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黄昏

杨弘

西方政治体制实际上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2021.2.9

过去，中国互联网上有一种观点：西方实行的是“多党选举，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人人都有选票，眼里揉不进沙子，哪个官员不称职做了坏事或者不做正事，就会被选下来。所以官员战战兢兢，竞相努力工作，讨好老百姓，不敢贪腐。

十八大之前，中国面临着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同时也是社会矛盾高发期，当时治理力度还没有今天这么大。不时有负面新闻爆出，每当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说“这要是在国外，老百姓有选票，官员敢这么干吗？”。这种观点比较深入人心，直到去年年初疫情爆发时，还有大V表示，如果是日本韩国爆发这种规模的疫情，官员早就羞愧自杀了；如果是美国面对疫情，由于有选票，官员不敢懈怠，根本不会让疫情泛滥。

当然，后面的事情，这一年来也都看到了。恰恰是所谓“没有选票”的中国，官员抗疫不力被处分了一茬又一茬；而手中握着“选票”的西方国家，自始至终都在梦游，想象中的“官员负责、民众素质”一点也没看到，死了这么多人，没有官员需要为此负责，而且大家都很心安理得的坐在位子上，别说自杀了，连羞愧辞职的都罕见。

其实“百姓有选票，公权力就不敢胡作非为”的逻辑，只是表面看上去似乎有理，但现实中根本站不住脚，是一厢情愿。比如说，中国前几年曾经有过一个“雷洋案”，这放在美国不过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在中国引发了很大的舆论。当时就有人质疑“公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认为只有选票能让警察不“暴力执法”。但投票四年一次，如果第一年发生了一起警察暴力执法，到第四年，公众早就忘的没影了。而且如果谁上台都有暴力执法，那公众慢慢就不会那么“神经过敏”，将其作为要赶官员下台的依据了。那种“有了选票的民众有不满就可以逼政府让步”的幻觉，其实是把中国社会中政府对民意快速反应的做法，嫁接在了对西方社会的想象上。

而且正好相反，靠选票上台的政府，恰恰可以在“小事”上不那么在乎民意。因为我是选举上来的，有合法性，你凭什么没到点就让我下台？我凭什么要听你的？真想让我下台，看四年后啊，看到时候你们是不是还会记得啊。而中国官员呢，也许引发了“舆情”，第二天就有被下课的危险，不需要等四年之后，所以反而不敢轻视“舆情”（当然，这在现实中也会出现“按闹分配”的问题）。

真到投票的时候，公众也压根不会看什么治理能力，而是看你意识形态怎么样，你帅不帅，你表达能力是不是得到了我的欣赏，你的对手是个什么东西，你的广告我看到了几次以至于记住了你的名字，你的某个口号我是不是喜欢，你背后的政党是哪个，谁给你背书了，你的桩脚能给我什么好处……等等。

这样的伪“选举”和假“民主”，其产生的胜者，自然是日益平庸化。

西方统治阶层为什么喜欢多党选举这种玩法呢？因为它也确实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中国古代统治阶层也很头疼——立长还是立贤。

换句话说，就是“合法性”问题。

中国古代不少王朝，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有时候就会烦恼，皇子之中，是该立长呢，还是该立贤呢？按理说，从国家和统治阶层的利益考虑，是该立贤的，这样有利于保障江山社稷，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但问题是，谁是“贤”？“贤”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主观色彩的，除非竞争者之间的表现对比太过悬殊，否则统治阶级内部为了这个问题就会产生撕裂，到时候不但“贤”不一定能立起来，还会让各派产生对权力的野心。

而立长的话，虽然不一定能保障是皇子之中的最优者继位，但年龄是个硬指标，谁大谁小一目了然，只要树立了这个规则，那败者也无话可说，谁让你晚生了呢？这就有利于在统治阶级内部生成继任者的“合法性”——我是在这个客观规则下获胜的，大家都无话可说，都要承认，从而有利于在统治阶级内部实现权力交接的相对稳定性。

封建王朝时代这样政权血缘传递没问题，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就不能这么玩了。大家都是统治阶级，都有钱，凭什么你的家族世代当皇帝？掌握我们的命运，这可不行。所以就要有一个新的规则，树立一个新的合法性来源，在这个规则下，让败者无话可说，让胜者自动获得合法性。

选票数量和年龄一样，都是硬指标，你选票多，那你自然就是胜者，有人不服这个规矩，大家共讨之。资本主义社会，风水轮流转，这样玩，大家轮流坐庄，共享富贵。谁有实力，也可以进到这个圈子里来，用选票说话，不要掀桌子。这样，就在资本主义时代解决了“立长立贤”的问题。

这样立起来的“长”，并不代表民众利益，它仅仅是解决了一个让统治阶层内部“大家都没话说”的规则问题。民众虽然参与投票，但早就被分割为互相敌视，利益冲突的不同人群，要么是看透了这套虚伪的伎俩心灰意冷选择不投票，要么是被各种口号和政治对立鼓惑起来，按意识形态对立或者是不同身份而不是按治国理政的能力来投票。最终结果就是：四年里，只有投票的那一天是“民主”的，一旦这次统治阶层内部“谁上谁下”的结果决定了，作为“合法性仪式工具”的民众被使用完了，就又进入了下一轮浑浑噩噩之中。

这种规则就决定了它是不可能选出优秀的政治家的，因为选拔规则里面实质上就不包括这一项，就算偶尔碰上了，那也是蒙的。有时甚至连及格的政治家也碰不上，对于一个政治人物而言，如果是从县区一级一级做上来的，哪怕这个人原来是个庸才，哪怕他背后是靠的贵人扶持，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实战训练”和逐级淘汰，治理能力也有更大概率会在及格线以上。而表面上的假民主式选举，连这一点经常也做不到。

虽然如此，但这种选举制度所解决的“立储”问题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也不是全无意义。中国古代王朝中，就时常有因为立储问题而闹到动摇国本或者是变乱的。西方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大问题，又由于这种假民主给了很多民众一种幻觉，觉得自己是有能力来把不好的统治者“选下去”的，没必要掀桌子。这就使得统治阶层的地位更加稳固，形成一种“超稳定社会”，即使抗疫不力死46万人，统治阶层也不需要有人负任何责任，而且整个过程都毫无羞愧，堂而皇之的，也不会有人造反。

这种“超稳定社会”内部较难出现颠覆力量，如果外部没有出现更强大的竞争者来抽走它们几百年来获得的面向全世界吸血的军事、技术和经济优势的话，其内部统治可能会一直维持下去。

杨弘

拜登上台，民主党对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套路也会回来。但和四年前、十年前相比，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过去公知在中国人面前吹美国，主要思路还是“以共产主义的理想”来往美国身上套。比如什么免费医疗、什么“为生命让路”、什么“民主”，什么“官员负责”，这些都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理想。公知的思路是：论证或者暗示这些已经被中国人认可的目标，是由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新自由主义，甚至是基督教才存在的，从而巧妙地完成一个“嫁接”。

但第一这几年美国实在是表现不好，尤其是疫情死了二十多万人却无动于衷，实在是很难洗。要洗只能往自由主义上面去洗，比如说美国人天性热爱自由。但问题是这点就偏离了上面的那个套路。因为中国人普遍不认可这种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而破坏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所以这种说法最好的效果也仅仅是防守——各国有各国国情，你们操心美国的事干什么？

第二过去公知很多吹捧能有效，是建立在“信息差”的基础上的。而现在无论是人员流动还是信息流动，公知已经不占优势，没有“信息高地”了。凭空编出来的文章很难再被读者无脑认同。

第三，民主党有很多几乎改不过来的“宣传定式”，或者说是“百万漕工”吧。比如说到中国的民族问题，那一定是少数民族受迫害；说到宗教问题，那一定是TG打压宗教。但这种宣传角度根本无法打动普通中国网民，甚至还经常起到反作用。比如宣传中国打压宗教的新闻，往往在客观上沦为在中国网民面前为TG邀功的宣传，非常黑色幽默。

第四，打铁源自自身硬。十八大之后，中国社会风气有了较明显的好转，而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普惠民众政策的底气。很多公知过去可以用的素材，现在已经不那么能用了。

因此，就算民主党恢复曾经的伎俩，作用也不会像以前那么明显。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意识形态斗争角度，相比于过去的“公知”，更加毒辣也更加有效。

过去公知吹美国贬低中国，进而否定中国的价值观和政治路线。对于这种手段，只需要让中国超过美国，或者在这些地方做的比美国好（比如抗击疫情的对比），这种手段就失效了。公知只能连连：“你一个中国管美国的事干嘛，你又不是美国人”

也就是说，获得了相对性的优势，这种攻击方式就失效了。

另外一种攻击套路的威力在于：美国不需要有相对性的优势，只需要中国没有做到绝对的完美就可以了。

这种攻击套路就是最近几年逐渐崭露头角的“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首先利用一些看上去人畜无害的表述，把社会竖向切割为很多“身份”标签，然后让不同的人去认同这些“身份”标签，并产生对其他身份标签的敌视。比如一个犯罪分子杀了一个受害者，“身份政治”就出来说：这不是犯罪分子杀受害者，而是标签A的群体在杀标签B的群体。作为标签B的群体一员，我们要向整个标签A的群体讨回一个公道。

这个时候，只要你的社会内部不是绝对完美的，哪怕你的社会治安已经在“相对意义”上非常优秀了，哪怕比美国好很多很多。但只要有很少很少数量的“标签A”杀“标签B”的现象发生，那么就可以利用自媒体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渲染，让受众感觉到这是一种社会普遍现象，甚至作为“标签B”的一员，产生愤怒的情绪。假如14亿人的国家中一年只发生了300起这类凶杀案（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低了），但如果一天炒作一起，一年里面就会耳濡目染全都是这样的不断反复强化的情绪。利用这种“信息茧房”效应，可以不断对铁粉进行洗脑——看看吧，我们的生存环境恶劣到了什么地步！从而像滚雪球一样把更多的人卷入“标签B共同体”中。

这种搞法就很难防范了。它往往不直接涉及敏感政治话题，更多是以日常生活、家长里短、社会八卦的形式存在。草蛇灰线，伏延千里。很难办。

美国本身就是身份政治玩的风生水起的国家，有太多人在吃这口饭，对这些套路自然是精通。民主党更是如此，他们在尝试旧有公知玩法发现效果已经大打折扣之后，不排除将颜色革命的手段升级为更难防御的2.0版。

杨弘

拜登上台，民主党对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套路也会回来。但和四年前、十年前相比，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过去公知在中国人面前吹美国，主要思路还是“以共产主义的理想”来往美国身上套。比如什么免费医疗、什么“为生命让路”、什么“民主”，什么“官员负责”，这些都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理想。公知的思路是：论证或者暗示这些已经被中国人认可的目标，是由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新自由主义，甚至是基督教才存在的，从而巧妙地完成一个“嫁接”。

但第一这几年美国实在是表现不好，尤其是疫情死了二十多万人却无动于衷，实在是很难洗。要洗只能往自由主义上面去洗，比如说美国人天性热爱自由。但问题是这点就偏离了上面的那个套路。因为中国人普遍不认可这种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而破坏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所以这种说法最好的效果也仅仅是防守——各国有各国国情，你们操心美国的事干什么？

第二过去公知很多吹捧能有效，是建立在“信息差”的基础上的。而现在无论是人员流动还是信息流动，公知已经不占优势，没有“信息高地”了。凭空编出来的文章很难再被读者无脑认同。

第三，民主党有很多几乎改不过来的“宣传定式”，或者说是“百万漕工”吧。比如说到中国的民族问题，那一定是少数民族受迫害；说到宗教问题，那一定是TG打压宗教。但这种宣传角度根本无法打动普通中国网民，甚至还经常起到反作用。比如宣传中国打压宗教的新闻，往往在客观上沦为在中国网民面前为TG邀功的宣传，非常黑色幽默。

第四，打铁源自自身硬。十八大之后，中国社会风气有了较明显的好转，而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普惠民众政策的底气。很多公知过去可以用的素材，现在已经不那么能用了。

因此，就算民主党恢复曾经的伎俩，作用也不会像以前那么明显。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意识形态斗争角度，相比于过去的“公知”，更加毒辣也更加有效。

过去公知吹美国贬低中国，进而否定中国的价值观和政治路线。对于这种手段，只需要让中国超过美国，或者在这些地方做的比美国好（比如抗击疫情的对比），这种手段就失效了。公知只能连连：“你一个中国管美国的事干嘛，你又不是美国人”

也就是说，获得了相对性的优势，这种攻击方式就失效了。

另外一种攻击套路的威力在于：美国不需要有相对性的优势，只需要中国没有做到绝对的完美就可以了。

这种攻击套路就是最近几年逐渐崭露头角的“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首先利用一些看上去人畜无害的表述，把社会竖向切割为很多“身份”标签，然后让不同的人去认同这些“身份”标签，并产生对其他身份标签的敌视。比如一个犯罪分子杀了一个受害者，“身份政治”就出来说：这不是犯罪分子杀受害者，而是标签A的群体在杀标签B的群体。作为标签B的群体一员，我们要向整个标签A的群体讨回一个公道。

这个时候，只要你的社会内部不是绝对完美的，哪怕你的社会治安已经在“相对意义”上非常优秀了，哪怕比美国好很多很多。但只要有很少很少数量的“标签A”杀“标签B”的现象发生，那么就可以利用自媒体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渲染，让受众感觉到这是一种社会普遍现象，甚至作为“标签B”的一员，产生愤怒的情绪。假如14亿人的国家中一年只发生了300起这类凶杀案（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低了），但如果一天炒作一起，一年里面就会耳濡目染全都是这样的不断反复强化的情绪。利用这种“信息茧房”效应，可以不断对铁粉进行洗脑——看看吧，我们的生存环境恶劣到了什么地步！从而像滚雪球一样把更多的人卷入“标签B共同体”中。

这种搞法就很难防范了。它往往不直接涉及敏感政治话题，更多是以日常生活、家长里短、社会八卦的形式存在。草蛇灰线，伏延千里。很难办。

美国本身就是身份政治玩的风生水起的国家，有太多人在吃这口饭，对这些套路自然是精通。民主党更是如此，他们在尝试旧有公知玩法发现效果已经大打折扣之后，不排除将颜色革命的手段升级为更难防御的2.0版。

杨弘

十多年前，中国互联网上还不太敢直接说西方政治制度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持这种立场的人，有时就倾向于选择“西方制度或许不错但不适合中国”的较温和表达方式。

这种温和表达方式的论据之一，就是“如果中国搞了多党竞选，那被美国操纵了怎么办呢？”

这时反对者就会嗤之以鼻：别找借口拖延“民主”了！美国就是两党竞选，你倒是给我操纵一个看看啊？

这个反问在当时似乎没有太有力的应对说辞，毕竟在当时看来，美国选举这么多年了，好像确实没看到有外国势力操纵啊。

时光荏苒，到了2020年。关心国际新闻的网民们突然发现：美国也开始“焦虑”自己的选举被“操纵”了。

综合美国国内两派政客的说法，2020年美国大选的图景是这样的：

1、特朗普的背后是俄罗斯，俄罗斯一直是在操纵美国大选的，目的是让川普上台。

2、拜登的背后则是中国，中国通过扶植拜登作为代理人，操纵美国大选。如果川普失败，那么中国就会控制美国。

所以说，2020年美国大选，本质上是中国和俄罗斯的角力和暗战。

如果川普胜选，说明俄罗斯操纵了美国大选。
如果拜登胜选，说明中国操纵了美国大选。

那普通美国选民呢？看来，任何一个美国选民，在几个月后，只能被上述两个国家之一操纵着，去投下他不由自主的一票。除非他投独立候选人，或者不投票，否则是无法避免被中国或俄罗斯操纵的。

好了，现在又回到十多年前那个问题了。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总统选举就这么轻易被铁定“操纵”了，那这套体制是不是太脆弱了、隐患很大呢？算不算是“体制问题”呢？

杨弘

中国公知的网络言论，是中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2020.7.24

7月21日，美方单方面要求中方限时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今天，作为回应，中国也要求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在72小时内关闭。

这几天，有人就在网上感叹了：中美关系回不到以前了，我们难道不应该反思吗？到底我们做错了什么，才让美国这么敌视我们？得反思啊！

两国关系恶化，我们确实是应该反思，毕竟美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他和谁敌对，那谁肯定就是做错了，只有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低头道歉，才有希望获得美国的原谅。

那么，为什么过去中美关系还算凑合，近年来却突然矛盾激烈了呢？

原因就是：美国无法容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美国利益了。

美国一开始是很善良的，希望在中国推广民主自由，所谓“第三波民主浪潮”嘛。这就要争取中国民众的支持，但这个时候中国公知就跳出来了，在明知道朴素民族主义是社会最大公约数的前提下，硬要把“民主自由”和“民族自恨”绑定在一起，一块儿喂给中国民众吃，那肯定就吃不下啊，毕竟除了公知自己，其他愿意当小M的还是少数啊。搞着搞着，硬是把“自由民主”这个招牌也一块给拖下水臭了。

美国吃了一瘪。然而善良的美国人不知道，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公知的破坏力是惊人的，在他们的辛勤劳动下，台湾、印度、越南、伊拉克、利比亚、不丹，甚至索马里都和“民主”或者“自由”做了绑定。然后对着中国人说：你看看，这些地方因为有了“民主自由”，他们多么幸福啊！

这样“高级黑”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善良的美国人快要被气死了……你们这帮王八蛋，拿着我的钱，还给我添堵！破坏我的普世价值推广大业！

普世价值的推广被公知给阻挡下来了，这还不算，他们竟然对美国人进行恶意欺诈！

公知二十年如一日向友邦美国表示：中国快完蛋了，没戏了，国内一塌糊涂，分分钟造反的，就差两个人了。这种欺骗持续时间之长、信息种类之丰富、参与公知数量之多，连拥有世界上最强大信息收集能力的美国人，都被欺骗了。觉得中国确实是要完蛋了。

这种骗局从网络时代之初就开始了，一直成功持续了至少15年，几乎整个中国互联网上的公知，都参与了这种对美国的情报欺诈行为。

可怜的美国人直到2016年左右，才开始反应过来，发现自己被骗了。

要知道，美国人最讲诚信，最恨说谎话的人。美国的政治家，贪污是小事，如果被人发现向国民撒谎，那可是天大的事情。如果美国总统今天对国民说谎被人发现，明天就会有一群议员要弹劾他，谁敢不参与弹劾，眼里揉不得沙子的美国选民下次就不会投票选他，所以议员必然会踊跃监督总统，这是美国民主制度保证的。

而现在，美国居然被中国公知欺骗了几十年，这能忍吗？要知道，中国公知大多生活在中国，深深嵌入中国社会。美国人可能确实不了解中国社会内情，公知能不了解吗？他们这么了解，但却几十年如一日对美国撒谎，这是什么恶劣的品性？

美国对中国的敌意，正是这个时候开始变得浓厚的。

要知道，美国的对华决策，基本上都是通过看微博、知乎、微信公众号和朋友圈所做出的。比如中国网民在网上发个“厉害了我的国”，美国总统或国务卿上网的时候看到了，他就会警惕中国的发展。因此，如果没有公知的话，美国高官只需要每天看几个小时的新浪微博，他就能明白中国的真实实力并产生戒心。但是这个原本美好的设想，硬生生被中国公知所破坏了。在那几年里，美国总统拿起手机打开微博，看到的都是“恶之花绽放的土地”、“这个国家不会好了”、“这一定是体制问题”、“不会太久了”……之类的话，他怎么会想到中国公知这么恶毒呢？他很善良，全都相信了，认为这些话都是真的。

美国人发现自己被中国公知骗了之后，写了本书，叫做《百年马拉松》，里面认定中国从几十年前就搞了一个战略忽悠局，而这些公知都是战忽局的成员。他们对美国的欺骗，都是中国官方故意搞出来的。

你看看，原本是中国公知自己品性恶劣，惯于撒谎。但是美国人却把这口气撒到了中国身上，认为是官方行为，结果让中国为少数公知的恶行背了锅。

这还不算完。善良的美国人以为，自己就算被公知骗了，算我倒霉，但只是受挫，也不至于后果太严重吧。结果，善良的美国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今年新冠疫情，中国公知又嗅到了血腥味，打算狠狠坑美国人一把。他们开足马力，贬低中国抗疫成就，放大各种黑暗面，总之是中国表现实在是太差了，太差了。有人还写成了一本日记，在全世界翻译成各种语言，企图进行深度战略欺骗。

善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又一次轻信了中国公知的话。他发现，病毒似乎没有在中国扩散太广，而既然中国抗疫表现这么差，病毒却没有扩散。那说明这种病毒本身就是一个“小感冒”，是没有大事的，会很快自己消失的。因此，特朗普总统在二月的时候，向全体美国国民表达“这就是一个小感冒”，而没有采取果断抗疫手段，正是受了中国公知的恶意欺骗所致。

这还不算，有的公知残忍地更进一步，开始宣传“没必要戴口罩”、“群体免疫好”，领头的是个叫方舟子的公知，这个人对美国怀着刻骨仇恨，从一开始就在美国人常用的推特上故意宣传不戴口罩。美国人看了他的观点之后，知道他是一个打假专家，肯定不会说假话，于是就相信了。

到现在，美国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400万，就算是清醒过来惊觉被骗、刚刚开始宣布“戴口罩就是爱国”的特朗普总统，也已经回天乏术了。

刚戴上口罩，特朗普就宣布要关闭领事馆了。可见在这件事上，他有多么痛恨中国公知。

特朗普通过浏览新浪微博发现，这次欺骗中，领头的是一个中国体制内的作家，就是它搞出的日记，让美国被忽悠了，付出了十几万人的代价。他认为，既然人是体制内的，那肯定就是中国官方指使的。

中国确实是冤枉的。中国公知几十年来一直阴谋迫害美国，欺骗美国，这是他们自己做的坏事。中国人民一直是希望和美国友好的，不能让全中国人跟着受罚，这不公平。

为今之计，为了向美国赔罪，不如弄死几个民愤大的公知，算是给美国祭旗，让美国消消气。中美关系很重要，不能让中国公知所轻易破坏。

杨弘

放任大陆民间对台仇恨，有助于实现“两岸一家亲”
2020.5.20

在520这个喜庆的日子里，首先祝贺蔡主席连任。希望未来四年里面继续兢兢业业，为祖国统一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长期以来，台湾岛内各色人等为了政治利益，一直在操作对大陆的仇视。各种满天飞的假新闻、假消息，七十年来把大陆已经丑化成了恶魔，台湾人轻易就可以相信那些非常弱智的段子，比如在网上批评政府就会消失，比如割肾炒腰花，既然都是恶魔了，那动不动口吐“zhi那”，歧视“陆配”，乞求英美解救，也就很好理解了。

而大陆这边则正好相反，对台湾社会的真实态度，一概不予报道。几十年如一日地美化台湾——“为台湾讳”，打造一副“台湾人民心相统一，只是被民进党破坏”的形象。很多大陆人根本就不知道台湾社会对大陆有多么敌视，还一副羡慕的样子贴上去“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这种现象是非常滑稽的，甚至都有点违反常理了。

煽动对外仇恨，可以对内凝聚共识，压制内部矛盾，一致对外，是统治阶级比较喜欢的驭民方式。比如昭和日本，比如今天的台湾，比如当下的美国，都是这么搞的。不这样搞不行啊，疫情感染150万，死亡9万，如果不把仇恨的矛头引向中国，那我怎么连任呢？

不过，煽动对外仇恨这种事，一般而言也得看对象。尽量不要煽动对比自己强很多且有报复意愿的对象的仇恨，不然，你煽动的起劲，强者一怒，来点报复，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从技术层面看，美国可以煽动对中国的仇恨，这在技术上可行，因为中国拿美国暂时没办法。我煽动仇恨，既得到了凝聚共识的内部红利，又不会招致外部的报复。
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就有点悬了，没实力还吵吵，大麦就不好卖了。

但是，有两个例外现象，几乎完全不符合以上的规律。
2300万的台湾，可以肆无忌惮对内宣扬对14亿人口的中国大陆的仇恨，一点事都没有，不但不会得到报复，还能享受惠台政策。大陆媒体甚至会很贴心地屏蔽掉那些可能刺激大陆民众的台湾社会言行。
还有更牛逼的，750万人口的香港，完全依赖中国大陆生活，却比台湾更加仇恨中国，更加疯狂地宣传对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大陆的仇恨，同样是一点事都没有。大陆媒体同样“为香港讳”几十年，一口一个“香港同胞”，对香港社会的仇华纳粹心态闭口不提。

这其实挺讽刺的。

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国家和地区，一个个为了统治阶级利益，毫不吝惜地发动对外仇恨，愚化民众。
背了几十年“专制”黑锅的中国大陆，反而小心翼翼生怕本国民众产生对外仇恨，完全放弃宣传对外仇恨带来的内部统治红利，天天在新闻上营造一副“我们和全世界都很友好友爱”的温馨氛围。要不是最近美国实在逼人太甚，才不得不反驳两句，还很小心地只提蓬佩奥和班农这些人，很害怕误伤。

中国大陆政府，是我见过的处理外部关系时最“温良恭俭让”，最“君子之风”的政府了。

然而，就这样自律、自省、自谦到极点了，中国网络上还不时有公知大谈什么“仇恨教育”，什么“战狼”，什么“纳粹”之类的挖苦和攻击。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不通过主动煽动对外仇恨来维护本国统治，这是对的。也是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区别。

但是，现在连“被动刺激”都屏蔽了，这个就有点过了。

这种屏蔽的后果就是，2300万人的台湾、750万的香港，它们发现，仇恨14亿人根本就没事，我再骂你，仇恨你，以纳粹排华心态对待你，你都一副憨憨的笑容可掬表情。那说明还可以继续进一步加大仇恨嘛。

这样，反馈机制就没有了，它们看不到底线，就会进一步得陇望蜀。

很多年以前有个家暴的案例，丈夫对妻子动辄打骂，而妻子一味忍受，觉得这样可以躲过去，但丈夫日益变本加厉，最后甚至把妻子的眼珠子都挖出来了。

没有负反馈机制，施暴者就不知道底线在什么地方。

如果2300万、750万和14亿人，大家放开了互相仇恨，谁在利益上更吃亏？显然是前者，他们吃了亏，就会知道，哦，原来和这么巨大的群体搞仇恨，是我们更不划算啊。

这个时候，在利益上受了损，他们才会去思考一下：哦，是不是我之前做的太过分了，对方才会有这样的激烈反应，是不是应该将心比心思考一下。

不然，他仇恨你，你反而对他更好，这就成了升米恩斗米仇了。

所以，我们不去主动煽动对香港、台湾的仇恨和敌视，但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们这边不要替港台文过饰非。这些信息该在大陆民间产生什么心态，就放任产生什么心态。

央视有个海峡两岸节目，完全可以改成“PTT论坛、自由、苹果当日对陆言论”嘛，把台湾社会思想的真实一面展现出来。他论坛上写“zhina猪”，你就原封不动播出来，也不用加什么评论，至于大陆观众看了之后产生什么心态，是不是产生了对台湾的仇恨，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官方不用去考虑。

有的网友担心，那这样是不是要打仗啊，是不是要提前武统啊。

常看我的文章的网友都知道，我是不赞成过早统一的，不论和统还是武统。

仇恨不一定要武统，但民间的仇恨民意可以支持大陆官方搞一些报复，比如盘踞金门的武装土匪，长期绑票勒索大陆渔民，在“两岸一家亲”的氛围下，大陆这边能忍则忍，金门啊，就在大陆鼻子下面，我们的渔民被土匪拿枪指着。要是全民仇恨台湾的氛围下，民意就会形成强大压力，逼迫大陆官方去维权，去剿匪，去维护生产自由和航行自由。

不然，没有负反馈机制，台湾金门的土匪们就会产生“中国不过如此”的感觉，在你眼皮底下搞你的人，你连个屁都不敢放，还几十年如一日。

过去我们宣传了太多太多的“两岸一家亲”，这其实很束缚我们自己，变成了“任凭对岸虐我，我畏畏缩缩不敢反击”的状态。

所以，舆论一定要先扭过来，不能再搞这种单方面的自虐了。该恨就恨。

台湾战斗机敢过海峡中线，直接打下来。
我的飞机如果过了海峡中线，你敢拦我，也直接打下来。
台湾敢往金门运输军事物资，入侵大陆12海里范围内，接济土匪的，船打沉。
盘踞在金门几十年的土匪，没事来几颗炮弹轰一轰，让土匪们长长记性，知道什么票不该绑。

这些都是小烈度的冲突，是治安问题，打了就打了，不涉及什么武统，军队不登陆，也没有战争，民众生活该干嘛干嘛。

一开始，所谓的“国际社会”和台湾、香港肯定是大惊小怪。新闻连篇累牍，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你看伊拉克叙利亚，动不动死几十个人，所有媒体都懒得报道了。

我们现在把自己约束的太“温良恭俭让”，结果白白担了“邪恶帝国”的黑锅，实际上外界的“容忍阈值”很低，杀一个人，港台就会批判不断，这个时候就得把他们的神经变得麻木一些，继续多搞一搞，让他们适应这种“新常态”。

那有网友说，这样会引发永久性的两岸仇恨吗？

只要大陆不断快速进步，就不会。

如果大陆不断进步，逐渐把台湾甩在后面，甚至慢慢超过了美国。那台湾就会反思：为什么我们和先进的过不去呢，是不是我们体制有问题？是不是我们自己有问题？别打了别打了，我们和好好不好啊。。

越南被美国人杀的这么惨烈，现在美国一伸橄榄枝，还不是屁颠屁颠凑过去？
俄罗斯被美欧整的这么惨，美国欧洲一有好脸，还不是希望满满？

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都一样，都是欺软怕硬，都是崇拜强者，鄙视弱者。我们用中华文化那种“友爱友好”、“你对我好我加倍对你更好”的思维去思考他们的行为方式，那往往是热脸贴冷屁股。

我们要和世界打交道，就要学习普世价值的思维方式。普世价值是什么呢？实力，实力，还是实力。第一你要有实力，第二你要让对方感觉到你会展示自己的实力影响自己的利益。

而我们现在的对台政策，就让台湾香港觉得我们“很软嘛，可以随便捏”、“我打你的左脸，你就笑嘻嘻地把右脸伸过来惠台”。这样下去，两岸的民心只能是越走越远。

要想让两岸民心真正融合，让台湾人也开始从大陆的角度思考问题，那就要把“负反馈”机制建立起来。

杨弘

公知群体里有趣的“大清情结”
2020.4.25

网络公知群体里面，不少人都有“大清情结”，很喜欢发一些以晚清为背景的段子甚至谣言，然后在里面添油加醋，搞一些若有若无的影射，借助晚清在民众心中的糟糕形象来攻击当下的中国。

这种例子稍微想一想，就能记起不少。比如“龚半伦带路典故”、“太监姚勋典故”、“英法联军跪拜慈禧典故”，就在最近还出了一篇“1840年，一枚五十年前的谎言爆雷了”。更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些段子里面大多都是讲的晚清与洋人之间的冲突，在这些段子里，洋人一般都是高大上的“慈悲启蒙威武文明”的形象，映衬出晚清面对洋人“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猥琐无能奸诈形象，然后字里行间再加几个自以为得计的影射性词汇，以此警示读者：如今也万万不要和洋人做对，和洋人做对那是愚昧的，跟晚清一样。洋人打你左脸，说明你不够普世，应该自己反思，切忌横眉冷对。

后来看湾湾的论坛，也看到过几次这种思维，那里的有些人也认为中国军队不行，和日本打肯定没戏，至于原因嘛，甲午战争不是就输了吗？既然甲午战争都输了，那今天肯定也赢不了啊。

直到今天，公知们搞“影射史学”式的历史发明活动时，晚清背景也一般是优先选用的素材。甚至有时候为此不惜编造谣言，比如南京大学@吕效平 教授微博上发的那个违反基本历史常识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廷要洋人跪拜慈禧”。

有人可能会问了，晚清本来就很烂了，批判的话只需要按照事实痛批即可，为什么有时候还要造谣？

因为晚清烂归烂，但如果照实批判，“影射”起来，射门的角度不那么舒服，有时候不太好和现实建立联想。因此还不如借助晚清背景，编造一些段子。既然是自己发明的历史，当然影射起来角度舒服的很，想怎么影射怎么影射。

为什么很多公知会有“大清情结”这种现象呢？我总结了四个原因：

1、晚清的背景很适合公知们散播对西方的“敬畏”心态。因为晚清一开始蔑视西方，后来被打趴了之后又畏惧跪舔。这种“前倨后恭”被公知们认为很适合用来影射今天面对西方不愿意跟着下跪的人们，暗示读者：西方可厉害了，你看看当年晚清就不行，你能行吗？现在别硬挺着，别妄想和洋人对着干，不如早跪了，免得日后闹笑话！

2、清末的“西学东渐”为公知们给自己戴上一顶“社会思想启蒙者”的帽子提供了幻想场景。清末百姓文盲率高，反抗列强侵略时不掌握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科学力量，因此只能以蒙昧单纯暴烈的破坏性行为来表达这种反抗精神。而少数把西方科学和思想介绍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后世都地位崇高。这让公知觉得，嗯，你看看，我就是相当于那个时候的思想启蒙者啊！老像了！真的，我现在说个什么美国霸气小护照德国良心下水道，这些愚民也不怎么买账，甚至还嗤之以鼻。对文明社会太不尊重了，和晚清简直是一模一样，真是需要我来启蒙啊！

3、晚清面对列强屡战屡败的历史，可以给公知们“打气壮胆”。让他们觉得，只要建立了这种“影射关联”，那么今天的中国面对西方也必然失败，到时候我们就会像历史上那些“启蒙者”一样，成为社会的先觉醒者了。既然晚清面对西方都失败了，那今天的中国自然也会失败。

4、公知一般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天天抱着“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这些东西。坚持认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不是反过来。因此西方百年来的科技发达，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制度优越，而制度优越又是“元规则”，是超越一切的决定因素。因此，只要不搞他们认为的那种“自由民主”，那就都是“专制”，都是一样的垃圾。因此晚清和当下的中国没有任何根本区别，前者失败的现实必然可以得到后者失败的推论。

所以说，只要是建立起这种原本不存在的影射关系，同时又用事实或者谣言把清末中国批判一番，那自然也就相当于批判了现代中国，论证了现代中国必然失败。打倒了自己树立的稻草人之后，身心都轻松了，似乎看到了“改旗易帜”的那一天也快要到来，就也心满意足起来，仿佛全身比拍拍的响了之后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这种“小心思”还是很微妙有趣的。

杨弘

有些网友认为，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言论不自由”导致的。如果“广开言路”，大家都出来指出问题，都出来“吹哨”，甚至再有反对力量给政府施加压力，那么问题自然就得到解决了。

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不太好一概而论。但它其实暗含了两个前提：1、在技术层面上，公众舆论关注问题并能正确指出问题；2、政府重视公众舆论，一个问题被翻到了明面上，形成了舆论，就要试图去解决它。

这两个前提在中国社会里是基本成立的，但在国外不一定成立。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看上去似乎是“言论自由”，但是面对新冠肺炎，却坐失两个月时机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社会舆论中“吹哨”可能会有用，恰恰是因为中国屏蔽了相当多的意识形态化议题，而只留下大部分技术性议题，相当于为整个环境起到了“净空”作用。在这个杂音不多的世界里，技术性的哨声才可能被更多人所感知，产生更强烈的相对效果。

比如说吧，公知其实是有强烈意识形态欲望的，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改变现行的根本政治制度。但是中国压住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性表达，让他们没办法“直抒胸臆”，很“苦闷”，只能通过对技术性问题的批判来达到“间接否定效果”。而对于中国这样处于上升期的大国而言，并不太惧怕技术性问题的提出——1、过去如果没解决，随着经济发展有可能解决；2、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如果中国解决不了，其他国家更解决不了，如果都解决不了，甚至你解决水平还不如我，那就不能说我政治体制不如你。

所以，公知试图通过“技术性问题”来达到“对体制的间接否定”，在90年代和新世纪初是最有效果的，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随着中国解决技术问题能力的增强，这种手法的实际效果是越来越差的。

换句话说，中国的发展+对意识形态化议题的压制，实际上正在悄悄把“公知”给“无害化处理”了——想搞政治不允许，想搞技术议题曲线救国，又由于中国解决技术问题能力的增强和西方解决技术问题能力变弱而难以使其导向政治层面，最终往往只能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批判。而技术层面的批判我们不需要怕，有问题就改；没问题正好拿公知当免费疫苗，通过嘲笑他们去增强人民群众的政治免疫力。

同理，恰恰也由于中国屏蔽了意识形态化讨论，使得技术议题的实际舆论权重上升，全民更关注技术方面的错误，这使得技术层面一旦出现问题，舆论批判声音会“聚焦”于此，形成强大压力，逼迫政府去回应和解决。除了少数实在解决不了的宏观问题之外，大部分技术问题都会有回应和更正。

另外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文化部门对一些边缘文化产品的打击。其实这是不太符合政府的整体利益的。因为按照资本主义的管制逻辑，如果想巩固统治，就算没有奶头乐，政府都应该去给民众提供奶头乐去麻醉他们。现在你不但不怎么提供，连自发形成的，对政府无害的一些边缘文化产品都去打击。那打击完了呢，他们没看的了，就只能被逼迫去关注现实中的公共问题，从而形成原本可以不存在的对政府的监督力量。换句话说，你想逃避现实？想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不行，你必须要来关注社会，必须来监督我！不审视都不行！

当然了，对于文化部门，他们主观上倒不一定有这么高的觉悟，但是客观上促进了这样的效果。而这种明显违反“奶头乐”理论的实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受到来自更高层面的修正。

很多人评价政府，往往采用一种拟人化的思维，其实这是错的，你应该把整个官僚机构看成是一台机器。这台机器有输入和输出，内部有自己的运转机制，最终的输出结果是符合平行四边形法则的，也就是理论上可以和机器内部的所有零件的主观方向都不一致。

很多社会问题，其实根本上是“技术问题”（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而不一定是什么意识形态层面的“民主”、“自由”。出了什么事都先往“定体问”上靠，最终往往只能沦为情绪发泄，而不是解决问题。

杨弘

#预测未来#
蒋经国这个人，在过去二十年里的海峡两岸，几乎成了一个公认的评价很高的人物。即使是在大陆，很多人对蒋经国的评价也是非常高，有人甚至称蒋经国是“中华民族最伟大政治家”。

不过我预测，蒋经国的历史评价，未来会逐渐下降，最终下降到一个比“中人之评”稍高的水平上。

【注意】我这里不是对蒋经国下主观评价，而是对其届时地位做出客观性的预测。是预测未来，而不是评价历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离不开他们自身所处的环境。

大陆很多人吹捧蒋经国，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将其看做：“结束家族统治，结束了一党专制，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自由民主”。

不过，这背后其实隐含着两个前提：
1、西方的政治体制是正确的。这个前提成立，那么这种改变才值得大书特书，加分才会加的很多。否则，如果蒋介石时期的政治体制不对，蒋经国之后的政治体制也不怎么样，那这个改变的加分，就要少多了。
2、台湾会辐射大陆，进而改变大陆。这个前提成立，蒋经国才会从一个小省省长的影响力上，飞跃扩张为整个中国意义上的“政治先驱者”。否则，你一个边陲小省搞的好了一点，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是个不错的地方割据者而已，没有全国意义和全民族意义。

这两个前提的背后，是两个现实因素在为其支撑着：
1、台湾的经济优越为蒋经国背了书——你看，在我台湾自由民主之下，台湾人过的多好啊。
2、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为蒋经国背了书——你看，世界头号霸主的政治体制，和我们台湾一样，这是普世价值，你大陆还好意思走弯路？

但是，如果这两个现实因素都不再成立了，如果现在被安在他头上的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变得不再有那么显著的意义了，则届时的社会意识也自然会随之改变。

实际上，相比九十年代和世纪之初的鼎盛时代，近些年蒋经国在大陆舆论上的地位已经开始缓慢回降了，但是还没有太明显。

当然，最终下降也不会降的没边，毕竟作为一个边疆割据势力，他在位时打下了该省的经济发展基础。总体形象基本也还是会为中性或者较为正向的。但放到更大的历史长河中，也仅仅会是一个有些作为的“节度使”或“小朝廷”的君主而已，远不会有今天的高地位。

这个下降过程会有两个重要节点，第一个是台湾经济的衰退节点，第二个是中国超过西方。

那有人说，如果，假设如果，中国大陆在未来突然崩溃了，台湾重新崛起了呢？

虽然我认为不太可能，但学术假设嘛，如果真发生这种事，那蒋经国肯定会比现在更吹的没边了。他搞不好会被重新翻身的公知们捧为近代以来的第一伟人。近些年来被事实压制的公知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昂首挺胸悠悠的吐出下面这段话：
“历史证明：按照一种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虽然也能容纳现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甚至卫星可以上天，原子弹可以爆炸，但却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时，这些只在春节喜庆日子里才迸发出来的令人惊异的活力，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

历史人物“应该获得”的评价，和“实际获得”的评价，二者之间是有差异的。前者是一个相对客观的理论上的标准，而后者则是实际中的、变动的、和现实密切相关的结果。

历史人物“实际获得”的评价，会围绕“应该获得”的评价进行上下波动，如图3所示，t为时间。

历史人物“实际获得”的评价，一定程度上掌握在现世人的手中，通过改变社会存在，就可以对社会意识的曲线进行操纵，拉高或者压低。比如要拉高董存瑞的历史评价，那么就让未来大陆相对于台湾的生活水平提升，虽然这和已经成为历史的董存瑞本人没什么物理关系，但却可以在现实舆论中加强他牺牲的现实价值。毕竟，解放战争长期以来被公知们污蔑为“打内战”，而且这种观点还有所流行，一个原因就是台湾的现实经济实力摆在这里，这种社会存在必然会影响大陆的社会意识，让有些脑子不清楚的人觉得解放战争不过是楚汉争霸，对人民毫无意义，还不如当初让国民党赢了，大家都过上台湾人的生活了。

这种观点当然不对，但是从“不对”到“足够多的人觉得它不对”，这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前者的存在不一定导致后者存在。说的再极端一点就是：

真相当然重要，但是真相被足够多的人认为是真相，则更加重要。

通过改变现实，去获得历史影响力；通过获得历史影响力，去进一步巩固现实影响力。不断实现迭代，步步为营。只要现实实力的天平倾向于我们这边，那么历史的解释权也会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掌握了历史，也就更容易掌握未来。反之对于敌人而言，也是一样的道理。就在几年前，作业本还在用“烤肉”来调侃邱少云烈士呢，那时的舆论环境，也同样和经济实力的对比密切相关。

上面这段话翻译成课本语言，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杨弘

自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网络上的意识形态主要对立阵营已经换过了好几波。

第一波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2005年左右，进入决赛的双方是“泛左翼和民族主义联盟”，与“激进的自由主义”，而讽刺的是，它们都站在体制的对立面。
关于这个时期，马督工有过一段比较详尽的描述（网页链接）：
这种日子过了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终于过不下去了。国企设备老化，运行成本高昂，税负沉重，一个个倒闭，上千万的工人下岗，东北小姐开始在全国闻名。没了工业，地方政府只能向农业收税，养活扩张了数倍的官僚。正所谓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结果不断地激起民变。90年代我父亲去一个山村，亲眼见过老汉在山头放哨，监视乡政府的工作队。矛盾激化的地方，烧个乡zf那是家常便饭。

国际上，苏联没了，美国步步紧逼，到后来直接掏出导弹轰了大使馆。国内那些不得志而亲美的知识分子还大肆宣扬美国是误炸，我们要体谅。台湾趁机要独立，大家一致回头看军队——军队20年没更新装备，倒是做了20年生意，人心涣散。唯一看起来有希望的消费品出口还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台海危机大受影响。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大批的失业人口在闲逛。老年人提前退休去养老，可是医疗产业化了，看不起病单位也不再报销；青年人唯一的希望在于读书，但教育也在市场化，工农子弟根本没法获得平等的起跑线。1998年我去上海读大学，那一年上海重点大学的平均学费是3400/年，比其他地区的学校大概高上1000多块。作为这1000多块钱的结果，我同班30多人，只有一个人来自农村——他的志愿表是老师代填的。

……自我记事以来，那是政府声望的最低点。

那时互联网刚起来……。翻翻各个bbs，那时的老帖子里找不到一个现在意义上的“五毛党”，只见到泛左翼和民族主义联盟，与激进的自由主义吵架——吵架的双方都在政府的对立面。那时几乎每个省都有地域性的左翼网站，比如上海红旗、湖南红旗之类，左翼的声势非今天可比。像铁血网这样的低级民族主义网站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

第二波是2005-2009年左右，中国经济开始显现亮色，每年增长都很可观。这个时候进入决赛的双方是“尽快实行西方政治体制”和“等经济发展之后再实行西方政治体制”。

第三波是2009-2013年左右，中国的发展和外部的刺激，催生了第一批真正开始为中国发展状况而自豪、主动开始反击西方抹黑的“自干五”；而同时，web2.0时代到来，社交媒体开始活跃，激发了原先隐藏起来的一部分对西方非常崇拜的声音。这个阶段进入决赛的双方是“自干五”和“公知”。“公知”处于领先优势。

第四波是2013-如今。这六年以来，双方力量逐步翻盘，得益于中国与外部的交流进一步密切，原先被公知垄断的“对外国状况的解释权”消亡了，因为出国人数大大增加了，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公知在《读者》上说外国如何如何，大众就只有接受了。这个时候，中国快速进步和西方的颓势都被进一步发展的自媒体展现在了公众眼前，这个阶段，公知逐渐没落，但仍然是进入决赛的前两名，但是逐渐处于被另外一方压制的状态。

未来会不会有第五波呢？我预测是很有可能的。照现有的趋势，西方相对于中国的“相对衰落”不可避免，而公知又只是应声虫，没有理论创新的能力，西方说什么他们就辩护什么，很少做“西方思想中国化”的工作，最大的武器就是“你看看人家多牛逼，还不反思？”，这实际上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因为这个武器非常强大，所以长期以来公知们也懒得去做什么理论创新，反正很多时候用手一指太平洋对岸就能噎的对手没话说。
那如果“人家”不再牛逼了呢？公知就没办法了，它未来退出意识形态阵营的前两名，是很可能的。
那谁会上升进入这个决赛，拿到这个替补名额？成为新的对决双雄的一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现在还说不好，但是很可能，由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新晋的意识形态阵营同样也是植根于中国本土，是中国本位的，在这一点上和“自干五”类似。但这不代表不会发生矛盾和对立。第五波意识形态对阵的双方，态势我猜测，可能类似于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双方都是“美国本位”的，但是在很多社会理念上存在冲突。至于届时这些冲突的具体领域到底会是什么，还不好明确下结论。

杨弘

#互联网考古#
新世纪初，中国经济还没有后来令人眼花缭乱的狂飙突进。那个时候，西方的政治体制在中国互联网上存在较大的“政治正确性”。对立的双方，一方往往是要激进地实行所谓的西式“自由民主”，而另外一方，却也不敢直接反驳说西方体制就是扯淡，而只敢说“现在经济还不发达，民众素质不高，等经济发达之后再实行也不迟”。
那个时候，敢直接堂而皇之站出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本身就比西方更优越”的，据我观察好像是基本没有。[允悲]

2004年，天涯上有过一个著名的争论，争论双方是“笑蜀”和“闲言”，分别代表上面说的两种观点，双方进行过多次有来有往的交锋。

这场交锋也吸引了不少人围观，下面这篇就是一位ID叫做“常山赵子龙”的网友，作为“笑蜀”的支持者，发表的帖子（网页链接），十五年后再看，也是别有一番意思：

----------------------------------------
再驳民主自由缓行论
----与闲言先生商榷

关天茶舍 常山赵子龙 2004-08-06 09:37

在时下的中国，各种民主自由应该缓行的论调可谓形形色色。最近，网上比较有名的学者闲言先生在他《什么才是现实中真正的“次优”──再答笑蜀先生》一文中批评说，各种“主义”总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灵丹妙药”，“以前的灵方是马克思主义，现在的妙药是自由主义。一定要等到碰个头破血流、碰得无力动弹后，他们才会接受先从基础做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基础上逐步谋求改善的现实性主张。”

这些话应该说讲得不是没有道理。只是事实并非如闲言先生所说的那样，似乎自由主义从来就是那种不要经济基础的空中楼阁。即使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也同样预设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裕的基础之上。而且历史经验也表明，比如汉、唐、宋、元等各个朝代，那个时候也没有通过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改善贫富分化，缓和社会矛盾。闲言先生同其他许多人一样，认为当下中国没有实行宪政民主的客观条件。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就只能是“先搭梯子，后过墙”，“在权威主义框架下，保持发展和稳定；在经济发达足以构筑中产阶级社会时，再启动政治转型。”也就是“经济民主（主要指企业产权形式的股份化、社会化）成就了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催生出政治民主。”

闲言先生这一设想不可谓不美满，然而问题偏偏是，在权力垄断并且不断向大资本寻租从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政体下，在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以及地球资源有限的条件约束下，催生出中产阶级何以成为可能？而即使真的出现了中产阶级社会，那么又如何保证一定能在权威主义体制内成功转化出政治民主来？闲言先生对此似乎并没有进一步作出正面的论证，而只是举了台湾和南韩两个例子，以证明它们都是在进入中产阶级社会后才开始政治转型的。然而光凭这点的话闲言先生恐怕想得过于简单了。闲言先生这里显然是将偶然性当成了必然性，而忘记了路是靠人走出来的，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台湾和南韩本来就是一种转型成功的可能性，但同样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转型未必一定就能成功。换言之，台湾和南韩的例子并不构成一种普遍的必然规律。闲言先生在此过于夸大了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作用，把它看成可以跛足地替代政治自由而实现社会进步的充分条件。于是，在否定了一种灵丹妙药之后，却同时又推出另一种新的万能处方──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最终将解决一切，带来一切。而没有经济基础什么都将免谈。闲言先生就这样凭借其高超的想象力一厢情愿地为中国未来社会预言了这样一个美满路径，把所有的希望以及当下民主自由的牺牲统统寄托在将来的中产阶级社会自动转型身上。闲言等人试图让人相信，当下中国社会只有权威主义才能保证效率和稳定。因此今天为了生存和温饱而放弃人们的自由也即实实在在的权利，正是为了明天获取更大自由的必然途径和代价。这样一来那么当今诸多严重的社会矛盾似乎也就有了一个可以平息的理由了：你们今天所有的苦难都源于生不逢时，所以大家还是静静地等着吧，等着效率最终将自动带来幸福和公平。于是，孙志刚、李思怡们以及那些活活累死的深圳女工们也就只好认命了吧，并且在九泉之下从此也有了一个期盼──总有一天，他们的后代会过上好日子。这的确是一帖妙药，一帖绝妙无比的麻药。

然而所有有关历史的预言都不过是一种巫术（波普语）。信奉价值多元的闲言先生等人一方面试图拒绝任何绝对价值和历史决定论，一方面却又陷入了另一种决定论模式──经济决定论──经济自由决定政治自由，以及国情决定论──中产阶级社会自动转型；在否定、嘲讽了毛式共产主义或中国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同时，又重新为人们编织了一个新的乌托邦神话──把所有当下幸福和自由的现实需求全都投注给遥远而虚无的未来，再次重演着以彼岸世界替代此岸世界的现代迷信。这不能说不是逻辑结构上的一种自相矛盾。

事实上，闲言先生从一开始就先入为主地虚构了这样一种决定论模式：即，中国的宪政民主之路，只能建基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的纺锤型社会节后之上。何以见得呢？闲言先生在此运用了反证的方法：即，如果脱离了中产阶级力量这一必要的社会条件，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实践效果。闲言先生举了发展中的东南亚等一些国家作为例子，以证明在“条件不具备”的境况下照搬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必然导致效率低下、社会动荡、分化严重等结局。换言之，没有中产阶级这一社会基础，则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实践必将失败。由此，自由主义在当今同样不适宜中国的国情。

然而这里很需要提醒的是，闲言先生用这样反证的方法首先在逻辑上就不够充分。因为只要出现一个特例就可以从根本上动摇闲言先生的上述结论。比如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国家的转型，都未曾出现所谓的中产阶级；其次，即使上述这些国家在转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不是源于民主本身，而恰恰正如闲言先生所说的，是源于对民主制度的“扭曲”，“以潜规则取而代之”。而人为扭曲因素只能说明民主的进程尚不充分，分权制衡的力度尚不够强大。闲言先生以为，宪政民主制度仅仅是“权力的定期更替”而已，权威主义也同样可以通过选举形式做到这一点。然而闲言先生可能忘了另外一点，即司法、立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如果权威主义也能做到从而自己制衡自己，就不成其为权威主义；第三，既然转型时期的社会阵痛不是源于民主过剩，而是源于民主不足，那么就更需要通过民主制度的不断演进完善逐步加以解决。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民主制度并宣告自由主义的失败，这非但是强加罪名，而且也为时过早。

退一步讲，即使果真如不少人所相信的那样，任何政治理论都有其自身的适应性条件，那么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适应性条件究竟是什么呢？这里面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现实的、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有的只是各种不同的假说而已。闲言先生所主张的中产阶级社会，其实也只是无数假说中相对来说比较理想化的一种。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宪政民主自然比较容易实现普遍的公正而避免沦为少数精英权贵的金权民主。但是，民主政治在什么样条件下可能达到的理想效果，同是否必须建立在此条件之上（舍此则不可能或必变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事实上也只有完满的自由才必须建立在完满的社会条件之上，如共产主义。而闲言先生在此恰恰混淆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且正是由于把这两者混为一谈的缘故，于是，闲言先生在此伪前提上开始了他的一系列伪论证──既然民主宪政离不开中产阶级社会基础，那么在不具备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到一定程度的条件下，强行建构只能象俄罗斯、东南亚等国那样带来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混乱。因此“今天的秩序、稳定和效率”，实质上“都离不开权威主义的支撑”。这样一来，自由同效率、民主与公正，在闲言先生那里也就变得相互对立了起来。于是，自由同面包孰更重要、要民主还是要安全、稳定等等这样一系列伪问题也就被提了出来。而实际上它们之间并不矛盾。比如有人就这样反问，“孙志刚走在深圳街头的自由，是不是和他的温饱需求、社会稳定有矛盾呢？”同样，我也看不出公民的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等等同个人财产的多少、同中产阶级是否形成壮大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必然关系。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闲言先生等人所诉求的，其实是完满的自由。而不完满的自由尽管不够完满，但终究还是自由。或许因为条件不够，自由的实践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但这并不等于自由一定就不可行。而闲言等人的逻辑其实就是：如果不存在一个完满的自由的话，那就宁可选择专制；换言之如果条件永远不具备，就永远不要自由！这就不是自由的多与少、速行还是缓行的问题，而根本就是自由的有和无的问题。

----------------------------------------

笑蜀和闲言的辩论在这个帖子可以看到：网页链接
（注：天涯不知道搞什么鬼，用手机打开天涯帖子时，往往同时会打开其他软件，比如淘宝、优酷等，如果在意的话，建议使用PC机阅读）

杨弘

香港废青的暴行引发了中国大陆互联网上的愤怒，前几天，帝吧和饭圈联合出征，震动境外网络，甚至逼得fb和推特集中删帖删号。

有的朋友说，去境外网络上刷屏甚至骂人，对说服外国人没有什么帮助，对传播我们的观点也没有什么好处，反而造成了误解，体现了我们没有素质。

但是，像这种短期交流，要说服香港人台湾人，说服境外那些反华人士是不可能的。人家在那个环境下被洗脑了几十年，而且还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加持，怎么可能被你三言两语说服呢？在他们看来，你们这些人都是被洗脑了的，你们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说的都是被洗脑之后的观点，是中国政府强加于你的，不是你自己“独立思考”出来的。或者干脆就是你们这些人都是拿钱发帖的，再或者干脆就是机器人。

无论你说什么，都不可能达成“说服对方”的目的。这个目标只能作为一个辅助方向，能说动几个就赚了，说不动就算了。

那什么才是此次行动真正的收获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
1、显示了存在感。表达了中国大陆的汹汹民意。虽然对方还是会觉得你是被洗脑的，但至少表达出了观点和气势。而且翻过去的网友，并不只是单纯刷屏骂人，也有很多在讲道理。

2、对内提高了凝聚力和认同感。外部的敌人最能刺激内部的团结。通过这次香港事件，原本在国内网络上素无交集的很多人和小团体，都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很多原本不关心时政的人，也了解到了很多知识，同仇敌忾，这就是很大的成绩。

3、破除对香港的仰视和迷信。如果时间回到一年前，很多人一提起香港，还是觉得它的教育先进、法制优越，而废青们的举动，让很多大陆人大跌眼镜，但在一周前，这还主要存在于时政圈子里，这次出征，间接把这个信息传到了很多平时不关心时事的年轻人那里。这很好，回想六年前被坑到港大的辽宁状元要求退学时，当时的中国公知们一片嘲讽、谩骂甚至诅咒，他们敢这样行事的大背景，就是香港当时拥有的光环。大家一提起香港的教育，都觉得比大陆先进，因此很多人才不理解。
这次破除了对香港的迷信、仰视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很好，有助于普通大陆人日后和香港打交道的时候，能以一个平视、冷静的姿态去看待，会少走不少弯路。
2014年之前，台湾也是有光环的，比如什么温良恭俭让，什么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之类的。太阳花事件打碎了这种大陆人心中的光环和不切实际的幻想，从此很多大陆人对台湾开始变为平视，也不再自作多情。

4、fb和推特的昏招：大规模删帖删号。其实过去大陆网友过去理论，也经常被删号，但是那都是零零星星发生的，只存在于时政圈的口口相传而言。对普通人而言，第一反应还是“大陆没有网络自由，境外才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而在这次很多普通人都广泛参与的出征中，境外平台开始了集中删号，还广而告之。这相当于亲自现身说法啊。你说这些是假账号，可大陆网友自己就是亲身参与的啊，自己的账号就是被删的啊，你这不是当着我的面公开说谎吗？
这个事件的最大作用，不在于对境外中文网络怎么样，fb和推特说的他们肯定都会相信；而在于对境内的普通网友，发生在眼前的事情，打碎了境外所谓的“言论自由”的遮羞布。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情。
另外，也应该表扬一下主流媒体，人民日报等官媒，第一时间就报道了推特和fb删帖的事情。这是一个进步，放在过去，由于推特本身就有点敏感，官媒可能觉得这涉及敏感，甚至容易被人联系到境内的网络管理，所以干脆就不报道了。但这次不是，这就很好。这就有点把过去“100%伟光正”宣传思路改为“85%正面形象”的意思了。
其实，无论你报道还是不报道，“境外网络管制”本身就是一个被大家认为的事情了，就算报了，也不会再糟糕了。但是却打击了境外媒体的公信力，把原本高高在上有着道德光环的他们，拉到了和我们一个级别上（甚至还会有人发现比微博删号还随意）。
要知道，所谓“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本来也不是我们这边主打的人设，而正好是西方和境外势力给自己树立的人设。如果能在对方这个优势项目上，把双方的观感拉到同一个级别，那这本身就是巨大的舆论胜利了。
过去，港台那边有科技优势、经济优势、教育优势、所谓的“自由”优势。前几个在大陆的发展背景下，都变得相对萎靡了，能拿得出手的东西，逐渐变得只剩下所谓“民主自由”了，要不然蔡英文也不会每次发表涉及大陆的讲话，都只能拿这个出来说事。
现在呢，最后的那点骄傲，也要被慢慢拆掉。其实这早晚要来的，是港台的小环境和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大环境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对帝吧和饭圈行动接下来的建议有几个：
1、把出征保持在“被动应激”的状态上，就是说香港那边有了什么恶心事，我们这边出击一下，要展示一个“被迫还击”的姿态，以保持境内的高支持度，见好就收，避免形成视觉疲劳、夜长梦多。
2、“英文卖惨”在后续的行动中（如果有的话）可以继续进行，这个主意还是不错的，但是一般网友写不了，这个得让熟悉西方文化的网友写一些好一点的文案，多几个版本，有感染力的那种。
3、后续行动中（如果有的话），可以考虑多加一些反向洗脑的东西，香港内部本身就有严重的阶级压迫，废青本身就是被资本家压迫剥削的人，这种矛盾可以多揭发一下，挑动他们对内的不满情绪，开启港人民智。
4、香港人接受的教育和舆论从小就和我们不同，这是价值观上的差异，单纯辩论总会觉得鸡同鸭讲。如果可以的话，试着把能反映大陆这边文化的优秀作品和理论介绍给他们，让他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发链接就行。作品可以好好选一下，那种读起来有趣有意思的，不要说教的。比如《临高启明》这种充满了工业文明和历史唯物主义色彩的东西，读过之后很有利于破除那种小清新、制度决定论，以及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另外，刘慈欣的一些好的作品，甚至督工的《大目标》也可以。当然，不要指望这样能有什么短期效果，但可以作为一种选择，反正发什么内容也是发。

杨弘

最近几年，至少在网络上的时政圈子内，官方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同情者+不那么反对者的比例，还是有较明显提高的（在更广泛的社会上也有这个倾向，但比例没有时政圈这么明显）。这个现象的背后，还有这么几点观察：

1、这个转变和宣传机构本身的宣传内容几乎没有关系，主要是由于中西方的实力对比变化所致。现实是最能教育人的，相反，单纯的辩论是很难改变一个拥有成形价值观的成年人的。

2、有人说是因为网络管的严了，我认为这只是个比较的次要原因。如果仅仅只是管的严而实际上的基本盘没有变化，那这种管理带来的应该主要是不满，是一个负面向下的作用。但现在，虽然产生了一些不满，但和大环境带来的改变两相抵消之后，后者的趋势还是占了主导。在八十年代，那压根就没有网络，网络的管理严格程度应该算是正无穷，但八十年代是个什么样的人心环境？

3、宣传机构也在缓慢进步中，对网络时代有所适应，比如对网上的舆情比以前更重视，反应和解决问题的速度也在变快。
其实仔细想一想，这里面挺有意思。我们的官员并不是靠公众直接投票上来的，没有选举压力，按照“选票民主”的思路，他似乎完全不需要理会网络上的舆论压力。
有人又说了，但是上级看到了网络上的舆情之后会给他压力。可问题是，上级也不是靠公众直接投票选出来的啊，他也不需要理会啊，把所有的都删掉不就可以了吗。
以前公知常说，官员要靠多党选举一人一票选出来，才会为百姓服务。但现在看来，这个问题的背后有更复杂的社会逻辑，不能用这么简单粗暴的教条去理解，更不是非黑即白的。

4、年轻一代（90后-00后）比过去的80后们更加自信，也更聪明有能力，这暗示着中国至少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相比其他国家还会有相对上升空间。
年轻人比中年人老年人更优秀，并不是一个“一定如此”的状态。在日本、在老欧洲、在香港和台湾，甚至在美国，恐怕都不是这样。
当然了，我们的教育部门也要注意，保持教育的相对公平性和选拔性，不要破坏这种上升趋势。

对未来的意识形态趋势变化，我也做几个预测，大家也可以看看准不准：

1、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对外说的经常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特殊性，西方不要把自己的那一套强加在中国身上”。而西方则更多的说“普世价值”，认为中国并不特殊和例外，也要遵守普世价值规律的。
十到十五年之后，西方将改变对中国的口吻，转而主动强调“中国特殊”。
因为那时中国的发展更加耀眼，你再说中国不特殊，中国的发展有普遍性，那我的小弟还带不带了？世界上还有谁要学我的华盛顿模式？我怎么在第三世界骗吃骗喝？
所以，那个时候，西方会主动说“中国是特殊的，虽然可能不错，但你们还是学不来，你们要学，还是要学我这个普世价值才行”。

2、未来十到十五年内，中国民间对国家、体制、政府的心态，会有点类似九十年代的美国。
具体就是：对国家和体制更有信心，爱国心态更强烈。它的背后是由于经济发展。中国在国际上进一步强大，在经济上挤压既得利益的发达国家，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甚至反超。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一个明显表现出优越的“体制”在前面了。要说“体制问题”难度更大了。
同时，由于民众素质和公民意识的崛起，对政府的监督会更加严苛，更有意识维护自己的权益。政府当然也在进步，但现实中肯定有一些做的不好或者没法完全做好的事情。因此民众对政府的批评会时时发生，尤其是各种突发事件或者负面事件。
其总体结果就是：中国人会比现在更加强化爱国的信念，对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会有更大的坚定认同，但在日常事务中则会对政府会有更严苛的要求，时常拿出来批判一番。但这种批判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动不动就上升到国家层面和基本政治体制层面了，而会更倾向于就事论事、解决问题式的批判。
讽刺的是，这倒是真正实现了公知们过去喊了几十年的“爱国不等于爱政府”，但画风好像又哪里有点不对的样子……

杨弘

抽丝剥茧：墙到底拦下了什么？它的未来会怎样？

常凯申
2019.8.17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看一下，网络与外界连通，在政治上带来的风险可能会包含哪几类信息：

1、不涉及政治的普通生产生活文化状态
　　比如外国人吃什么，玩什么，看什么电影，住什么房子，家里怎么装修，用什么通信工具、交通工具，街景是怎么样的，工厂是怎么生产的，其他文化类娱乐类的产品都有哪些……等等。
　　这些信息引入境内，会造成什么危险呢？
　　比如，中国大多数人连自行车都没有，如果网络上传来的信息一看，国外家庭小轿车都普及了；
　　比如，中国人打固定电话还要传达室王大妈喊一声，看到外面的电视剧里，人家人手一部大哥大了；
　　比如，中国孩子平时吃的都是粗粮，县城都很少去，看到外面的电视剧里，男女主角轻轻松松就可以下馆子，人手一个电磁炉吃羊肉火锅。
　　这些东西，对自己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是会有很大冲击力的。理论说的再天花乱坠，但群众一看人家这日子过的这么好，再一对比自己这么糟糕。那么任何先前的意识形态都可能面临被冲垮的危险。
　　但是，这部分信息又是最难防范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一部分的信息量是最为巨大的，它均匀且漫不经心地分布在对方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你很难单独把它们摘出来屏蔽掉。你要引进一部电视剧，怎么做到把人物背景的高楼大厦和街景屏蔽掉呢？怎么把他们交谈时候手里拿的精美食品抠掉呢？而且还要事无巨细全部审核扣干净，这种需求在技术上很难做到，就算真做到了。那这部电视剧还有法看吗？
　　所以，要把这部分信息屏蔽掉，只有一个办法，封锁几乎所有来自境外的信息。
　　我们周围，比较接近这样做到是朝鲜，当然只是近似一些。
　　但这又带来了更麻烦的问题，你这样审核封锁境外的全部信息，也同时会影响自身发展。毕竟现代是信息社会，你连别人用什么交通工具都不知道，这又会带来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而经济发展不行，就更有动力去封锁境外信息防止百姓产生联想，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对于这部分信息，目前墙并不进行封锁。事实上也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得益于中国的快速发展，现在已经不再是三十年前看到外国日常生活就要惊叹的时代了，相反，很多中国人出国出境，反而觉得对方破破烂烂、生活不便。

2、政治性的思想
　　比如各种境外的所谓“民主”、“自由”理论。它的潜在危险性是对本国现有的政治理论产生冲击。
对于这部分信息，目前墙也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封锁（在技术上也不容易做到，因为思想性的东西不依赖于明确的载体，而且也不一定基于特殊的关键词）。境外的大部分各种社会理论和思想，都可以在中国的社交网络和论坛上进行交流。
　　甚至这二十年来，中国网络舆论场上就是一部巨大的思想绞肉机，从极左到极右的全政治光谱都纷纷登台互殴，双方甚至多方撕逼撕的不亦乐乎，比境外中文网站上要深刻且激烈多了。这也很好理解，境外中文舆论场才多少人？思想碰撞的火花要弱多了。
所以有的时候大陆建政圈高手翻出去，经常觉得对方简直就是菜鸡互啄。
　　我之前在其他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个现象。虽然境内的公知水平不怎么样，但好歹也是过去二十年的角斗场里练出来的，如果放到境外和他们的境外同行搞同业竞争，能吊打后者八条街。
　　第二种信息，现在对国内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弱了。这首先还是中国自身的发展使得国民有了底气，不再像过去那样，看到个外面的理论就顶礼膜拜，而是要具体分析一下看看；而且西方自己也频繁出包，心口不一的双重标准事件搞了很多，加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被忽悠服药之后的惨淡场面，都严重伤害这些西方“理论”的公信力，甚至开始出现沦为被嘲讽挖苦对象的苗头。

3、可能引发现实群体性事件的具体新闻
　　前两种上面分析过了，对于今天的中国，威胁已经不大了，墙也几乎没有做什么拦截。
　　第三种就有一定的威胁性了。
　　比如2017年的红黄蓝事件，原本不过是幼儿园老师的个人违法，但立刻就有轮子造谣，说和军队有关。这就是非常恶毒巧妙的打击。因为孩子是中国家庭的核心和最柔软的地方，而人民军队又是保卫国家的基石。如果让国人相信后者伤害了前者，这是真的可能搞成实际危害社会稳定的街头事件的。
　　这种事件稍微发酵，就会被人劫持，进而迅速演变成带有政治性目的的失控混乱。
　　因此，境外敌对势力也知道这种假新闻是有攻击力的，在自己的网站上天天编故事。
　　如果没有墙，这样的故事就会大量流入国内。你看了如果不信，那敌人没什么损失，但你如果信了，那么敌人就是白赚了。这种信息一旦投放到内陆舆论里，就算有人辟谣，但由于“辟谣阅读量永远赶不上谣言阅读量”的定律，因此每投放一次就会收获一定比例的信众，割一茬智商税，而敌人的成本微乎其微，只不过动动手发发推和fb而已。
　　因此，这部分信息，是墙要挡住的对象之一。
　　那么，挡住这部分信息，给我们自己是不是会带来信息获取上的成本呢？
　　客观来说，可能会有一些。但由于现在4G、5G、视频软件、自媒体等的逐渐普及，带来了信息传播方式上的变化，很多社会事件会第一时间被人拍下并传到网络上。想要压下去越来越难，动用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因此，在现有的本土网络内部，信息的传播也变得越来越“清明”，政府也逐渐改变思维，去迅速回应网络舆情而不是去压。
　　当然了，中国非常大，思维改变需要时间，肯定也有部分官员首先想到的是压，但是总体上，情况正在变化。哪怕和几年前相比，政府部门对于微博热点事件的反应，也快了许多。这样的标志性舆情处理事件多了，现实收益和成本的比例自然就会教育更多的官员，在自身利益驱动下改变处理舆情的方式。
　　因此，即使屏蔽掉境外这些同类信息源，对大陆的社会公平公正和舆论监督，也慢慢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了。而且，境外敌对势力的政治攻击性目的很强，几乎大陆的每个社会热点，经过他们手里一转，都要添油加醋进行扭曲夸张，作为攻击体制和国家的武器。经常翻出去的网友对此应该感受颇深。因此，这样的加了毒的面包，扔掉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毕竟我们自己的面包也是逐渐提升质量越做越好的。

4、真真假假的高层秘闻、历史。
　　这种东西攻击性和政治性是最明确的，而且由于其难以验证性，攻击效果非常好。编造的细节多了，八卦写的惊悚刺激了，总会有一部分信，毕竟人类天性都喜欢吃瓜，这部分人对于敌人而言就是白赚的。
　　这部分信息如果屏蔽掉，对大陆有损失吗？理论上来说，或许会减少一点监督性。但从实际效果而言，放到敌人的角度思考：我编一个高层秘闻故事，比我真正去了解事件原委，成本要低的多，而且后者往往不可能做到。而且对大陆又如此仇恨，编造谣言的动机就非常足。因此实际上根本无法实现监督目的，只会沦为境外敌人打击异己的工具。
　　这部分现在是被墙屏蔽的。屏蔽掉之后，对大陆民众的信息了解效果影响很有限。

5、附带性信息
　　比如一些知识平台和搜索引擎，本来其中大多数内容是正常的。但是平台和引擎可能会通过关键词搜索引导到一些不受控的第三类和第四类信息上，又不愿和大陆合作去精细屏蔽。因此整个平台或者搜索引擎在大陆就不能用了，这会带来一些附带性信息的损失。
　　其实对墙有看法的大陆群众，大部分是对这一部分附带性信息的影响上产生的。

6、“黄赌毒恐骗”类非法信息
　　这部分境外网站内容，由于违反中国法律，被墙所拦截。

　　上面六个部分的信息分类讨论完了，那么，随着中国的继续发展和西方的相对衰落，墙的最终结局会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二类信息目前没有拦截，先不去说它。第三类信息最终会由于失去威胁而被放开。
　　为什么呢？
　　因为这部分是“社会事实类”信息，也就是说，如果造谣，也要造的像个符合当下社会状况的事实。
　　谣言是如何起作用的呢？它需要暗合受众的潜在认知期望，觉得有较大概率可能是个事实，至少不突兀。
　　比如，你现在造一个谣言，说某某地方出现了一个化工厂爆炸，再来个开局一幅图，内容全靠编，也会有很多人相信。因为现实中确实听到过这类的新闻。
　　但是如果你编一个谣言，说一个台湾人在深圳火车站吃泡面，还加了茶叶蛋和榨菜，被五六十个人大陆人围观。这就不但不会有人相信，反而会被官媒主动转过来公之于众当笑话讽刺一番。
　　但是如果这第二个谣言是八十年代流传过来的，就有不少大陆人会相信了。
　　这说明，”社会事实类谣言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去满足受众不断改变的对社会的潜在认知期望，如果偏离太大，谣言就变得没人信。
　　受众的认知是什么，是社会意识啊。它是受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中国工业化升级、社会硬件提升、环境变好，过去的那些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逐渐变少甚至不为人知，这些就会潜移默化改变受众的潜在认知期望，改变他们对社会的印象。
　　最终，当二三十年之后，中国完成崛起取代西方之后，中国社会会比西方社会更加完善和舒适。这个时候，那些低级的“事实类谣言”，即使造出来，也没多少人相信了。
　　有人会说，即使如此，但那时的中国社会仍然远远不可能完美，仍然会有各种负面事件啊。
　　没错，但别忘了，那个时候，这些负面事件就对“国民对体制制度的信心”没有明显威胁了。一来一个发达的社会，负面事件的绝对意义上的恶劣程度会下降。二来，还有同行衬托。
　　你看就在昨天，美国还出了警察开车撞向民众的事情，有多少人会上纲上线，觉得美国体制要完蛋，要改革体制，实行什么双普选之类的？很少，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很多人都会去往体制上分析原因，讨论为什么体制内缺乏监督，导致了警察代表的公权力会肆无忌惮，会形成对根本体制的质疑。但如果发生在美国，这也就是一起个案而已。
　　这也就是微博上很多时候调侃的“国际互换，评论过万”现象的原因。领先的经济体有先天光环护体，负面事件比较不容易上升到体制层面的质疑。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思辨能力有限，不太可能真正分析很深，正确判断是否是体制问题，他们更简单的做法是：咦，你看世界第一和我们的政治体制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负面事件，很有可能是我们的体制不对所致啊！
　　但如果我已经是第一了，已经领先了呢？这个时候前面就没有借鉴对象了。公知要提出改变体制，就要真正去自己设计开发新的解决方案，这就很考验真本事了，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偷懒，伸手一指大洋对岸：学他就行了。
　　因此，这个时候，第三类信息已经没有管制的必要了，它一部分会沦为“茶叶蛋”类的笑话，一部分会随着受众心态改变而不再被制造出来，一部分会变成被人熟视无睹波澜不惊的常事，当然也会有一少部分会引发社会波澜，但也只不过是一个个例而已，对体制已经不再构成有效威胁了。
　　这时，放开这部分信息的屏蔽可以获得姿态和面子。此时收益和成本的天平发生了新的倾斜，新的决定自然也会相应做出。

　　至于第四类境外信息，随着中国崛起，一部分会与第三类相同：既然中国届时已经是世界老大了，重新定义了普世价值。而且是在自1949年以来的短短一个世纪内完成的从历史深坑之底到巅峰的巨大飞跃，那这一个世纪以来的高层在民间的基础评价就必然不会太差，必然是以正面形象为主，甚至其中还会不乏被民众认为是英雄形象。这也会形成一个受众的“潜在认知期望”，你谣言编的距离这个期望过远，是不容易被人接受的。
　　其实最近二十年的网络舆论变化也已经能看出这个趋势了。新中国的历代领导，总体上的评价都是随着中国崛起而水涨船高。过去一些不被理解的决策，随着新事实的出现而被民众认可的例子，也逐渐变得多了起来。
　　因此，第四类信息对体制的现实威胁性，程度上会逐渐下降。
　　当然，可能还有极少极少一少部分第四类信息，爆出了某些事情，即使在未来也是丑闻。但这一部分信息非常少，只需要对其进行精确控制就够了，不需要专门弄个墙了。
　　比如美国高层精英，真正有杀伤力的消息，完全可以控制媒体压低热度不去讨论它，或者慢慢拖着就过去了。哪怕是像爱泼斯坦这种恶劣的事，就算美国老百姓人人知道有猫腻，又能怎么样？我大美利坚是世界第一，是现有普世价值的解释权拥有者，外国谁敢用这事来搞我？不想混了？只有我搞你们的份，哪有你搞我的份？至于对于国内，也好说，人们很快就会忘记的，毕竟各有各的生活，而且你就算觉得我不好，放眼世界，你看还有比我更好的吗？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用川普的话说，你觉得不好，可以走啊。
　　所以，中国崛起之后，第四类信息也会失去绝大部分威胁力，与放开相比的收益而言，决策天平会做出新的倾斜。

　　而第五类信息，本来是由于对第三和第四类信息的屏蔽所连累，因此这部分的屏蔽也会被取消。这样，键政圈意义上的墙，就由于不再有意义而基本不复存在了。

　　第六类信息涉及到治安，屏蔽可能仍然会保留或部分保留。但那对普通公众意义不大了，是另外一个话题。

杨弘

台湾颜元叔先生在1991年写过一篇文章《不容洋奴作上宾---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相信很多人都读过。虽然以2019年的视角看有些细节内容可能不再太合时宜，但作者的眼光还是很长远的，要知道，那还是很多中国人对国家未来前途很迷茫的1991年。

------

两年前读到王晓波兄痛斥索拉兹与台湾“索奴”的文章，读得我老泪纵横;今天读何新先生的大文，痛陈我中国之立场，也读得我泫然泪下。

我是不会为“凄凄惨惨”流泪的，更不会为“星星心心”流泪——父母86高龄寿终正寝，我亦流泪不多——唯独为中国的命运，为中国的近代史，为中国当前的挣扎、奋斗与成就，我有流不完的悲痛泪，流不完的兴奋泪！

信不信，我为亚运183块金牌，也情不自已地流泪——无他，别无他因，只因为我们中国太需要成就，太需要 出人头地的成就!“驱除鞑虏”已往矣——大家都是中国人了一一惟独“振兴中华”，则“同志仍须努力”!

而40年来的中国，虽说走了一些弯路，但是除非是汉奸、除非是洋奴、除非是鲜廉寡耻的“烂香蕉”(这包括那众多的心灵被 西方殖民的华人知识分子在内)，才会说40年大陆还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说长江变成黄河(这是我的一位已入美籍的高中老同学亲口对我说的，而他既未去过黄河，也未去过长江)，说黄河变成“黄黄河”(而事实上“黄河的水变 色了”——见年前台湾某报“大陆新闻”)，说漓江变成一条泥水沟(去过漓江的千万台胞，是吗?)!老兄，你依在美人篱下睁开瞎眼说瞎话，你完全背离事实，完全盲目于真相(他哪里都没去过，只去过昆明)!地球只有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你这么糟蹋你自己的祖国，你究竟是“人”还是“狗华人”?(我当即把这个来访的老同学——老汉奸!——赶出我家!真的赶出去。我家不容洋奴为座上宾!)

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国的前途不在台湾(什么叫做“台湾经验”?可笑!)，中国的前途不在港澳(殖民地岂是民族复兴基地!但大陆一民运人士竟然认为“中国被殖民才能现代化”，疯子!不过他已自称“疯狗”!)中国的未来不在海外华人 ，不在舔洋人后跟的学运民运小丑，中国的前途在中国大陆，在那11亿心含“鸦片战争”之耻，心含“八年抗战”之恨的中国人身上！

他们衣衫褴褛地制造出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他们蹲茅坑却射出长征火箭，他们以捏泥巴的双手举 破世界纪录，他们磨破屁股包办12面亚运划船金牌，他们重建唐山而成联合国颁奖为世界模范市……同胞们，他们为的是什么？没有别的︰他们爱此“中华”，他们不能让“中华”再陨落！

为什么美国人那么爱美国，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爱日本，为什么有些中国人就不爱中国?走向“世界公民”(可笑的痴梦!)的美籍华裔“烂香蕉”，你们说说看，为什么中国人不能爱中国而被视为“沙猪”!要爱中国，不再只是口号 ，不再只是情绪，而是要像大陆40年，苦心孤诣胼手胝足，不仅流汗甚至流血地干干，干，干！把大庆油田打出来，把北大荒垦出来，把葛洲坝拦江筑起来……

难以屈指的各种建设，无数的建设，把中国建设起来一一这才是爱中国！而中国已经被热爱了40年;她将继续被热爱，被那群建国者，真正的建国者，所热爱!(我手边这部大陆编《新英汉辞典》，这部大陆版《辞源》，编得如此周全，印制如此精致，细小的铅字用放大镜看都划划清晰，而且从来没有看到一个 错字︰我为他们的心血表现而发抖!我们可以把这两部辞书掷在以精致称着的日本人的辞书之侧，而开始不觉愧色——而我们台湾，40年来，哪部英汉辞典不是翻译剪贴自日作!惭愧哪，台湾经验！).

一辈子吃两辈子苦的拼搏

大陆上的人说，他们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痛心的话，悲痛的话，却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话。

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何新先生说，90年前中国落后西方百年，40年后还落后10 年20年(基础科学若干部门已与西方比肩，甚至超前!)，这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苦的成就么?40年前中国参加奥运亦总是扛着零蛋四，40年后中国的奥运成绩虽未称霸世界，却已称霸亚洲。谁敢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1991澳洲世界游泳锦赛，中国得金牌八面，突破中国人，乃至亚洲人，从未得游泳世界金牌的纪录!且一举夺得四面。另四面为跳水金牌，六得其四，跳水金牌早已为中国包办。壮哉!中国人!)这就是“吃两辈子苦”的成就!

我的老同学傅孝先留在大陆的姐姐，搞化学研究的高级科学家，52岁就死了，是活活地给研究工作累死的!累死，多值得的死！她不累死，千千万万的她与他不累死，中国科学怎么迎头赶上西方!怎么出人头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建设文明文化也是要死人的——尤其是要“超英赶美”搞建设;而不“超英赶美”，永远跟在英美之后吃英美屁，中华怎么振兴，中国怎么出头!

所以，40年来，中国大陆是“炼狱”。什么是“炼狱”？就是经过火的洗礼，能够升人天堂。

中国过去40年的苦难，是“炼狱”的苦难，是有提升功能的苦难，是有建设性的苦难，是追求成就的苦难——就像你要考上台大而一年不看 电影的苦难程度不同，性质则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苦出头来的中国人，如今在人类中已经崭露头角了。所以，40年的苦难不是负面的、消极的、毁灭性的;它是中国的大蜕变——政治蜕变、社会蜕变到精神蜕变(现在的中国 人不再是“差不多先生”，而是竞泳则争半掌之长，射卫星则出从不出毛病的“精准先生”)。

而我们在台湾，侥幸而不侥幸地躲过了这场“炼狱”的煎熬，40年隔岸观火躲过了这场火之洗礼。就个人的福利言，我们是幸运者;就重建民族国家的责任言，我们是十足的逃兵!我们就像肢体残障者站在路边，看着一队队的男女好汉走上战场，看着他们她们的尸体被抬回来，或者看着她们他们流血呻吟地爬回来，裹好创伤又冲上去——而我们呢，隔岸观火;而他们呢? 他们拼搏，他们打仗，他们打的是我们的仗，打的是150年来的民族复兴之仗，打的是为全体中国人争一口气的仗!而我们呢，我们还在讪笑他们的厕所没有门，讪笑他们的所得低，甚至视他们为仇敌!我们究竟是什么一群没有良心的市侩，一群没有人性的畜牲?

“中国之光”中国人共享

然而，一个民族国家的羞辱，像雾一般落下来，无可取舍，你非承受不可。(就算你人了美国籍，认同美国，为美国去中东对海湾作美帝侵略之战;你若战死，你的讣告中仍然是“美籍华人”，而不会像别人一样，“美籍美人”!何 必骗自己啊，昨日今日以及今后的参、五万日，民族主义还是当令的食品，不认同自己的民族只有做异族之奴!)同理，一个民族国家的荣誉，也无可取舍，它会像太阳一样，你非被照射到不可。中国今后的光荣——苦尽甘来的光荣— —你是无法拒绝而非接受一份不可，连反中国的中国人也将同浴于中国的光辉中!这就是说，我们在台湾的中国人——管你是“台独”、“独台”、或统派、或无党无派——一旦生为中国人，今后你将分得一份“中国之光”——虽然我们没有为这“中国之光”之诞生做出什么贡献;无功受禄，我们实在太侥幸!侥幸之余，我们至少要“吃果子拜树头”吧——总不能吃了果子，又对那棵树冷嘲热讽或视之为敌吧。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肥心症，象皮病!

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简单得只一个字︰干，干，干!多加三个字︰苦干，实干，硬干。因为中国缺乏的就是成就，要成就只有干。

干，说来容易做来难。个人想干，个人有惰性;团体想干，团体会涣散。这时候，你自己摆脱不了惰性，就得有人鞭笞你;团体反侧于涣散，就得有人严加管束。其实，就像你考大学，你自己督促不了自己，就得有师长有父母在后面鞭策——甚至补习班鞭策也是应该，假使你想考上大学——而考上大学就是一切!就中国言，建设国家就是一切!于是，在中国的问题上，你就知道为什么有集体主义之必要，社会主义之必要，权威专制之必要！

当然，假使中国有一万年的悠闲时间来完成她的现代化，那么一切慢慢来，随各人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一万年做不成，十万年总可以做成吧。可是，中国原已落后，而这是一个竞争白热化的世界，我们哪能悠闲，哪能慢慢地slow boat to China!我们不仅要快，而且比别人快;不快不足以竞争，不比人快不足以超前——至少迎头赶上。这就更显出专制、集体、极权之必要!因为，只有这种精神，这种体制，才能团结一切的人，团结一切的意志，一切的力量，众 志成城，万众一心，处处攻关，力成大业。

就算是西方人笑讽中国人是“蓝蚂蚁”︰我们为建国却必须做“蓝蚂蚁”，必须是千千万万的蓝蚂蚁，像蚂蚁一般单纯一致，才能造就出比我们个人大千千万万倍的大堤坝。再造中华，必须是每个人捐弃一己之见，乃至捐弃一己之身，为的是中国这大堤坝之建成。要讲求个人意志，要讲求个人欲望，个人利害，必然是蚁群四下溃散，永远建不成任何东西!而中国就是要建设，要成就——中国要改写《大英百科全书》——君不见现在“大英”的文明文化榜上中国有几人!

自中国近代史中解放

就是为什么，为历史上此刻的中国，我胆敢高呼︰反民主!反自由!反西方民主!反西方自由!

抽象地说，自由民主绝非绝对之善；而落实在历史的流程中，对此时此地的中国，它们是相对之“恶”！因为，自由只会使中国涣散，民主只会使中国崩溃。有人也许会讥诮︰中国人为何如此可怜，竟然承受不了自由民主之“福”!我要反问以这种西方价值为人生价值的人︰自由有什么了不起!民主又好在哪里!日本、德国如今又称雄，是它们的民主自由超过英、美? 英国如今衰微了，是它的自由衰微?民主衰微?美国今日超强，是它的自由超强?民主超强?而美国的自由民主扩散开来，正好变成美帝国主义的原动力!不是烟草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台湾怎么变成美烟的垃圾场!“鸦片战争”还不是一个君主立宪笃信基督的英国做出来的“撒旦之战”!而最重要的关键是︰这些东西对中国有什么好处?这些东西能帮助中国达成中国的历史目标?

曾经有学生问我︰老师，中国民主重要还是强大重要?我说︰废话，当然强大重要。 中国若不强大，而中国自由民主了，中国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中国不还是清末民初的中国，不是次殖民地的中国，不是“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中国!所以，中国人必须以一条裤带束紧千万亿腰于，中国人才得解放——自中国近代史中解放！自列强的囹圄桎梏中解放！

西方人是充分了解这11亿“蓝蚂蚁”的可怕，这11亿众志成城的“蓝蚂蚁”的可怕，于是他们用“自由民主”的口号，企图分化我们，打散我们，划割我们，制造我们的内在矛盾，让我们自己互相抵消——因为，拿破仑早已叮咛他们， “让这条龙睡吧，他一醒来，西方世界就麻烦了。”可怜可鄙亦可悲那些学运民运小蠢才，连这点简单道理都猪油蒙心看不透，一味地接受西方价值，试图分裂中国，为西方的终极利益服务……让西方继续为世界之主，中国为奴——而尚自以为是为了“爱中国”。

我告诉你们︰当西方人对你翘起拇指叫“好”时，你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除了你们这一小撮牛油蒙心的小丑之外，天下任何聪明人都深知“人不自私，天诛地灭”;而为国自私，更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当行本色——美国人更是如此。(某教授说︰“美国大众传播是美国利益之文化手肩。”——信哉斯言!而美国大传诸君子女士时时自诩为超然的自由派!欺己欺世!)世界已被西方帝国主义dondnate二三百年，洋奴们，心头被殖民的洋奴们，香港的“英奴”们，难道你们的“婢妾惰性”如此深重，如此安于为奴现况(whatever is risht?)，不也想换换主子，让中国人骑在世界之屋脊上!?

为中国伸冤，为中国宣告

何新先生拿那个日本教授作谈话的靶子(东洋亦是中国之敌)，长江大河似地滔滔不绝，他所谈的细目有些专门得超过我的门外汉了解，但是他的大意，是为中国辩护，是为中国伸冤，是为中国宣告，总的而言，正如他自己所说︰一 切就是为了“爱中国”。他的这个基本立场，赢得我最深的敬佩，最大的认同。

从纵的历史上看，从横的国与国的相对关系上看，中国的未来必能使“爱中国”的中国人，不再是孤臣孽子式的悲剧人物；“爱中国”的人，中国的命运必会使他们变成崇高的喜剧人物。说真的，经过150年的衰微，中国还会继续衰微?经过40年火浴的中国，已经走上复兴之路，除非是山崩地裂，这条路中国一定会继续走下去!中国已经强大，明日的中国若不更强大，那么天就不成其为天理了。

反省我的爱国情操，似乎浓得近乎疯狂;其实，我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是一个识时务的人而已。历史大趋势这么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我跟着它走，实在只是大潮流的跟屁虫。但是，我乐于做这么个小虫子，因为今后中国的这个历史命运之完成将正是我一生梦想之实现。我如今是每天喜悠悠看着中国把世界金牌一块块摘下!

【《海峡评论》1991年第2期】

杨弘

为什么西方民主理论听上去很美，但实际执行时经常走样？

    首先，我理解很多自由派的想法，按照民主的传统理论：人民有选票，那么政客就要讨好人民，所以肯定会在监督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党派争相制定好的治国政策，竞相吸引选民，选民在中间选择一个最优秀的，其他没选上的负责监督这个执政党，这样国家就能始终处于最优的政党领导之下，也就蒸蒸日上了，对吧？

    听上去很完美，但是这只是理论、理论、理论、理论，和实际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尤其是在非西方国家中间。

    漏洞出在什么地方？在于政客获取选票并不一定非要“制定并实行好的政策”，或者说，通过“制定并实行好的政策”这种方式来获取选票，成本太高，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捷径来得到选票。

    拿印度来说吧，你是印度教的选民，一个伊斯兰教的候选人和一个印度教的候选人，你会选前者吗？几乎百分之百不会！如果我是这个印度教的候选人，我需要“制定并实行好的政策”吗？完全不需要啊，我只需要强调我的印度教背景就足够了，同理，对方的候选人也是如此。

    民族问题也可以拿来说事，甚至我还可以通过强化族群对立，来打造我的铁票区。

    除了这个之外，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也可以用来操作，这点在中国也是如此。我举个例子，假如现在中国实行全民选举了，两个人在对毛泽东的认识上有分歧，一个说毛泽东是民族英雄，一个说毛泽东是恶魔。好了，现在如果让各位混时事论坛的网民投票，大家觉得就凭各位在论坛混了这么久的认识，绝大多数人还会去仔细分析这两个人的具体产业政策、就业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政策等等的治国优劣吗？仅凭对毛泽东的两极认识分歧，就足够让他们分成两个阵营来投票了！

    台湾的蓝绿，实际上就是这样。只不过这里的毛泽东换成了蒋介石，换成了228，换成了台湾主体论。

    而在中国，能够引发意识形态分裂的，何止一个毛泽东？偏自由还是偏民主还是偏共党，亲美还是亲日还是自主，怎么评价1840-1979年的大大小小历史，少数民族区域的民族意识，宗教意识，这些引发意识形态撕裂话题多了去了。

    这个时候，谁还去在意什么治国理政的实际工作？有这么轻松的通过割裂意识形态来获取选票的方式，不用不成了傻瓜？

    西方的所谓多党选举，其实有非常苛刻的前提条件限制，你可以看到，只要不符合这个前提条件的，民主化后，原有的裂痕不但不会消解，反而会更加扩大和撕裂。

    这个条件就是：国民中不能有根本性的意识形态裂痕分歧，或者虽有分歧，但其中一种的拥护人数要占据绝对多数。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两党或多党选举时，大家才可能就事论事，心平气和讨论具体事务，而不是互相用意识形态攻击、强化身份认同的方式和捞取选票。

    例如，台湾有统独分歧，这是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分歧，所以两党都不干事，天天用统独来扯皮。不是他们不想干事，而是干事换不来选票，远不如高喊“爱台湾”、“KMT卖台”之类的口号让选票来的快。

    而韩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朝鲜经济太弱，对韩国国内政治没有这么强的磁吸效应。

    西方国家，目前基本上都还算符合这个条件，基本上是白人+基督教为主体的结构，所以西方国家目前还算平稳。

    但是，随着欧洲人口、宗教结构发生变化，未来三十年，恐怕也未必能够符合这个条件了。

    美国，随着拉美裔人口、黑人人口比例（主要是前者）急速增加，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在未来三十年内的比重也会降低。

    届时，这两个地方都会出现种族或者意识形态方面的两强或多强对峙，而不再是一种独大，到时候会发生什么，看看上面的分析就能想象到了。

杨弘

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欧洲在民主体制下如何才能脱困？

　　现在的欧洲，以希腊为典型，陷入了一个如下的死胡同：
　　财政入不敷出 → 无法支撑高昂福利 → 政府想要削减福利 → 选民有选票，谁减福利谁下台 → 政府不敢削减福利 → 只能靠借债维持 → 借债来钱，无法用于科技和产业提振，而优先要还利息和支付高昂福利 → 既无法开源，又不能节流 → 财政更加入不敷出。
　　而这个死结中，选票是重要的一道锁。任何有责任心的政治家，试图打破这个死结的人，都会被选票弄下台。

　　这样的欧洲，怎么办？
　　之前，欧洲借助着自己的科技领先，为自己攫取了巨额红利。然后就开始了以民主手段坐吃山空的阶段。拥有选票的选民一再　　提高福利待遇，降低工作时间。

　　在这样的选举氛围下，政府的巨量资金不是投入基础设施、科技进步、产业升级，而是大量投入无底洞的福利中，哪怕国家的财力根本无法支撑这种福利。钱不够就借债，借债还不上就借新债还旧债。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欧洲的技术优势被一层一层揭下来。以往那种欧洲轻轻松松弄点现代科技产品，就能全世界圈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谁会想到，曾经的“世界工厂”大英帝国，中国领导人去向他们推销核电技术，而卡梅伦向中国推销什么呢？种猪和猪的精液。义新欧铁路开通，火车从中国义乌满载工业品到西班牙，拉回来是什么呢？葡萄酒、橄榄油、火腿等农产品！因为西班牙实在是拿不出太像样的工业品跟中国交换了。

　　在科技领先，科技优势能够从第三世界换回超额利润的时代，大家民主你好我好大家好，一起大秤分金，政客派发高福利，百姓用选票让承诺高福利的政客上台，一片其乐融融。这个体制尚可以支撑下去。然而，如果你的科技不再领先，或者说仍然领先的部分，不足以换回能够给欧洲人提供高福利的钱的时候呢？这个体制还能继续稳定存在吗？
　　欧洲想“再工业化”？不可能了。习惯了蓝天白云海水沙滩的日子，让欧洲人节衣缩食，重新回到工厂里去？把资金大量投入到工业化中？谁敢提出这种政策，他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要滚蛋！
　　民主体制已经成为了一把锁，而这把锁的锁眼已经锈死了，它锁死了欧洲文明的未来。就像一百五十年前的大清帝国一样。这样的体制已经无法自我改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曾近辉煌的文明滑向深渊。
　　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所有的步骤都是公开的，就像上面列举的一样。有的欧洲人可能对上面的过程很清楚，但清楚也没办法——作为一个整体，欧洲人民已经不可能同意任何政客把选票和选举权从他们手中剥夺走了。
　　中国就像一个巨型的粉碎机一样。通过自己强大的工业能力，碾过一个又一个的“发达国家”，与它们争夺原材料、矿产和世界市场。它们的工业品在世界范围内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有竞争力，它们再也挣不到像以前那么多的钱，它们通过靠向民众派钱来维持的民主体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终将枯竭。
　　中国也许不会很快变富，毕竟中国这个“澡盆”太大了，要让13亿人的平均水位上来，需要吸过来巨量的水量，才能做到，这需要时间，而且取决于这颗星球上的生产力和资源所能提供的“总水量”。
　　但是，中国的发展，却可以让曾经的“发达国家”更快变穷。像欧洲大部分小国这样的“试管”，虽然水位很高，但水量并不大，中国把它们吸干，自身水位增加不了多少，但试管自己就空了。
　　希腊这种基本上没有任何先进技术的“伪发达国家”，是这个庞大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接下来，就是稍微有一点技术，但远不足以支撑自己福利水平的“伪发达国家”，例如西班牙、意大利。哦，忘记说了，意大利的电网，现在35%的股份，已经卖给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了。西班牙也有不少资产被中国公司所收购，为了卖钱发福利，这样的事情在未来几十年内，将是一个常态。
　　再接下来，是有一定技术实力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往往有“一招鲜”，如挪威、瑞典这样的国家，最后是像英国、法国这样的坐吃山空的大国。而德国面对这么多猪队友，是不可能把它们都拽起来的。
　　欧洲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必然会有大麻烦。因为这样的体制已经无法长期维持了。有钱的时候，大家之间的利益矛盾不会太尖锐，可以宽容，可以仁爱，可以心态平和，可以做到马路不闯红灯，对一些问题也都能一笑了之；但当没钱的时候呢？

杨弘

大翻译运动是一场非常滑稽的文化隔阂闹剧，太君和高华双方都无法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
只有学过马哲的国内网友能居高临下以三维看二维的视角，明白这场闹剧的可笑之处。

高华的思路是：
1、我把中国网络上骂美国的消息翻译成英文，让美国人看，这样美国人就会生气，就会排华，就会去把中国干掉；
2、我把中国网络上对中国不满的言论翻译成英文，让美国人看，这样美国人就更能知道中国是虚弱的，从而变得对打击中国这件事更有信心。

可惜这两种思路太君都无法理解。
因为从太君的视角看，事情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高华几十年来一直存在一个疑惑：为什么太君不弄死中国。

在高华的叙事中，中国是这样一幅图景：
1、中国的一切都是造假的，中国没有任何科学技术，没有任何原创能力，顶多就是买来的，太君一断供就全完了。中国教育全是洗脑，
2、中国国内没有人真的拥护阿共，都是装出来的或者被迫的或者是被洗脑了。而被洗脑的原因是他们不知道“真相”，只要知道了“真相”，那么这部分被洗脑的也就会幡然悔悟。所以四舍五入就是没有人拥护阿共，打起来都会争相带路。
3、中国非常不稳定，只要美国动动手，日本韩国蒙古越南英法德俄美意澳一起上，分分钟就要解体的。你如果不认可这种判断，那说明你还不知道“真相”。
4、中国非常稳定，因为大多数人都被洗脑了，而“真相”是破除洗脑的利器，只要美国公布中国贪官在美存款，中国就完蛋了。
5、中国军事力量非常、非常弱小，连台湾都打不过。什么航空母舰，什么导弹，全都是造假的，是吹牛的，四舍五入基本就等于不存在。你如果不认可这一点，那你就是被“厉害了我的国”洗脑了。

所以，在高华看来，太君要弄死中国，简直是一件分分钟，动动小指头的事情。

但是太君几十年来一直都没一巴掌拍死中国。高华对这件事感到非常非常不可理喻。

终于，他们想到了一种可能性——会不会是，我是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其实太君并不知道中国人有多坏，不知道中国人多敌视美国。太君太善良了，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啊！对，一定是这样的，这是唯一的解释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翻译中国人的话，转成英文，告诉太君啊！
这个主意太聪明了，之前咋没想到呢？

太君则不这样看。

我之前写文章说过，就中美关系而言，中美两国的敏感点是不同的。
中国的敏感点在于对中国体制本身的攻击，但中国不太在乎对美国的单纯赞扬。
美国的敏感点在于对中国体制（也包括中国的各种相关）本身的赞扬，但不太在乎对美国负面现象（深入批判体制可能除外）的表面吐槽。

中国政府是保姆式的无限责任政府，对大多数批评都会有“得解决”的焦虑，都要去尝试处理。如果暂时解决不了，就可能会面临各方压力。所以在中国互联网上可以看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观——几乎隔三差五网络上就会出一个热点，然后就会要求政府出通告，然后大多数情况政府果然都要出通告，然后网络上再对通告本身是否满意展开讨论。

这是中国所独有的“全过程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围观改变中国。世界上其他地方很少见到这种“怪异”的画面。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政府都是通过多党选票选举上台的，而选票选举上台，就意味着是走了“我们可是你选出来”的流程，就盖了章了，就是民主的。那么既然已经被盖章认证是民主的了，自然也就不需要在意民意了。类似于高考完了，书就可以撕了，至于四年后，那是四年后的事，下台又怎么样，反正又不是没有门阀和旋转门。

“西式民主”就意味着不需要负责，民众没有一个“抓手”——政府是你们自己选出来的你不高兴可以四年后再选嘛，而资本和你一样是老百姓所以也不需要向你负责，那么你对社会不满，该找谁去解决呢？找不到这样一个对象，所以社会就比较稳定——中国街上有打人的可以去让政府治理，那每年几万起枪击该找谁负责呢？没有人需要负责，都民主了，你自己就是主人，政府都是你自己挑的，还打算找谁负责？
没有改变的抓手，这社会就很稳定了。

但现在，大翻译运动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遥远的东方，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活法。凌晨两点的烧烤摊一次很不起眼（按美国视角）的打架，居然能让全国震动。政府可以迅速响应民意开展行动综合治理打击犯罪。那美国媒体口中的这个邪恶红色帝国的平时治安得好到什么程度啊？那这是不是美国统治阶级一直在欺骗我们？虽然现在大翻译的影响力还很低，但以后呢？

美国社会稳定，一个原因在于民众自认为天朝上国，不认为还有比自己的社会制度更好的竞争者，所以就算被毒打了，也会想：虽然我被毒打了，但是我已经是最好的了，摸摸鼻子算了吧。
而中国社会则不会这样想，因为过去一百多年西方一直是巨无霸般的存在，早就习惯了稍微一点事就要上升到体制是否正确的高度上。

所以，美国可以容忍表面化的吐槽美国不好，只要不让美国人知道制度竞争者的存在，那么美国人就算再吐槽，最后也得回到“唉，我们已经是最好的了，也许这就是生活”的思维上，也就不会想到要改变。也就不会有中国人那种动不动就“体制问题”的思维。

而大翻译，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种中美两国人民“间接交流”的途径。中国并不怕这个，因为几十年来中国公知早就编了无数鸡汤，“美国霸气小护照、德国良心下水道，全民医疗索马里，俄国白送房一套”早就通过各种纸媒和电子媒体深入中国人人心，而这些编出来的猛药远远比国外现实描述的更美好，早就打了充足的疫苗，都已经进入产生抗体的阶段了。因此再交流也不会产生“哇，美国这么好，阿共以前都在骗我们”的断崖式震撼了。

但美国，那可是一片对中国无知的蓝海。如果中国和美国民间真的能交流起来，过去美国所苦心打造的信息茧房，就会面临失效的危险。如果让美国人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和政治制度，而不是信息茧房抹黑的那样。再叠加上身边日常看到的社会治理溃败现象，就可能会开始胡思乱想，这就有些令统治阶级不安了。

过去是没得选，所以能忍，但如果知道了有个“三体世界”的存在，那会怎么样呢？他们能不能解决我们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呢？如果能，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们该如何改变？

扭曲的交流也是交流，由于过去太君打造的信息茧房过于密不透风，因此这种来自东方的扭曲化的信息中，也能透露出一些统治阶级害怕让人知道的内容。

所以，我希望大翻译以后能继续做下去，直到太君受不了掏出大卡车为止。

杨弘

键政二十年——一些个人习惯、体会与经验
2022.8.28

今天有点时间，写一下二十年来积累的一些关于键政的个人感想。下面这些内容，有一些算是经验，有一些则仅仅是自己的习惯。仅供参考，写出来并不代表要推荐其他人也这样做。

1、处理键政与现实的关系

从2001年开始上网以来，我秉承的原则就是：键政与现实生活的重合越少越好。最好是现实中我认识的人，没有人知道我在网络上的账号。
以前在知乎的时候，有一次把知乎账号告诉了我现实中的一位老同学，本来是聊到了关于台湾的时，就把我在知乎写的台湾三篇介绍给他了，事后就比较后悔。现在我的知乎号被封了，微博账号除了媳妇之外就没人知道了。
尽可能降低键政与现实生活重合度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键政本来就是一个容易得罪人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观点，这些观点可能和亲朋好友是冲突的。如果网络账号亲朋好友都知道，那么写有些键政文章的时候就可能有所顾虑，影响直抒胸臆，不畅快。
第二，如果二者没有重合，那么即使网络世界上的我陷入什么网友的舆论旋涡，和现实中的我没有任何关系，只要不触犯法律，那么就影响不到现实生活。网暴又怎么样，关掉电脑，即使不是一切都消失了，也能消弭掉相当一部分能量。这样能保证个人战斗力，减少后顾之忧。
第三，个人不太喜欢抛头露面，曾经有某谈话节目希望我通过视频讨论台湾问题，但是必须要露面，不能只出声音，权衡之下还是拒绝了。

2、减少个人信息的泄露

二十年来混过很多论坛，但有个习惯，每个论坛都使用不同的用户名和不同的密码，有一个纸质的笔记本专门记录这些密码。目的是降低别人通过收集不同平台的信息来推测勾勒出用户的完整图像。因此很多用户名其实都是随便起的，比如在知乎的网名叫常凯申，就是花了几秒钟随便想了一个就注册了。
在任何论坛或社交平台上都不发个人的照片、视频，详细身份资料或者可能被推断出关键性身份的描述。包括在微博的公开信息都随便填的，生日不是真的，只是年份相同。如果是拍周围景物的照片上传也要谨慎，有些东西需要打码或者裁剪掉，照片不要包含地理位置，不要包含住处周围的特征性景物。
未来是信息时代，个人信息一旦泄露，可能在网络上会永久保存，这点不能不慎重。
另外，如果要安装一些不太靠谱的APP，比如有时候想出去看看高华们又表演什么了。我找了一台旧手机，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这台旧手机就不要安装其他比如支付宝或者微信的软件了，是专门干这一件事用的，并将前后摄像头用贴纸全部封死。

3、和亲朋好友在现实中少谈政治

虽然我在网上经常发表各种时政观点，但在现实中和同学朋友同事几乎从来不说这方面的内容，除非是对方太过离谱才忍不住说几句。毕竟靠人肉辩论的效率是很低的，而且无谓破坏社交关系，还不如在网上发个帖子能影响到的人更多一些。

4、暂时不接广告

这一点只是个人习惯，微博一直有很多商家询问，但都没有接。原因是平时没什么时间，也很难分辨哪个广告靠谱哪个广告不靠谱。到目前为止，只保留了微信公众号文章最下方由微信官方自动展示的广告。
但这并不代表接广告这事就不好，如果没有收入的话，很多自媒体就难以把优秀的内容继续做下去。能接到广告说明有影响力，说明内容是受到欢迎的，至少是被人关注的，这是好事。

5、不论版权

这个重复了很多年了，我的所有文章都是可以免费转播的，是放弃全部权力的，甚至包括署名权。任何人都可以任意使用，甚至你把我的文章改成自己的名字发表，也是完全可以的，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能赚到钱（当然可能性很小），这钱也是你的，不需要对我有任何告知。
发表文章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享受传播过程中的乐趣。所以如果别人替我传播了我的观点，高兴还来不及，至于文章署谁的名并不重要。
这点和前两点有一定关联，个人更喜欢隐藏在幕后看着观点传播过程的那种感觉。

6、从不拉黑任何人

无论是在知乎还是微博，从来没有拉黑过任何人，从来没有删除过任何人在我发言下的评论。即使你在我的发言下骂我，我也不生气。有时候可能会争辩（这种时候也很少），但是不会删帖，连广告贴都没有删过。
有些留言被删可能是平台删除的，我个人从来不删。

7、接触各种观点

不拉黑任何人，一定程度上是我认为还是有必要接触各种各样的观点。哪怕是反面的甚至反动的观点，至少也能起到预防针的作用。知己知彼，这键政才能进行的下去。
铁血、凯迪、知乎、四月，包括后来的知乎微博，各种意识形态流派的阵地我过段时间都去看一看，至少知道各派都在说什么。从不拉黑任何人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当然，有意识地接触大量各类观点，最好还是在有相当的键政经验的基础上（比如十年以上），不然缺乏积累，没有成熟的价值观缺乏分辨能力，很容易被带偏：觉得今天A这样说好像也对，明天看到B那样说好像也没错。

8、对政治观点：有相信，无信仰
比如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但这并不是我的信仰。就像认可“太阳从东边出来”不能被称之为信仰一样，只是相信按照逻辑推演，会这样发展而已。
也就是说，我之所以形成今天这样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并不是事先找到一个用来信仰的“神”，这个神可能是共产主义，也可能是自由主义，也可能是美国，也可能是上帝，然后在键政的过程中去寻找各种事例来为“神”辩经，不断巩固这种信仰。
而是根据二十年来的所见所闻，加上逻辑推理和各种意识形态的碰撞冲击，最终“恰好”形成了目前的思想状态。
既然如此，那么如果有新的坚固事实，确实能说服我，那么我也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或者对其进行修正、补充。在这一点上始终是开放的。

9、最大宽容原则
这是我自己想出的一个词，具体来说，就是在键政的时候，首先应以最友善的原则来揣测对方的发言，除非对方自己明确了立场。
这个原则既有利于进行友好信息沟通交流，也有利于保护自己。
比如说，如果有个网友A在说美国多么多么好，另外一个网友B在吐槽中国的某些问题多么糟糕。
那么这个时候，能直接上去说A或者B是高华或者殖人吗？
不能。
以B举例子吧，他如果只是批评中国，比如抱怨核酸检测带来不便，你上去就说“你怎么不生活在美国去学河山硕呢”，那人家反过来一句“我说过我赞成美国的做法了吗，就这么容不下批评吗，老百姓抱怨两句还不行了？责任全在美方是吧？”，那你就会很被动。
正确的做法是，只以对方已经发表的观点作为判断依据，他如果只批评中国，而并没有拿国外做对比，那你也就不要“首先”提到国外，而是应也就事论事。往“最大宽容”的角度去揣测对方的发言，人家可能就是想单纯吐槽一下，没必要立刻就打到对立面。
除非对方自己的发言明确了立场，以“最大宽容”去揣测，也找不到什么合理的可能了，这个时候再去反击。
要么不击，一击就要中。事前就要想好各种可能。
同理，我也经常看到有些网友，其实大方面的政治观点都是相近的，本来算是同志，在跟帖的时候仅仅因为一个与主线关系不大的细节异议争论起来，最后变成人身攻击。这个时候如果一方能秉持“最大宽容原则”，就不至于闹到面红耳赤。

10、自己不熟的领域多听少说
每个人的知识面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如果不懂装懂，就容易露怯，或者误导别人，或者被别人打个措手不及。
以我为例，写的稍长一些的文章，基本局限在以下几个领域：舆论观察、意识形态、社会心理，再加上共产主义社会细节推演和台湾问题等几个小的方面。
在这些领域，感觉自己的洞察力偶尔还是能看到一些别人不太注意的角度的。
但在大多数场景下，我就是不懂的了。
比如历史，顶多只能到玩点梗的程度，基本上很少发过关于历史的帖子。
比如军事，虽然认证的是军事博主（不知道为什么新浪这样划分），但我对军事细节问题所知甚少，也基本不发言。
比如财经，我更是一窍不通，大概和微博上的财经博主水平差不多。
历史、军事、财经，这些都算是键政领域中很大一块，我都不太懂，或者说对其了解的程度不足以达到“输出长篇（≥1000字）”这个级别。
那在这些部分，我就只能是多学习，少说话。除非某个话题答案特别明显，自信能有90%的概率答对，那就稍微说两句。

11、应注意事实核查
很多键政初级网友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看到一份资料，特别和自己的键政观念相符合，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引为事实。
这个时候要特别警惕。
我偶尔也会犯这个毛病，因此如果用的是电脑，看到一份特别想转的新闻、史料、记录的时候，都会有意识地去先初步核查一下，没问题然后再转。
一定得控制住冲动，先做事实核查。

12、注意受众情绪
有的事实，你直白说出来，效果不一定会好，有的时候必须照顾第三方受众情绪，以一种较为委婉和受众较能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或者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表达角度就只能干脆不表达。
特别是一些很容易产生撕裂的话题上。当然，前提是你在乎受众情绪和表达效果。
这种话题目前倒不是很多，其中一个是性别话题。

13、心态平和
键政嘛，本来就是交流，或者应该看成是一种消遣——当然前提是不能违背国家法度和公序良俗。所以网络上有点什么口角，只要不是大是大非的立场性的，可以互相退一步，宽容一些。
也不要为了键政而影响到自己的心情，那就没有必要了。
有的网友上微博看新闻能看到自己抑郁，那这就得首先检讨一下自己的心态了。

14、逻辑与世界观保持自洽
很多键政初级网友，自己没有一套能自洽的逻辑和世界观，经常是说这个观点的时候，和说那个观点的时候，其内核逻辑是不一致的。
比如在网络上看到唐山打人这种级别的事件就觉得社会治安很糟糕自己可能是下一个，但同时看到有美国网友说自己身边都没死人的时候就觉得新冠病毒没什么了不起。
逻辑不自洽这种事，所有人都可能会有。我自己如果发现自己在某些事件上出现了这种苗头，就会整理一下思路：
1、两种观点是否真的有冲突，如果有的话，冲突内核是什么？
2、我是否需要放弃一种，而选择另外一种？
3、如果都接收，那两种理论的适用边界分别什么地方，其当前适用边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当出现什么新情况的时候，理论适用边界应该会发生变化？

15、不要被局部个例影响到自己对全局的判断，特别是这种个例符合自己期望的时候
键政的时候，一定，一定，一定时刻记住，不要被个例影响了对整体形势的判断。
尤其是这种个例很符合自己期望的时候。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穷台的，穷台之后，台湾的社会治安必定会恶化，会导致台湾人产生对当前政治体制的不满。
偶尔有的网友就会拿某个台湾新闻，比如凶杀的，乱伦的，治安的，来问我：这是不是说明台湾社会出现你说的那种变化了？
这是不行的，个例只能作为参考，不能简单用个例来论证整体形势，这是很多键政初级网友常犯的错误。当说某某事物好或者不好的时候，不是用宏观数字或者叙述，而是说出某个个案。但问题是就算这个个案是成立的，也不能得出整体形势是你想表达的状态。
当然，有的时候，个案也能作为对全局的判断依据。比如虽然这是个例，但其影响范围非常大，会上升到对宏观现状的冲击，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这样的。