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来了

杨弘

作者：赵南元

　　人是社会性动物，在社会中生存，为了降低社会的生存成本，需要订立一些规则。
　　有些规则是大家必须共同遵守，容不得意见分歧的。例如在路上靠右（或靠左）行驶。靠右还是靠左并无谁对谁错，但是在一个地方必须统一，不统一则会使社会成本大增。
　　有些规则并不需要所有人共同遵守，持不同看法的人可以遵守不同的规则。最典型的是宗教戒律。僧尼素食，穆斯林食清真食品，即属此类。
　　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看，遵守不同规则的人群之间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各行其便，互不干扰，各负其责，成本自担。
　　新闻报道上经常看到有人在临终之前要求捐献器官或家属决定捐献器官的消息，这当然是善举，但也反映了器官缺乏的现状。导致器官缺乏的原因，实际上是制度设计有缺陷。我们现在的制度是：在捐献器官时默认所有人都是反对捐献的，只有经自己或家人声明才能捐献；而在使用时却默认所有需要器官移植的人都是支持捐献器官的，都有权获得器官。这样的制度就相当于一个保险公司，只有声明参保的人才需要交纳保费，但是任何人都可以索赔，这样的保险公司是肯定要破产的。
　　有些国家的制度就比较合理，默认所有人死后都是要捐献器官的，这样默认所有人都有权获得移植所需器官的保险公司才不会破产。当然，个人的意愿也需要得到尊重，每个人都可以事先（不是在临死时）声明不捐献器官，而且这个声明也应该在他的医保卡上加以标识，此人在需要器官移植时也无权获得器官，这样才符合为自己行为负责的原则。
　　仅仅从各行其便互不干扰的角度看，标识捐献器官者或标识不捐献器官者，同样可以对二者进行区分。但是从各负其责成本自担的角度看，对不捐献器官者进行标识才更加合理。因为同意捐献器官的人并不在意自己死后器官是否真的被取用（条件不许可的情况也是有的），而不同意捐献器官者却在意死后自己器官的保留，故应承担标识的成本。也就是说谁在乎谁付钱，谁讲究谁付钱，谁矫情谁付钱。
　　在这方面，犹太人和穆斯林堪称表率。这些对饮食有特殊要求的人群，自己订立标准，自己组建认证机构，对自己的食品进行标识，标识的成本也体现在自己的食品中。他们从不要求大教食品进行标识而借此标识避免食用。
　　正面的例子还有很多。
　　例如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其标识和认证的成本都反映在售价之中，由有机绿色信奉者们支付，十块钱买两根葱，也是你情我愿的。重视产品品质的人购买通过ISO9001 认证厂家的产品，同时也在产品价格中分担了认证所需的高额费用。热衷环保的人购买通过ISO14001认证的厂家的产品，也分担了环保措施和认证所需的成本。
　　即使有人认为有机食品是个骗局，只要吃有机食品的人自己承担受骗的成本，缴纳愚昧税，仍然是符合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
　　负面的事例违反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必然会导致社会的纷争甚至对立。
　　一些动物福利论者认为，猪也应该享有各种福利，应该有沙发坐有玩具玩。此观点鼓吹多年，却难以实现，至今我还没见到猪坐在沙发上玩玩具的报道或照片。动物福利论者的失败就在于无视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如果他们采取正确的作法，自己成立一个动物福利认证机构，订立认证标准，设计一个福利猪肉的标识，高价出售经过认证的福利猪肉，获得局部的成功应该还是可能的。动物福利论固然荒谬，但是纠集几千个赞成者应该不困难，几千人的消费量足以支持一个动物福利养猪场购买沙发和玩具。
　　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宰杀狐狸、貂、貉子等毛皮动物太残忍，主张禁止皮草业。北京就曾经有两个洋妞裸体抗议穿皮袄被警察请走的事件。他们的正确作法应该是，订立一个人道屠宰毛皮动物的标准，由相应认证机构加以标识，爱护动物的人只穿有标识的皮袄，就不需要采取裸体抗议这种野蛮而无效的手段了，动物们也得了实惠。
　　本届两会又有人提出禁止屠宰猫狗，理由竟然是猫狗没有检疫，实在是荒唐至极。猫狗是否需要检疫的问题，只有吃猫狗肉的人才是利益相关者，不吃猫狗肉的人无权置喙。不吃猫狗肉的人只需建立自己的认证体系和标识，保证自己的食品中不混入猫狗肉足矣。
　　所有这些负面事例产生的原因，都是一部分持有特殊想法的人，不承认其他人有权持有和他们不同的想法。当他们发明或接受了一种主义，就以为他们的主义是普世价值或宇宙真理，热衷于替天行道，而不惜触犯刑律。这种极端的狂热就使得这些人在行动上表现出邪教特征和恐怖主义倾向。
　　这些人之所以走极端，是因为他们的主义在逻辑上难以自恰，他们也没有信心靠说服力去影响大众。反对吃猫狗肉的人提出的理由是：“狗是人类的朋友”，“猫狗是伴侣动物”，所以不能吃。但是这只是一种人为的定义，他们无法证明为什么他们享有这样的独家定义权。其实同为爱狗人士对狗的定义也各不相同，有的可能是朋友，有的是当儿子养，有的当爹妈供奉，有的作为丈夫使用，与之相比，猫狗作为食材反倒显得不那么变态。
　　道理不能服人，只能靠蛮力强推。于是就有高速公路拦截货车，冲击屠狗场，大闹玉林狗肉节等诸多寻衅滋事之举。若放任其坐大，英国的破坏动物实验室建设，美国的枪杀堕胎医生那样的恶性事件也会逐渐走进中国，祸害社会。
　　前日参加一个节目制作，见识了一些底层反转基因人士的做派，颇有向邪教发展的趋势。这些人认准了吃转基因食品会断子绝孙，把自己当成了救世主。少数讲道理的反转人士，当你把他的所有反转谣言都驳倒之后，他也会祭出最后的法宝：我有知情权。
　　好吧，就从知情权的角度看，也是遵从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才能真正满足知情权的要求。中国当前的转基因标识方法恰恰是不能保证知情权的，让国家规定转基因必须标识，就如同穆斯林要求标识所有大教食品，终归是不靠谱的。而美国的标识制度：转基因食品无需标识，非转基因食品可以自行标识，这样才符合公平正义。即谁在乎谁付钱，谁讲究谁买单。只有由希望知情的人控制标识的全过程，才能真正满足知情权。今早吃牛奶时发现有个清真标识，上书“中国伊斯兰协会监制”，这就对了。麦当劳自己标榜清真食品，在美国吃官司败诉，也是这个道理，清真不清真，只有穆斯林才有资格判断。
　　其实犹太人和穆斯林都不吃猪肉，但二者的标识并不相同，因为犹太标准比伊斯兰标准还要严格，要高一个等级。转基因食品标识，各国标准也不尽相同，笼统的作转基因标识，根本保障不了反转基因人士的知情权。魔鬼都在细节之中，以下我们提出一个真正能够保障反转基因人士知情权的可执行方案建议：
　　第一， 由反转人士推举德高望重受到高度信任的著名反转基因骨干组成“反转基因协会”，作为反转基因的权威机构。
　　第二， 由该权威机构负责组建非转基因认证公司，负责非转基因食品的严格检测认证并颁发非转基因标识。非转基因标识可以细分为不同等级，例如：
　　（1） 非转基因A级：食品原料中不含任何源于转基因作物的材料。
　　（2） 非转基因B级：食品原料可以含有源于转基因作物但不含有转基因物质的材料。
　　（3） 非转基因C级：食品中转基因作物的原料低于1%。
　　如此等等。最近看到关于要不要输清真血的讨论，看来反转基因也可以不限于食品，例如标识不含转基因棉花的服装之类的。
　　这样就能够保障反转基因人士享有最充分的知情权，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安心选择符合自身反转基因程度的食品，绝不用再担心转基因水稻的“滥种”问题存在。因为那些滥种的转基因大米绝不会逃过非转基因认证公司的严格检测而被误贴上非转基因标签的。一切非转基因食品生产部门（包括饭馆，食堂）也都需要经过非转基因认证公司的认证才能悬挂非转基因标识。
　　明眼人看得出来，这套非转基因认证系统里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根据ISO9001认证所需的费用就可以推算出这种认证公司的经济前景。
　　把反转基因当做生意来做比搞成邪教更有可持续性。
　　这就是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力量。

杨弘

　　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方粉”，我喜欢最先推荐给不了解方舟子的朋友看的方舟子的书，并不是曾经破除我们童年迷信和谣言的《神秘现象不神秘》，不是浅显易懂趣味盎然的《大象为什么不长毛》，也不是让我醍醐灌顶振聋发聩的《批评中医》，而是那本似乎孤立于科普之外的《我的两个世界》。
　　《我的两个世界》里，我喜欢的篇章实在太多，书中的杂文让我能够从中触碰与理解方舟子的精神世界，而其中的“中美之间”、“美国传奇”，更将我对美国过去的种种停留在表面的印象化为了一次彻底的思考。于是当我在向朋友推荐此书的时候，每每让他们好好理解其中的美国篇。我知道前面的中国篇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喜欢，也自然而然地会因此理解方舟子的精神和情怀，我想这也许可以消除他们受媒体和大众影响而先形成的部分偏见。
　　方舟子的科普这些年来带给我的改变，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方舟子的科普，让我重新焕发了儿时对阅读的渴望，更体会到了知识带给我的巨大乐趣。短短的几年时间，自己思想上的脱胎换骨、焕然一新的感受，让之前的数十年仿佛变成了冬眠的蛰伏。还是在这短短的几年时间，自己因此而读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各类书籍，尽管许多不是方舟子所写，但若没有方舟子的启蒙，这些书便不知何时才有可能接触得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便要多停留在那个“冬眠”的时间、停留在更多偏见与无知里。
　　我清楚，不是每个人读了方舟子的书都会有我这么多的收获。我知道大多数人都不会有，因为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阅读和理解能力都有十足的信心，同样的经历之下自己的收获总是多于旁人。不过这不要紧。在我看来，即便能收获到哪怕十分之一，对于我身边那些生活在浑浑噩噩中缺乏科学素养也缺乏精神寄托的人们来说，也足以成为一生的财富。因此我从未停止过不断地向亲朋好友们推荐，并始终热忱地邀请他们和我一起探讨这些知识的价值。
　　我想我改变了许多朋友对方舟子的看法，并使得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从方舟子的书籍、文章、微博中获益良多。对于人微言轻的我，或许不能做得更多了。在我的很多同学、亲戚看来，我常常也变成了一个“小方舟子”，当我在同学群中参与辩论转基因问题、中医危害的过程中，许多人也给我贴上了“偏激”、“态度不好”等标签，还有许多人也对我表达了种种担忧。我知道我无法阻止他们对我产生各种曲解和误读，所以无论他们怎么说，我只说我认为该说的话。而对于那些因为关心而担忧我的人，我尽量地向他们做出解释，成功地获得了部分人的理解甚至赞美，这让我感到了一丝快慰。
　　我所能做的科普仅仅局限于我的周围，然而这已时常让我感受到艰辛与不易，自己的好意若是落在对方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外，那便会成为对我的怀疑——或是怀疑我的判断有误，或是怀疑我是听人讹传，更不必提怀疑我的动机。即便有着数年的信任基础和多年来优等生的光环，在自以为是的人眼中，也都没多大的分量。当怀疑逐渐消散，即使对方慢慢开始接受之时，之前漫长争辩过程中的论战也已经消磨了对方接受新知识的动力，更不必提那些不但没能消除疑惑，而因讨论产生更多隔阂的情况了。
　　但是我毕竟还是成功了，至少许多成功的案例让我倍受鼓舞，让我觉得我做了有意义的事，我也的确改变了许多人的许多看法。可是，我在朋友面前表现得再像方舟子，我也永远不是那个真正的方舟子——那个孤身挑战上层权力和利益集团毫不退缩、面对威胁怡然不惧、那个在真实面前一丝不苟的大无畏的战士。
　　我接触过线下的方舟子，也写过那个温文尔雅、亲和力十足的方舟子，与网络上的笔锋如刀的方舟子看似反差强烈，实则完全一致。这在很多人看来无法理解，却仅仅是因为大部分人并不懂得严谨的文字是如何“冰冷”。网上满屏感叹号的“咆哮体”、戏谑意味的“火星体”等等，似乎也能够赋予原本冰冷的文字感情色彩，可是却无助于我们用文字来描述事实的真相，或是给予事物客观的评价。

二

　　方舟子或许是中国树敌最多的人，原因在于他“冰冷”的文字。他因种种复杂的原因而遭到质疑与辱骂，招来数不尽的方黑。这些方黑中有一部分叫做“前粉”，之所以曾经是“粉”，我想他们也和我一样，多少曾经受惠于方舟子的科普，纠正了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和看法。而他们终于在某天“前”了，有些是因为方舟子的部分观念和他们产生冲突而终于不可调和，有些是因为被方舟子指出了谬误而被激怒，于是开始怀疑自己之前的“支持”的“非理性”成分而愤而转黑。在这些人接下来的人生中仿佛就和方舟子“耗”上了，不停地对方舟子的文字进行反复的质疑，其中充斥着种种曲解和恶猜，在与方舟子的支持者争论中寻求来自其他阴暗角落的臭味相投的知音——由一次错误的开始扩充为无数的错误而一发不可收拾。
　　我想这些人之前对方舟子的“支持”确实是“非理性”的，因为从他们成为方黑后的表现其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非理性”的种种槽点。于是他们也进一步认为其他所有方舟子的支持者都和他们一样“非理性”，是像他们过于一样在“拜神”。这些前粉虽然承认了自己过去支持方舟子时的“非理性”从而否定了过去的自己，却无法相信现在自己变得更加“非理性”而成为了愚蠢的代言人。他们多半是相信自己在这段时间更加“进步了”所以才变得没过去那么“非理性”吧？只可惜人与人之间，有时候差距之大是会让人崩溃的，这个世界上毕竟有相当理性的人，这些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得“非理性”，而这些人对于方舟子的喜爱，更非来自于非理性的崇拜，而是来自于对方舟子的理解与尊敬。
　　在有些方粉或者是普通围观者看来，方舟子并不是一个可爱的人，或者是一个能够成为“朋友”的人，这让我觉得很可笑。我自己也是一个容易得罪人的人，说话直言不讳，有时也显得一点都不可爱，不过能被我真正当做朋友的人，却没有一个会真正介意这一点，而我更无愧于他们，自信在他们眼里的那个冒牌“教授”，对于他们的人生有着种种积极的助益。
　　我从不掩饰自己对方舟子的喜爱，也乐意称自己为“方粉”。我一直觉得刻意说自己不是“方粉”的支持者其实相当矫情，他们不过是想竭力撇清自己在网上一直都是非常冷静不带感情色彩罢了。其实在我看来，你若真正对自己的理性程度自信，又何苦需要竭力掩饰自己不带感情色彩呢？是人皆有情感，莫让情感左右自己的判断，这点确实相当难做到，但如果非要说有了感情色彩就会偏离事实，那这个人的理性基础也未免过于薄弱了。
　　方舟子是我的老师，他教给了我长大以后最多的知识，我若不喜欢他，不尊敬他，不希望获得有这样秉性的朋友，那才是一件天大的怪事！
　　我有两本方舟子的《我的两个世界》的彩蛋签名本，一直被我视作珍宝。书中的彩蛋签的是：“江山无限苦情伤”。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不理解方舟子，又怎能读懂方舟子，读懂其冰冷文字中的热情，读懂其朴实文字中的智慧，读懂其严苛文字中的勉励，读懂其简单文字中的严谨？
　　有空我还会再去读一遍《我的两个世界》。
（石芯木鱼）

杨弘

　　不久前，反转旗手崔永元终于走向“务实”之路，公然叫卖起“非转基因食品”来。仔细分析，崔永元的策略就是先用谎言、谣言剥夺支持者关于转基因的知情权，然后利用粉丝们的“不知情”来收取智商税。

　　即便是转基因技术的坚定支持者（比如这个领域的许多科学家），也常常会说：“转基因食品的标识跟它的安全性无关，标识是为了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这种论点乍一看很有道理，但认真思考，却会发现其逻辑不通。

　　标识和安全性当然没有关系，这一点没有疑问，因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进行安全评价、发证书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也就是说进入了市场就不再存在安全问题。问题在于，转基因标识与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真的有关系吗？这个问题不能想当然，而是需要分析。

　　中科院遗传所的姜韬高工将知情权大体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知情权是一种政治权利，属于公民对政府的一种权益诉求。具体到转基因话题，需要“知情”的应该是：政府的转基因安全管理到不到位？转基因科学研究有没有在必要的透明和监督下进行？这是作为公民政治权利的知情权，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跟产品标识没关系。

　　知情权的第二个层面，是作为消费者权益的知情权，这个层面的知情权跟具体产品有关系，跟提供产品的商家、跟市场都有关系。在这个层面上，消费者的知情权应该是对自己所要消费的产品有充分了解、不受误导的权力。在这个层面，很明显，之前那些反转人士制造谣言煽动老百姓的行为，实际上是以欺骗的手段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

　　与之相似，在公众对于转基因的实质及其安全性还远不够了解、几乎全民被谣言带着走的现阶段，转基因的简单标识（即仅仅标注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毫无疑问也会给消费者带来误导——因为它给出了一个错误信号：转基因食品在本质上有别于普通食品。很明显，这不仅违背市场公平原则，事实上还用误导的手段进一步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在转基因食品诞生之前，杂交、诱变等育种方式所培育的作物及其加工产品，从来不存在是否要“标识”的问题，人们并不关心一种食品是通过哪一种育种方式生产出来的。从科学角度看，各种育种方式并无本质区别。但转基因产品出现之后，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无谓担心被反转人士利用，并包装出一系列谣言来传播，同时伴随着国际间建立贸易壁垒的需要，最终折腾出了标识问题。

　　那么，在转基因话题上怎样做才是保护公民的知情权？答案很明确：政府、科学家、负责任媒体人及科普作家们所做的关于转基因科学知识、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解释性工作，才真正是在赋予老百姓知情权。

　　与“知情”紧密相关的是“选择”。标识与消费者“选择权”看似有一定关系，但却是很不重要的一种关系。从逻辑上看，选择权应该建立在知情基础上才有意义，既然标识与知情权之间存在的是对立关系，就很容易理解对于转基因食品做标识来供人“选择”意味着什么了。

　　简单的转基因标识从理性、科学角度看完全无意义，这就是坚持科学原则的美国一直坚持不强制标识的原因所在。2016年美国因个别州有可能推出强制标识法律，联邦政府意识到这将造成市场混乱，为统一规范各州政策，联邦政府采用了一种折中方案，以“扫码关注”的方式解决此问题（即商品上不标注是否含转基因成分，你如果一定要了解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来获取具体信息）。

　　那么，为什么欧洲和中国等部分国家的政府还要求强制标识转基因？真实的答案在于：第一，出于设置贸易壁垒考量；第二，在舆论环境尚未扭转形势下的一种策略性妥协（笔者认为这种妥协肯定会得不偿失）。

　　笔者认为，如果一定要标识，也不能是仅仅标注“本品是否转基因食品”之类的简单标识，而应该附上“其安全性经权威机构评估认证，可以保证”之类的说明。

　　而对于崔永元等人所标榜的“非转基因食品”，其实也应该做出标识规定，对其理性、科学的标识应该是在显著位置标注“本品为非转基因食品，其安全性未经评估，不能保证”。这才是科学、负责任的标识方法。(方玄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