跟到最后，回程到了台北，我们住在财神酒店。第二天成龙跟我讲，他顶不顺了。因为蔡永昌给了他一张几百万面额的支票（好像是五百万），他撑不住了。当然，里面可能还有其它很多的细节，具体我都不知道了，反正他那天跟我讲他实在是顶不顺了。

龙栖嘉禾


嘉禾没有了李小龙以后，支柱没有了。


许冠文很好，但是他的喜剧去不了其它地方，只在香港(卖得)最好，东南亚稍微可以过得去，但全世界发行却较难，不过动作片是可以的，所以嘉禾急需要一个人来代替李小龙的地位。可以说，蔡永昌签到成龙，替嘉禾立了一个大功。他私下跟我讲，签成了后，成龙很感激他，当时还说要请他吃饭，但直到现在，咖啡都没有请他喝一杯。蔡永昌虽然立了大功，但是后来成龙跟何冠昌比较接近——何冠昌是掌管制片部，当初嘉禾制片全部是他管的，一搞制片，成龙肯定跟他接触机会多了，所以后来梅艳芳也是何先生的干女儿，就是这样⋯⋯蔡永昌只是负责院线和发行，自然接触机会较少。如果成龙看到我这篇文章呢，应该请蔡先生喝杯咖啡了。


成龙进去以后，嘉禾的力量就特别增大了，加上原有洪金宝的「洪家班」，所以那时候嘉禾可以说是独一无二，邵氏已经渐渐式微了。


(关于当初罗维为什么会放成龙走)我想，一定是嘉禾跟罗维有一个协议，具体内容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要问嘉禾才知道，现在罗维都去世了嘛，但是可以肯定，一定有一个协议。大概就是说，一方面成龙还要帮罗维完成几部小片子，另一方面，大概嘉禾会给一笔钱，数额多少我就不清楚了，终究这个事情摆平了。我觉得，进嘉禾对成龙来说，也是很关键的一步，当时只有嘉禾在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好，才能有比较好的制作，加上包装、发行等条件，才可以慢慢奠定成龙后来国际明星的地位。应该说，虽然我帮成龙开了个头，但是后续还是很重要。


> 删除  2010-07-23 17:01:50 金真 (黎明前的黑暗)
江湖霸主

嘉禾有一套方法，利用分红制度笼络人气，这改变了邵氏的办法。邵氏就是签一个长约，给非常少的工资让你拍，最多这个戏卖座，之后会给点奖金——奖金可以多给，也可以少给，可以这一次给，下一次不给。嘉禾不是这样的，如果赚到钱，给一个分成的比例，这就鼓励了很多人愿意合作，甚至徐克啊、我啊，都是在这个条件下跟嘉禾去合作。但是后面又惹出了很多问题，比如分账清不清楚啦⋯⋯既然跟人家说要分成了，那账清不清楚？所以后面也有许冠文太太去到嘉禾查账之类的事发生。


据我知道，后来嘉禾从何冠昌一个人负责制作，分出几块了。蔡澜负责一块、邹文怀的弟弟邹定欧也负责一块，蔡永昌负责一块——我跟蔡永昌的合作比较多，因为他在外面制作熟的人认识的不多，我跟他一起合作，也制作了很多卖座的电影。至于蔡永昌，是邹文怀把他从乡下带出来的，这是邹文怀自己讲的，我这个不怕讲。


后来，邹文怀跟蔡永昌发生一点矛盾，打官司什么的，我是做中间人啊，帮他们(去协调)，现在没事啦，我也算做了一点好事嘛，因为两个一起拍档那么久。有一点我可以说，蔡永昌对嘉禾真的是鞠躬尽瘁，邹文怀的每一件事情，他都非常卖力地去执行，所以那时候嘉禾全盛时期有它的一个原因，就是手上有几个王牌演员，香港又有院线，又有个厂房——他们接收了国泰电懋的厂房嘛，什么都有了。那嘉禾非常强盛的时期也拍了很多好戏，为香港电影作出很大贡献。


> 删除  2010-07-23 17:02:03 金真 (黎明前的黑暗)
话说轶事

前面也说到，当时江湖上各路人马都在抢成龙，那为什么他会自主选择嘉禾呢？可以说，当时成龙还是比较聪明的，他尽量避开那些江湖大哥。我想不到是，嘉禾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搞定了，尘埃落定之后呢，成龙就专心在拍戏了，我还记得，他在拍[师弟出马]的时候，我还到台湾地区去探班。那时成龙非常苦恼，主要因为他在两个女朋友之间⋯⋯他亲口跟我讲的啊，我才知道他有两个女朋友，搞得他也很困扰，因为又要专心拍戏——这个戏他花了很大功夫去弄——又要应付两个女孩，比如说今天，A来了，他应付她一段时间；过几天呢，B又来了，又要去应付，但是有一次，两个一起来，他就跟我讲：死啦！我死啦！怎么办？！


当然，这些都是他年轻时候的事情了，后来他跟阿娇(林凤娇)好了，这我们都知道的。有一次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找成龙⋯⋯这个事情我想讲出来没关系的⋯⋯就是一推门，看到阿娇在帮成龙按摩，成龙大概拍戏拍得太累了，光着上身，她真的帮他在按摩。结果我一推门进去就看到，真的很不好意思，赶紧说：对不起，对不起，你们继续继续⋯⋯


我就觉得，阿娇真的是很好，很体贴成龙——那时候阿娇也是很有名的大明星，能帮男朋友在按摩，所以我对阿娇的印象非常好。而且之后我遇到他们的小孩(房祖名)，也很有礼貌，那时候祖名还不大，对外间还要躲躲藏藏的。记得有一次在尖沙咀北京道的沪江大饭店吃饭，刚好碰到他们母子俩，都非常有礼貌，她特别把儿子叫过来跟我打招呼：「叫叔叔。」我觉得房祖名的家教真是很好，后来长大了，他一直对长辈蛮有礼貌的，阿娇背后是帮了成龙很多忙。当然，我们也听到一些阿娇受委屈啊之类的，但是这些都过去了，在电影圈子里面，能看到他儿子成材，就很好了。在写这段稿的时候，刚收到成龙林凤娇送来的一大包圣诞礼物及贺卡，真有心，在这里谢过了。


> 删除  2010-07-23 17:02:28 金真 (黎明前的黑暗)
初识徐克

成龙之后，我还找了李元霸，他的事情搞得很大，但在这之前，其实我先找到徐克。[醉拳]之后，我紧接着没多久就拍[蝶变]。


找到徐克还得从蔡永昌说起，因为那个时候我跟他接触很频繁嘛，差不多隔天就见面，有一天我就讲，昨天晚上我在佳视频道上，看到一个电视剧，叫《金刀情侠》，这个导演不错——我那时候连徐克都不知道——我说，你有没有留意啊。他说，哎！我正想跟你讲这句话，那我们查一下这个导演是谁。第二天就看片尾名单，发现导演叫徐克。我说，他拍电视剧能拍到这个水平——因为当时香港电视剧拍得都比较简陋，平面嘛，反正就是两三面墙，徐克能把镜头用得很有电影感，构图也很好，我觉得他是下了很多工夫，不是一般电视台导演水平的作品。我就提到，要见见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自己也蛮有眼光了，就看他《金刀情侠》大概两集，就断定这是一个好导演！


但是怎么做呢，又不认识，我就叫服装(设计)，孔权开，他当时很忙，因为武侠片好的时候很多工作，那我就找他，问知不知道有个人叫徐克？哎，知道知道，在佳视，我说那你约一下好不好？那天我们在九龙城「泉章居」吃客家菜，一大桌人，孔权开就来电话了，他说已经找到徐克了。我说能不能马上请过来一下，他说好！佳视到我这很近嘛，大概电话挂断连十分钟都没有，徐克就到了。


徐克一到，我吓一跳。给我印象他不是做导演的，是做场务、道具这种还差不多——他不修边幅到现在还是一样，一模一样——结果，我们就聊起来了。我说，你那个《金刀情侠》拍得很好，他说谢谢。我说，你有没有有兴趣当电影导演，他说，当然有——那个场面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说，那这样好不好，你就先回去工作——因为是从片场溜出来的嘛，他还在开工——我们改天再详谈。他也说好。其实整个见面也就才几分钟吧，我也不想妨碍他拍戏，这是我和徐克第一次见面，奠定以后我找他拍[蝶变]的基础。


应该说，那时候徐克回来香港还没多久，他以前在纽约嘛，我在纽约的时候，也见过他的一些朋友，后来讲起来，大家都说，他就是很有天份的人，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就是他说，现在的武侠片已经过时了，各方面的形式都太旧了，我很赞同这个想法，觉得如果有一点新的意念摆在里面，会很好。


> 删除  2010-07-23 17:02:41 金真 (黎明前的黑暗)
筹备[蝶变]

说起[蝶变]还有很多小插曲，跟徐克谈好要合作后，我们就开始搞剧本，搞了很久。


第一稿的剧本是岑建勋写的，一塌糊涂，我现在敢讲，真是一塌糊涂，岑建勋那时候连电影圈的门都没进——我看《香港电影》上一期介绍他，说他当时拍什么戏，其实，他真的拍戏，是我叫他拍[退休探长]。上一起杂志提到，他在[文仔肥皂泡]里客串了一点点，那个不算的，为什么呢？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陈欣健是主演，戏里需要找个很重戏的对手，要有点怪怪的，形象比较讨好，有喜剧感那种。当时岑建勋在电台用潮州广东话做节目，角色叫雷劲，很红嘛，我说你这个角色最好了，就叫他来演，岑建勋死都不肯，一个劲说我只能做幕后不做墓前。结果那天晚上，我和陈欣健最少说服了他三个小时，他才答应出演。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居然幕前还很红，甚至在台湾提起鬈毛?他的绰号?无人不识。


接着说，后来[蝶变]另外一个编剧林志明接手，写的比较多，当然都是徐克在统筹，最后现场时候改的比较多，徐克这个习惯现在还没改，他会把人家的东西拿来改的很厉害，这是他的长处，也可以说是他的短处。如果改的好，当然很好，但本来很好，改的不好了，就很麻烦⋯⋯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性，徐克的[蝶变]呢，我个人非常欣赏，虽然让我亏了一点钱，但我那时候不怎在乎，因为当时[醉拳]和其它功夫片我赚了很多钱。


拍之前，演员基本都是徐克挑，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是导演出身，我觉得导演认为这个演员好就可以，况且大明星我们也找不到嘛。黄树堂当时拍电视比较多，米雪也是。刘兆铭呢，根本上是跳芭蕾舞的，当时找他是希望有一个新的感觉。因为我想，成龙我都能捧红，这些都是可以搞的定了。另外，当时在台湾地区也找了一个演员，是张震的爸爸，张国柱。后来我才知道，张国柱是台湾的演员。


> 删除  2010-07-23 17:03:04 金真 (黎明前的黑暗)
蝶变市败

我一看样片，觉得非常好，我说，你们怎么看的，懂不懂啊？！这叫不好！可能因为他们看传统的东西太多了，习惯了那种四平八稳的东西。徐克呢，取景的角度各方面都非常好，我觉得接起来一定好，那时候还没接嘛。我就说，你们都不懂，继续支持他。


[蝶变]这个戏我花了不少钱，也花了很多时间。最要强调一点是，因为[蝶变]要用到很多蝴蝶，台湾地区有个地方叫蝴蝶谷，在台中附近，我们每天就派人去那边抓蝴蝶——让当地人去抓——初时是台币一块钱一只蝴蝶，用笼子装好，一笼一笼的送到台北。到后来，蝴蝶越捉越少，就增加到五块钱，因为越往后越难抓了嘛！再后来，就算出钱都没有了，第一是抓光了，第二时间也过了，没有蝴蝶了，怎么办？当时很多戏都还没拍，结果就叫道具师剪纸蝴蝶，用风扇吹到天上，拍特写时才用真蝴蝶，结果效果完全一样，哎呦！⋯⋯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钱⋯⋯


这个戏我觉得拍得非常好，也非常满意片中的手法，但我觉得按照电影设计的结尾，观众肯定不会满足。所以，结尾一场戏，我一直企图说服徐克，让主角刘兆铭打一场，因为他是从头到尾不打。看武侠片，观众总希望主角最后 能出手，虽然前面安排了很多理由，说他为什么不出手，但最后还是要打的，否则观众的情绪宣泄不出来。但是徐克死牛，很固执，我怎么说都没有用，我就非常着急。我当时相信，如果这个戏的大结局他来一场精采的打戏，电影一定会卖座。果然上映后观众都不满意，票房不好，这件事现在我都有些耿耿于怀

[蝶变]票房很差，我想提出两个事情。


第一，这个戏是我第一部不在嘉禾院线(放映)的电影，去了金公主院线。当时金公主还没有成立新艺城，金公主几个老板雷先生、伍先生、冯先生特地请我去，说要成立电影公司，问愿不愿意合作。当时我心里是想的，后来因为[蝶变]不卖座，对不起人家的一番好意，所以没有跟他们成立电影公司。这也就造就了后面的新艺城——他们找了别人去做——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当时我把这个戏([蝶变])从嘉禾搬到金公主的时候，在电影圈里面是个大新闻，因为我以前所有片子都是嘉禾(院线发)，那时金公主也非常重视这个戏，我记得，还在尖沙咀新世界酒店搞了很大的一个招待会，林子祥唱主题曲，声势很大。最后因为不卖座，我就打消了和他们合作的念头。


第二个要提的，是当时[蝶变]午夜场完了后有一个人跟我说这个戏好、徐克是一个好导演，就是黄沾，当时我肯定黄沾连谁是徐克也不知道。那他看完午夜场，我正在海运戏院隔壁的香港酒店咖啡室发呆——票房不好嘛——他走过来说，这个导演「好X?」，他讲粗口啊。当时真的只有他一个人讲徐克好、非池中之物，看得出来是一个有才气的导演。我说，我也知道他好，但是现在不卖座啊，他见我愁眉苦脸的还安慰了我一番。这个事情后来我都跟徐克讲了，所以徐克跟他两个惺惺相惜啊，我们也合作了很多好的作品，如[黄飞鸿]、[青蛇]等等，这也是一段佳话了。


[蝶变]虽然不卖座，但却打响名堂，被视为武侠片的典范，外面找这个戏参加影展的多得不得了（今年还有），就听说香港出了一个新派武侠戏的导演。所以我觉得，虽然亏了点钱，但是拍了一部好片子，也很值得。第二部戏呢，徐克说，不要紧，我帮你赚回来，就拍了[地狱无门]，一部黑色的喜剧。当时观众一点都不喜欢这个戏，太黑色。所以我前期跟他合作两部戏都赔了，但是后来他拍的[新龙门客栈]帮我赚了钱。


当时，两部戏虽然不卖，但也有很多人看好他，因为我跟他签了约，要找他拍戏就一定要找我，还记得当时跟那些人有谈过，还有过一点不太愉快，为什么呢？他们要找徐克去拍戏，我说，我跟徐克已经签约，你们就想白白顺手拿去，我却已经赔了两部戏的钱，对不对。我说，那你们拍戏在外面发行啊什么的吧⋯⋯


另外，徐克后面惹了很多麻烦，我都帮他一一解决——当时他从台湾回来以后，黑社会找他：因为他那时候得罪了一个人，这个人到处找他麻烦，他当时很怕，我帮他解决了。之后他如日中天的时候，因为拍片问题得罪某些人，还有人往他在九龙塘的工作室扔燃烧弹，是我陪他去O记报警，与探员一起在他办公室装录音偷听器什么的⋯⋯我是一个老派想法的人，就说你今天帮我拍戏，就是自己人了，有什么事情我一定要帮你解决，不管是不是拍片来的问题。所以，我跟徐克的交情就不是单单拍戏，有什么事情发生，他都会来找我。我在上海新天地UME电影院开幕，他与施南生也来帮我剪彩。


徐克这个人呢，才气很够，我觉得他的自我很强。我想他知心的朋友不是太多，是封闭型的。我后来和他合作很多戏，包括[黄飞鸿]系列、[新龙门客栈]、[青蛇]等都很成功。所以，那时候自己也觉得很神气啊，成龙、袁和平，又一个徐克(都是我发掘的)，那个感觉非常良好。


> 删除  2010-07-23 17:03:27 金真 (黎明前的黑暗)
发掘新人

前面也提到了，没有了成龙以后啊，我想到怎样再去找一个人来顶替。结果，就在美国找到李元霸。没想到找到他后，我几乎连性命都丢掉，在台湾，给黑社会十几个人狠狠修理了一顿，就是从李元霸身上引出来的。所以很多事情啊，是祸是福不知道的。


当初在洛杉矶，是别人把李元霸介绍给我，第一我觉得他身手不错，虽然他不懂拳术，但这个人的体能很好、弹跳力很强；另外一个，因为他是ABC。会讲广东话和一点点普通话，英文当然更好。我的野心是希望能拍动作片进入美国市场，所以就想找一个英文好的人。刚开始时候，他连中文名字都没有——是一个混血嘛，是韩国啊什么的，他只有个英文名字Lloyd Hutchison。那我问他，你想姓什么，他说随便。我就想到李小龙，Lee，这个姓每个外国人都认识。当时有一部美国片，里面有一个大?佬叫Conan，他身材很好嘛，我就叫Conan Lee吧。中文名字呢，我想起小时候看《隋唐演义》，第二条好汉——李元霸。我还特地跟他讲清楚，我说你要知道，李元霸这个名字很凶的。第一条好汉是宇文成都嘛，第二条好汉就是李元霸——这个人在《隋唐演义》里没人打得过，他使两个大铜锤，很厉害。但他很孝顺，有一天打雷，他就骂那个雷公，说你怎么吵我妈妈睡觉，就很火，拿两个大铜锤朝天上扔，结果掉下来把自己砸死。我说，你要好好小心，没人能打倒你，除非你自己打死自己。


我这叫一语成谶，最后真的是他自己打死自己，所以我现在讲起来还是很痛心。当时他什么都不懂，我找赵志陵教他洪拳，因为赵的洪拳是很正宗的，做他的开拳师父，找各门各派的师傅教他用剑用刀。那当时我在韩国拍别的戏，把他带在身边让他实习。后来我就请了元奎，拍了李元霸的第一部戏，叫[龙之忍者]，这也是元奎导演的第一部戏，拍得非常成功。

风云突变


为了捧他，我还特地跑到日本去找到真田广之，当时他是千叶真一的徒弟，我特地跑到京都东映片场去找千叶真一，我要说服他，把剧本翻译成日文给千叶真一看，还要通过东映的关系——因为东映帮我发行[醉拳]、[蛇形刁手]都很卖座嘛，凭着东映的关系，来回东京、京都多次，费尽唇舌，终于请到了真田广之——日本人做事很小心的，没有跟你谈两下就行的，要花很多时间研究剧本，最后他们还带了一批日本人——助理、徒弟，还有化妆、服装⋯⋯去到台湾——因为要很正宗。当时真田广之在日本已经很红了，武打明星嘛——真田广之现在每次见到我，老远还要鞠躬，日本人的规矩真是⋯⋯总体说来，[龙之忍者]我下了很多功夫和投资去拍李元霸，那这个戏拍得不错，元奎很努力、很努力，下足了功夫把一个不会拍戏的人包装得很好，用了很多替身让李元霸看起来非常好（有些场面元奎甚至自己做他的替身），结果把李元霸捧红却给我惹了祸、惹了大祸。


最后[龙之忍者]非常卖座，引起台湾那些黑社会、不良分子注意，就要找他拍戏，那我跟李元霸是有一个较长的合同，而且我给他的片酬都不低，但是他一部戏成功以后，甚至觉得即将成功前（看了试片之后），马上就变脸要跟我谈条件。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在无线电视收视最高节目《欢乐今宵》上，整个晚上我把他推出来宣传——因为我太太当时在《欢乐今宵》嘛。那时我特意十万多元做了特辑，都是宣传他，特辑剪得非常好，我还找了肥肥、何守信去访问他，让他非常露脸⋯⋯但他临去上节目之前还在跟我搞。我就说，我们把今晚的宣传做好再说，因为片子马上上映了，我知道肯定会卖座。但他就跟我翻脸不认人，说签的合约不承认。后来我忍气吞声，答应把他的片酬又增加一倍多。他坚持要去外面拍戏，说人家给他多少多少钱。当时我还跟他说，不是不让你出去拍，你等我把第二部拍好，第三部一定让你出去赚钱——因为我知道，当时外面已经很多人来找他，尤其当时台湾地区黑社会当道——捡便宜嘛——我很气不顺。但是也知道，这些黑社会大哥得罪不起，所以我都很客气跟他们说，哎！第三部我一定让你们拍，但他们这样都不愿意，还是要使出手段，差一点把我置于死地⋯⋯

险遭毒手


上了《欢乐今宵》之后，李元霸还是坚持要去外面拍戏，我也还坚持先拍完第二部、第三部就一定让他到外面，这时那个事情就发生了。


那是1982年7月，我正好要去台湾电影主管部门谈一部戏检查的事。事情都都谈好了，很开心，跟一班人到一家日式夜总会去喝酒，那时候很流行这类夜总会。但是我没有很定心在玩，提议要早走，为什么呢，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世界杯足球总决赛(7月4日)，因为台湾地区对足球不是很热衷的，平常初赛、复赛都不转播，但就只转播这一场决赛，所以我坐得差不多了，就嚷着要走。


当时一起五六个人，在南京路上，出到门口才走了几步，马上就有大概八九个人围上来。他们先用刀把我和朋友隔开，然后说：你们都不许动、不准动——两三个人就拿着小刀——另外几个人把我围着，拳打脚踢起来。因为没有防住嘛，一拳打来眼镜就被打掉了，劈里啪啦乱拳就打过来了⋯⋯打我的那些人好在没有用刀，否则我老早死了。


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倒在地上以后，马上自觉地把自己身体缩到最小——我们拍惯武侠片就知道，胸口受伤是最危险的，要是肝啊、肺啊破裂，内出血就没得救了，所以我抱紧前面，缩得很小，但这就顾不了头了，所以后脑、头啊就给人家乱踢。这一轮被打了大概五六分钟吧，感觉就是很长很长时间，打完之后，这批人呼啸而去。当时我在地上动都不能动，朋友扶我，我说，不要扶，千万不要扶，让我喘一口气，慢慢慢慢他们才把我扶起来。


正好南京中路警察分局就在不远的地方，他们就搀扶着我把眼镜找到，跑到那边报案。但讲了不到三四句话，我就说：不要报了，你们赶快把我送到医院去吧——我自己感觉不行了。刚刚起身的时候不以为然，但是走了几十步到警察局，讲了几句后我自己心里就很明白，非常危险。正好不远处有间很有名的医院——中心诊所，我就马上进去给抢救。在警察局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没办法集中焦点看东西了，都是一个大圈一个大圈的，眼镜戴上去也是一样，当时我真担心以后不能看东西了。


> 删除  2010-07-23 17:03:40 金真 (黎明前的黑暗)
命危一线

抢救的时候，我没有完全昏迷，只是半昏迷，所以医生给我检查瞳孔、输液、打针时，我就隐隐约约听到他说：有脑震荡的迹象，过得了今天晚上就过了危险期，否则会有生命危险。我听了心里一凉。一个人听到医生跟你说有生命危险，那种感觉完全不像平常，确实感到很绝望，很危险。医生说有两个事情：第一、今天晚上不要睡着，睡着就可能会没了；第二、如果呕吐话呢，就是脑震荡的象征，要赶快通知他们。据我自己的常识，也知道如果有脑震荡，一呕吐就没得救了，所以那天晚上就叫我弟弟啊他们和我聊天，不要让我睡着，一定度过这个时间。


到了凌晨四点多五点不到，突然觉得一阵恶心，马上就要呕了，我的心立刻就凉了，医生也讲一呕就完了。那我就跟自己讲，不要呕、不要呕、我要忍住、我要忍住⋯⋯我不停地跟自己讲，当时身上其它的伤痛根本就不在乎了，最后终于忍住了，没有呕出来，可以说就到了喉咙里。我前面提到几乎死掉就是这个。


虽然度过了危险期，但不能离开，还要提防嘛⋯⋯我不知道是谁干的，更不知道仇家会不会再来找——没有把我打死，就再来打——于是找了做便衣警察的朋友，晚上帮我看守，他们在外面打牌，我在里面，就这样至少度过了一个礼拜。而且当时刚刚出来CT断层检查仪，我就被送去做全身的切片检查，发现全身伤痕累累，那个腰骨啊、头啊、眼睛啊、耳朵啊⋯⋯耳朵你轻轻的声音响，到我里面就嘭嘭放大几百倍⋯⋯


那我想，我不能再在台湾了，要回香港治疗，然后打电话给我的吴医生，就是前面讲过当时帮成龙动手术的那位(当年成龙拍[醉拳]负伤，由他诊治)，叫他给我安排所有的医生，内科的、脑科的、骨科的，因为他知道什么医生好。都给我安排好了，我在警车护送下才离开台北的松山机场。那我是坐着轮椅进去飞机场，也是坐着轮椅出来，当时是在启德机场，但我没有走一般的通道，从后面走。因为一般的通道那，已经有很多记者在等，这是个大新闻，报纸已经刊登了。我是头上绑着绷带、坐着轮椅回到香港，进了圣母医院。当时还是用我妈妈名字登记的，因为记者在查嘛，如果用我的原名一定查得到。那段时间真是苦不堪言，我记得最清楚是替治骨那位医生，他帮我打一针，这一针打我是从来没有那么痛过，简直是痛到心里面去了。我太太每天都在身边，摆一张床在旁边睡。


> 删除  2010-07-23 17:04:09 金真 (黎明前的黑暗)
幕后黑手
  
还清楚记得，在台湾医院度过危险期那晚，我居然能跟弟弟讲遗言，就说我万一死了，谁可能是在后面指使的。当时以为是王羽，因为在邵氏时候，我帮王羽做[龙虎斗]的副导演之后，可能有一点点小误会，这我也是听传说的，但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因为我从来不得罪人嘛，想来想去，不可能有人会对付我。后来我才知道，打我的主事者是跟王羽很熟，但并不是他做的。事后，王羽也找我解释了好多次，跟我讲，跟我家里人讲。他来我家里还给我爸爸骂，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吴思远，大家都是上海人，他还帮你做副导演」，他说他真的没有做，可以发誓。


若干年以后我才知道，主谋就是找李元霸谈拍电影的片商——因为做任何事，都不可能瞒一辈子嘛——这个人直接指挥了一个黑社会混混，这混混姓沈，沈X印，竹联帮的。后来也是为了这个事情，我还见了竹联帮的大佬陈启礼。因为我在台湾地区也很多朋友嘛，当时台湾地区一位机要人士的女婿是我好朋友，他一听到这个事情就说，怕以后再有人搞你，那不行！就介绍我认识一个人，三舅。这个三舅呢，神通广大，黑白两道通吃。若干年以后，在香港见到他，反而他还能认出我来。当时我就到他家去，在那里吃饭。他一个电话：鸭子(陈启礼绰号)，你来我这一次，我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鸭子」一来到，三舅就跟他讲，这个吴导演是我好朋友，给你下面的人搞成这样，你要通告下去，不能再做这个事情，怎么怎么样。陈启礼当然连忙说：哎呀，对不起，电影圈现在很复杂，我也管不到那么多，有一个办法，你们拍戏啊，用我们一个兄弟来帮忙，可以挡掉很多事件。所以我是跟陈启礼吃了一顿饭，他给我的印象是很斯文，当然可能是在三舅面前的缘故吧！后来吃完饭，他先走了，三舅跟我讲，说这小子装蒜啊。当然，这个事跟竹联帮大佬陈启礼没有关系，我知道，他们(竹联帮)里面很多人，有些都是我很好的朋友。就是沈X印我不认识，当时是他指挥一班黑社会的人，到夜总会门口等我，其中那个幕后总指挥，居然是其中一个跟我一起喝酒的片商，你说恐怖不恐怖，他用电话告诉外面的人，我什么打扮——我当时是穿了一件红色夹克衫，很容易认的，之后才有了后面那些事。


讲到这个沈某人呢，若干年后，我在洛杉矶见到他，当时我在拍美国片，已经知道是他指使这件事。那我的制片是中央情报局退休的CIA，他都知道我的故事，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不过现在已经去世了。我就告诉他，发现了这个人。当时他跟我说：我给你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让他断一条腿或者一只手，大概是两三千块美金左右；另一个是让他失踪。我说怎么失踪，他说不用讲那么清楚啦，保证跟你毫无关系，我们会把他埋在沙漠里面。因为美国每年有很多偷渡的人，从墨西哥偷渡到一半失败，人就死在沙漠里面，就算找到骨头，警察都不会管的。他说可以让那个人失踪，五千块美金，而且绝对不会给你惹麻烦，放心好了，你考虑一下。他叫我明天答复，他知道我受伤害太深。当天我一整个晚上没睡，就想到底怎么处理。第二天，我跟他说，算了。他说：唉！N.G.——他叫我N.G.——你了不起，我就受不了。还想说服我，我说算了，已经过去的事情，如果叫我报复他，那我一辈子都会心不安。而且我如果要报复，一定不会让他断一个手，断一个脚，否则被他知道了又会来报复我，那一定让他失踪算了。如果这个沈某人今天还在这里，能看到这个文章的话，我想让他自己好好反省。这个世界上，暴力往往是冤冤相报，他运气很好，因为我原谅他，换了另一个人，可能就不原谅了。

痛恨暴力


这件事过去后，我几乎一年没做事，彻底地灰心啊！就是说，我们正正经经去做事，正正经经去捧一个人，为什么会给打得连命都险些没了，治疗是不用说了，痛苦的不得了。在医院时候，我去照镜子，一照，都不认识自己了，脸上浮肿，眼睛有血，都不像个人了，小便要挂着那个输液瓶到厕所去⋯⋯反正很惨，在医院住了超过一个月，很痛苦，而且自己也回想，为什么我们这个行业要承受这种⋯⋯你跟我借人、我不借，那是我的事，我的权利，不借就用这种手段。所以我后来对黑社会介入电影界很反感。电影是任何人都可以投资的，对不对，我们不讲究你的背景，但是做这行就要遵守这行的规矩，不能因为你是黑社会，就说要用暴力、不遵守游戏规则。


所以，后来我可以说是很积极投入反对暴力的活动，这是有我的背景跟渊源在其中。我很痛恨暴力，什么事情大家可以谈判，可以商量，甚至可以去打官司，但是千万不可以用暴力，所以我现在听到暴力就很讨厌。当时对于这个事，其他人反应都是一样的，很谴责这种行为，都说不应该这样。而且大家知道，我在圈子里从来不得罪人，归根究底就是李元霸惹的祸。

如果李元霸跟人家好好地讲，因为我跟他有合约，能不能你等一部戏，我一拍好就帮你拍，那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个事。肯定他是去跟人家讲，不关我的事啦，是他不放啊，你找他去吧。这之后你李元霸再送给我，我都不要了。我们拍戏的人，不是说拍每一部戏都赚钱，捧一个人也不是说每一个都捧得起，你一红了，就让我遭受这样大的创伤。事后，我是未跟他解约，但是广发「武林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